北方人強悍無比，可是為什么卻懼怕南方？
今天就跟隨小編一起看看北方人強悍無比，可是為什么卻懼怕南方？感興趣的朋友一起來看看吧！印象中，中國北方人整體上要比南方人更強悍，而實際統(tǒng)計數據好像也支持這種判斷，因為整體而言，北方人身高高于南方人。 可是在歷史上的很長時間里，北方人卻都普遍對南方感到恐懼，根本不愿意南下，這又是為什么呢？
1、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解釋清楚蒙古人和南宋的戰(zhàn)爭。其實，蒙古人害怕的并不是南方人，而是南方的天氣和氣候。
大家知道，不僅蒙古人，就連契丹人、突厥人、韃靼人，這些北方的少數民族，也都是非常強悍的。
他們的強悍，是其他民族所不能夠戰(zhàn)勝的。
蒙古人的強悍，在世界上都是出名的，他們幾乎席卷了整個亞洲和歐洲，歐洲人甚至稱呼他們?yōu)樯系壑蕖?br />然而，在征服南宋期間，他們遇到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這個對手不僅僅是勇于抵抗的南宋愛國將士，更厲害的則是南方的天氣和氣候。
大家知道，北方氣候干旱少雨，而南方氣候濕潤多雨。從寒冷的北方，來到炎熱的南方，北方的士兵大多數是受不了的，多數人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
這一點，大家在曹操征討蜀吳聯軍的時候，可以清楚地看出結論曹操大軍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情況，整個軍隊幾乎失去了戰(zhàn)斗力。
當然，蒙古草原上的蒙古軍隊、突厥人和韃靼人，同樣害怕南方的氣候，他們的軍隊在征服南方時，同樣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士兵因為水土不服而引發(fā)的各種疾病。
這種情況，嚴重阻礙了他們進軍的步伐，甚至是讓他們無法前進，
所以，才會出現北方人強悍無比，卻懼怕南方的情況。
2、很簡單，就是不適應天氣和疾病。古代的醫(yī)療水平非常低，普通的感冒發(fā)燒都可以致命。北方人，比如蒙古人生活的蒙古草原氣溫很低，冬天零下二三十度。這種氣候相對不容易生病，因為細菌不容易繁殖。而且草原環(huán)境比較單一，人口又少，傳染病不多。但南方不同，南方氣候炎熱，北方人去生活會很不適應，容易感冒發(fā)燒。這還是輕的，關鍵在于可能干擾各種傳染病。南方人經過幾千年的進化，得了傳染病的身體弱的都死了，活下來的都是強壯的，身體也有了抵抗力。但北方人從沒有得過很多南方的傳染病，一旦得了根本就是絕癥。蒙古人和滿洲人侵略中國，都曾經大量死魚傳染病，就是這個道理了。
3、在說一個今人看來荒唐的故事：唐代大臣韋執(zhí)誼是一個很迷信的人。他從來不愿意聽到、看到嶺南地名，一見則閉目塞耳，以為不祥。升遷宰相后搬入新辦公室，墻上有地圖，但最初幾日忙于政務，未曾觀看。終有一日有了閑暇，仔細看來竟是嶺南地圖，遂大驚失色。未久果然遭到貶謫，而貶謫地正是崖州，即今海南三亞，一個今人趨之若鶩、以為勝地的地方，在韋執(zhí)誼看來卻是索命的地府。最終他在那里去世，享年不滿五十。
韋執(zhí)誼的所作所為在今人看來是無法理解的，但在同時代的人眼里大約是順理成章的。那時的嶺南在文人墨客筆下都是充滿神秘、蠻荒色彩的，風、土兩方面都絕無可稱道之處。今之讀者對這樣的描述往往習以為常，以為嶺南在彼時的確如此不堪，但是我們換個思維角度如何以南方(包括但不限于嶺南)為蠻荒之地的歷史文獻多半來自于宋以前士大夫筆下。
宋以前印刷術不發(fā)達，書籍傳播力度及保有量有限，寫書讀書傳書多是文人之事，故存在一個史料話語權問題：我們憑借那時的史料所看到的世界往往是受到北方主流文化圈士大夫們價值觀規(guī)訓過的世界，是他們眼中的世界。
大概也正因為如此，面對歷史上浩如煙海描寫南方風土的史料，我們會產生兩個疑問：第一，那些蠻荒是真實的嗎?第二，為何宋代以后南方形象大為改觀?
宋以前中國文化重心尚在北方，經濟重心雖然已有南移跡象，但南宋以前尚未完成，故漢唐階段北方尚可說全方位領先于南方。南方文化的落后以及這種落后帶來的自卑感導致南人在歷史文本中無發(fā)言權。魏晉之前南方文化本來式微，永嘉南渡之后雖然大有改觀，但所秉承者實際上是移植到南方的北方文化，梁武帝時南北方人士的一場爭論十分有趣，當時武帝派遣陳慶之護送元顥入洛陽。一路過關斬將的陳慶之曾與北魏大臣楊元慎發(fā)生過一場爭論，《洛陽伽藍記》卷二景寧寺條記載了陳慶之的話：
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
雙方爭論的焦點并不是南北方孰優(yōu)孰劣，而是誰代表了主流文化的正統(tǒng)。梁人雖然居于南蠻之地，但因為保留有北方傳入的衣冠禮樂而自認為勝于北魏。他們在意的是文化的正統(tǒng)，而這個正統(tǒng)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主流文化。對于南方風土，南朝人士卻少有關注，甚至可能會以北方主流文化圈的視角來看待自己所處的地域，比如顧野王，正宗的南方四大家族(顧、陸、朱、張)成員，大才子，但其所撰《輿地志》對于南方野蠻的記述卻與北方士大夫如出一轍，可見對本族本土文化的認識有時候是可以撇開生長環(huán)境、所處地域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文化的否定、胡適等人以西方他者視角來審視本國的思維模式與此異曲同工。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南方風土承受了北方主流文化圈許多的指責、誤解與偏見，中國南北方政治上的合一在秦朝即已實現，雖有反復，但至漢武帝平定南越、閩越時已基本定型，但是文化的統(tǒng)一、南北方人群之間的認同與接受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對于北方人來說，南方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地方，而有趣的是，這種恐懼竟然是可以轉移的，它并非無遠弗屆，一般來講只是集中在北方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區(qū)，表現為對各種神秘黑巫術、瘴氣、卑濕的恐懼。什么叫蠻荒之地?什么叫野蠻?有瘴氣、卑濕，而且熱衷于巫術，這幾乎成為南方的形象符號，猶如上世紀前半階段西方畫報中中國人的形象總是戴著斗笠、拖著辮子一般。
起碼自漢代開始，人們就認為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淮南鴻烈墬形訓》又有云：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眥，竅通于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彼時南方欠開發(fā)，醫(yī)藥缺乏，環(huán)境惡劣，再加上水土不服，的確有很多北方人來了之后生病乃至死亡。西漢時期賈誼被貶謫到長沙當了長沙王傅，但是始終懷著必死的憂慮：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史記屈原賈生傳》)為此還作了一首《鵩鳥賦》以示傷悼。
對卑濕的夸張恐懼實際上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是現實疾病的威脅，南方地方病比北方多，且多半與南方潮濕悶熱的自然環(huán)境有關;二是醫(yī)學理論的影響，濕氣乃六淫之一，因此人們對卑濕心懷恐懼，且直接與生死掛鉤;三是傳聞影響，由于南方是貶謫之地，今天能看到的許多有關南方的史料出自被貶謫到南方的官員之手，官場失意帶來的惡劣心情也是他們對南方充滿偏見的一大因素。也正因此，卑濕的問題被無限放大，成為攸關生死的大問題。
古人對卑濕的恐懼有時是過量夸張的，例如唐朝皇室有高血壓的家族病，而御醫(yī)們歸咎為太極宮卑濕，認為是濕氣導致，建議筑高臺居住，或者干脆營建新宮，此理論若成立，海南島豈不是滿島高血壓?但無論現代人如何哂笑，古人是把這個理論當真的，所以，濕潤的南方地區(qū)背負上了無盡的污名。
但是現實也可以規(guī)訓人的主觀認識，南方的潮濕是不是會導致早夭這樣嚴重的后果，結論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南方越開發(fā)，來到南方的人越多，這個認識就越來越動搖，西漢賈誼哀嘆長沙之卑濕，唐代張謂到了長沙了解實情之后，就諷刺賈誼夸大其詞。張比較賈之進步，實際上是唐比較漢之進步，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則是唐代南方的開發(fā)比漢代更加充分。
至宋代，這種認識更加成熟，如蘇軾在目睹海南有很多百歲老人后發(fā)出的驚嘆：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嶺南是南方所有地區(qū)中最為北人所恐懼的，許多描述都帶有悲惋情緒，瘴氣、蠱毒、卑濕、毒蟲、溽熱、不開化成了嶺南的標志，有可能在蘇軾原來的想象中嶺南地區(qū)盡是早夭之人，故而在海南島發(fā)現許多百歲老人后倍感驚訝，得出了壽夭無定，習而安之的結論，亦即承認嶺南卑濕水土亦可養(yǎng)人，關鍵在于身土相適，習服環(huán)境;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這應該被視為時代疾病觀的進步。也是南方逐漸得到開發(fā)，南北方交融加深、南方污名得以洗凈的過程。
瘴氣彌漫
對于北方人來說，南方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地方，而有趣的是，這種恐懼竟然是可以轉移的，它并非無遠弗屆，一般來講只是集中在北方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區(qū)，表現為對各種神秘黑巫術、瘴氣、卑濕的恐懼。什么叫蠻荒之地?什么叫野蠻?有瘴氣、卑濕，而且熱衷于巫術，這幾乎成為南方的形象符號，猶如上世紀前半階段西方畫報中中國人的形象總是戴著斗笠、拖著辮子一般。
起碼自漢代開始，人們就認為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淮南鴻烈墬形訓》又有云：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眥，竅通于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彼時南方欠開發(fā)，醫(yī)藥缺乏，環(huán)境惡劣，再加上水土不服，的確有很多北方人來了之后生病乃至死亡。西漢時期賈誼被貶謫到長沙當了長沙王傅，但是始終懷著必死的憂慮：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史記屈原賈生傳》)為此還作了一首《鵩鳥賦》以示傷悼。
對卑濕的夸張恐懼實際上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是現實疾病的威脅，南方地方病比北方多，且多半與南方潮濕悶熱的自然環(huán)境有關;二是醫(yī)學理論的影響，濕氣乃六淫之一，因此人們對卑濕心懷恐懼，且直接與生死掛鉤;三是傳聞影響，由于南方是貶謫之地，今天能看到的許多有關南方的史料出自被貶謫到南方的官員之手，官場失意帶來的惡劣心情也是他們對南方充滿偏見的一大因素。也正因此，卑濕的問題被無限放大，成為攸關生死的大問題。
古人對卑濕的恐懼有時是過量夸張的，例如唐朝皇室有高血壓的家族病，而御醫(yī)們歸咎為太極宮卑濕，認為是濕氣導致，建議筑高臺居住，或者干脆營建新宮，此理論若成立，海南島豈不是滿島高血壓?但無論現代人如何哂笑，古人是把這個理論當真的，所以，濕潤的南方地區(qū)背負上了無盡的污名。
但是現實也可以規(guī)訓人的主觀認識，南方的潮濕是不是會導致早夭這樣嚴重的后果，結論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南方越開發(fā)，來到南方的人越多，這個認識就越來越動搖，西漢賈誼哀嘆長沙之卑濕，唐代張謂到了長沙了解實情之后，就諷刺賈誼夸大其詞。張比較賈之進步，實際上是唐比較漢之進步，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則是唐代南方的開發(fā)比漢代更加充分。
至宋代，這種認識更加成熟，如蘇軾在目睹海南有很多百歲老人后發(fā)出的驚嘆：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嶺南是南方所有地區(qū)中最為北人所恐懼的，許多描述都帶有悲惋情緒，瘴氣、蠱毒、卑濕、毒蟲、溽熱、不開化成了嶺南的標志，有可能在蘇軾原來的想象中嶺南地區(qū)盡是早夭之人，故而在海南島發(fā)現許多百歲老人后倍感驚訝，得出了壽夭無定，習而安之的結論，亦即承認嶺南卑濕水土亦可養(yǎng)人，關鍵在于身土相適，習服環(huán)境;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這應該被視為時代疾病觀的進步。也是南方逐漸得到開發(fā)，南北方交融加深、南方污名得以洗凈的過程。
瘴氣的問題也是如此。
在北人有關南方風土的諸多觀念中，瘴氣始終是一個鮮明的符號。它是有關南方風土記載中影響最持久、最為恐怖的項目之一。有意思的是，現代醫(yī)學是拒絕承認瘴氣的存在的，那么古人何以口耳相傳兩千年，且說得有鼻子有眼?
瘴氣實際上是多種疾病的綜合體，這里包括惡性瘧疾、血吸蟲病等南方地方病，本互不相干，但由于北方人從未見過，且發(fā)現這些病對北人影響尤大，故籠統(tǒng)稱為瘴氣。為何以瘴命名呢?原來瘴字本作障，即橫亙在北方人面前的障礙也，西漢《淮南鴻烈》就有障氣一詞，東漢馬援南征交趾對瘴氣觀念的傳播影響巨大，當時他的部隊因病死亡十之四五，使他們意識到南北迥然不同的風土以及北人面對這種環(huán)境時的脆弱。所以，障氣一詞廣為人知，后來障加了病字頭，專以表述這種疾病。其時間則可能要晚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了。
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注意到了瘴氣地域的歷史變遷，認為秦漢瘴氣分布區(qū)域為秦淮線以南;隋唐五代時則主要是指長江以南至嶺南地區(qū);明清時期大為縮小，局限于五嶺以南至云貴一帶。
有趣的是：為何瘴氣的分布區(qū)域在兩千年里不斷壓縮?其實不是瘴氣在退縮，而是人的觀念在變化。有人可能要說，是氣候變遷導致瘴氣區(qū)域的變化，這個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問題在于歷史上氣候變遷從來不是直線單向的，而是冷暖期交替出現，這樣的變化曲線與瘴氣義無反顧不斷縮小的直線變化很明顯是不一樣的。
對此，左鵬認為：瘴觀念的產生與衍化，瘴分布區(qū)域的伸張與收縮，不僅描畫了中原諸夏對異地的地理觀念的形成與轉換，而且勾勒了諸夏文化向周邊地區(qū)傳播、中原民族向周邊地區(qū)轉移的過程。這也是諸夏文化不斷涵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將其納入諸夏文化的過程。(《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71頁)如此則將瘴氣問題的研究引入了新領域，即將一個單純的歷史地理問題升級為人類學問題主流文化圈是如何將非主流文化圈的自然問題轉化成文化心理優(yōu)勢的，非主流文化圈的歷史形象又是如何在長時段中逐步變遷的。
瘴氣本就是誤解的產物，古人從來相信天地人合而為一，《楚辭招魂》以四方風土人情之不堪襯托楚國之可貴。但是將自然地理與人文問題全面掛鉤的深層背景應是五行思想的崛起，西漢成書的《黃帝內經》、《淮南鴻烈墬形訓》開始將東南中西北五方與五行、氣候、居民體質、文化糅合在一起。在這種視野里，原本與人事無關的自然地理缺點也可以成為標志南北方差異、顯示主流文化優(yōu)越感的依據，這樣，邪惡的瘴氣就成了野蠻落后的南方的象征了，哪里落后，哪里就有瘴鄉(xiāng)。
當一地王化之后，就會從瘴氣名單中除名，這也就是為什么瘴氣區(qū)域的縮小和南方開發(fā)程度同步的原因。甚至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現象，在總體退縮的同時，瘴氣區(qū)域在局部還有擴大的跡象，例如明清時期瘴氣區(qū)域將一些以前從未涉及的地區(qū)包括進來，如南方的蘇門答臘，北方的蒙古草原。原因在于這些地方那時才進入主流文化圈的視野，是有待王化之地。
對南方的開發(fā)實際上是農業(yè)民族特色的擴張，農業(yè)民族擴張的目標不是市場和原材料，而是耕地。當地理條件限制不能向更北和更西擴張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就轉而向內，向早已并入版圖但卻蠻荒的地區(qū)擴張，這不是劍的擴張，而是犁的擴張，但帶來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與沖突有時不見得小。
對南方卑濕、瘴氣的恐懼在移民之初為最甚。這里面甚至包含著對此地尚未王化的怨恨。但隨著逐步的開發(fā)，人們發(fā)現南方是如此可愛，它溫暖濕潤，物產豐富，尤其是在漢代鐵農具普及之后，人們已有能力應對南方膠黏的紅土，南方經濟迅速后來居上。東晉桓溫北伐并表請還都洛陽的時候，那么多北方籍的南渡士大夫表示反對，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就是對目前生活狀態(tài)的滿足。看看《蘭亭集序》就知道了，那是多么恬淡舒適的生活。
當經濟重心在南宋完成了徹底的南移之后，文化重心也隨之轉移，中國的才子在宋以前以北方人或者北方化的南人(例如李白)居多，宋以后南方知識階層后來居上，此時也就不存在對南方的歧視了。但是歧視本身并未消失，二千年來它不斷地由一個地方緩慢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涵蓋的地域可以變化，而這個模式本身沒有本質的變化。
明清時代承受這種歧視的主要是今廣西、云貴等地，這算是中國版圖中最遲王化的地域之一了。而廣東呢?此時已然是繁榮鼎盛之地，瘴氣已經消散，那么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解釋其原因，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是這樣說的：
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為瘴鄉(xiāng)，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
卑濕也好，瘴氣也好，在屈大均這里有著順理成章的解釋，那就是王化，當廣東在文化上王化(所謂大為仕國)之后，自然界的那些弊端也就隨之消弭，被中州清淑之氣驅散。文化的強弱在不同文化圈彼此影響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當下人類學和歷史學都感興趣的話題。歷史上不同文化圈之間所謂的強與弱、上與下、內與外、中心與邊緣的差異，是由許許多多的符號共同構建出來的。對這些符號的個案研究逐漸累積，相信可以起到窺知全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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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蒙古草原上的蒙古軍隊、突厥人和韃靼人，同樣害怕南方的氣候，他們的軍隊在征服南方時，同樣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士兵因為水土不服而引發(fā)的各種疾病。
這種情況，嚴重阻礙了他們進軍的步伐，甚至是讓他們無法前進，
所以，才會出現北方人強悍無比，卻懼怕南方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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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執(zhí)誼的所作所為在今人看來是無法理解的，但在同時代的人眼里大約是順理成章的。那時的嶺南在文人墨客筆下都是充滿神秘、蠻荒色彩的，風、土兩方面都絕無可稱道之處。今之讀者對這樣的描述往往習以為常，以為嶺南在彼時的確如此不堪，但是我們換個思維角度如何以南方(包括但不限于嶺南)為蠻荒之地的歷史文獻多半來自于宋以前士大夫筆下。
宋以前印刷術不發(fā)達，書籍傳播力度及保有量有限，寫書讀書傳書多是文人之事，故存在一個史料話語權問題：我們憑借那時的史料所看到的世界往往是受到北方主流文化圈士大夫們價值觀規(guī)訓過的世界，是他們眼中的世界。
大概也正因為如此，面對歷史上浩如煙海描寫南方風土的史料，我們會產生兩個疑問：第一，那些蠻荒是真實的嗎?第二，為何宋代以后南方形象大為改觀?
宋以前中國文化重心尚在北方，經濟重心雖然已有南移跡象，但南宋以前尚未完成，故漢唐階段北方尚可說全方位領先于南方。南方文化的落后以及這種落后帶來的自卑感導致南人在歷史文本中無發(fā)言權。魏晉之前南方文化本來式微，永嘉南渡之后雖然大有改觀，但所秉承者實際上是移植到南方的北方文化，梁武帝時南北方人士的一場爭論十分有趣，當時武帝派遣陳慶之護送元顥入洛陽。一路過關斬將的陳慶之曾與北魏大臣楊元慎發(fā)生過一場爭論，《洛陽伽藍記》卷二景寧寺條記載了陳慶之的話：
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
雙方爭論的焦點并不是南北方孰優(yōu)孰劣，而是誰代表了主流文化的正統(tǒng)。梁人雖然居于南蠻之地，但因為保留有北方傳入的衣冠禮樂而自認為勝于北魏。他們在意的是文化的正統(tǒng)，而這個正統(tǒng)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主流文化。對于南方風土，南朝人士卻少有關注，甚至可能會以北方主流文化圈的視角來看待自己所處的地域，比如顧野王，正宗的南方四大家族(顧、陸、朱、張)成員，大才子，但其所撰《輿地志》對于南方野蠻的記述卻與北方士大夫如出一轍，可見對本族本土文化的認識有時候是可以撇開生長環(huán)境、所處地域影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tǒng)文化的否定、胡適等人以西方他者視角來審視本國的思維模式與此異曲同工。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南方風土承受了北方主流文化圈許多的指責、誤解與偏見，中國南北方政治上的合一在秦朝即已實現，雖有反復，但至漢武帝平定南越、閩越時已基本定型，但是文化的統(tǒng)一、南北方人群之間的認同與接受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對于北方人來說，南方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地方，而有趣的是，這種恐懼竟然是可以轉移的，它并非無遠弗屆，一般來講只是集中在北方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區(qū)，表現為對各種神秘黑巫術、瘴氣、卑濕的恐懼。什么叫蠻荒之地?什么叫野蠻?有瘴氣、卑濕，而且熱衷于巫術，這幾乎成為南方的形象符號，猶如上世紀前半階段西方畫報中中國人的形象總是戴著斗笠、拖著辮子一般。
起碼自漢代開始，人們就認為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淮南鴻烈墬形訓》又有云：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眥，竅通于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彼時南方欠開發(fā)，醫(yī)藥缺乏，環(huán)境惡劣，再加上水土不服，的確有很多北方人來了之后生病乃至死亡。西漢時期賈誼被貶謫到長沙當了長沙王傅，但是始終懷著必死的憂慮：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史記屈原賈生傳》)為此還作了一首《鵩鳥賦》以示傷悼。
對卑濕的夸張恐懼實際上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是現實疾病的威脅，南方地方病比北方多，且多半與南方潮濕悶熱的自然環(huán)境有關;二是醫(yī)學理論的影響，濕氣乃六淫之一，因此人們對卑濕心懷恐懼，且直接與生死掛鉤;三是傳聞影響，由于南方是貶謫之地，今天能看到的許多有關南方的史料出自被貶謫到南方的官員之手，官場失意帶來的惡劣心情也是他們對南方充滿偏見的一大因素。也正因此，卑濕的問題被無限放大，成為攸關生死的大問題。
古人對卑濕的恐懼有時是過量夸張的，例如唐朝皇室有高血壓的家族病，而御醫(yī)們歸咎為太極宮卑濕，認為是濕氣導致，建議筑高臺居住，或者干脆營建新宮，此理論若成立，海南島豈不是滿島高血壓?但無論現代人如何哂笑，古人是把這個理論當真的，所以，濕潤的南方地區(qū)背負上了無盡的污名。
但是現實也可以規(guī)訓人的主觀認識，南方的潮濕是不是會導致早夭這樣嚴重的后果，結論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南方越開發(fā)，來到南方的人越多，這個認識就越來越動搖，西漢賈誼哀嘆長沙之卑濕，唐代張謂到了長沙了解實情之后，就諷刺賈誼夸大其詞。張比較賈之進步，實際上是唐比較漢之進步，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則是唐代南方的開發(fā)比漢代更加充分。
至宋代，這種認識更加成熟，如蘇軾在目睹海南有很多百歲老人后發(fā)出的驚嘆：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嶺南是南方所有地區(qū)中最為北人所恐懼的，許多描述都帶有悲惋情緒，瘴氣、蠱毒、卑濕、毒蟲、溽熱、不開化成了嶺南的標志，有可能在蘇軾原來的想象中嶺南地區(qū)盡是早夭之人，故而在海南島發(fā)現許多百歲老人后倍感驚訝，得出了壽夭無定，習而安之的結論，亦即承認嶺南卑濕水土亦可養(yǎng)人，關鍵在于身土相適，習服環(huán)境;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這應該被視為時代疾病觀的進步。也是南方逐漸得到開發(fā)，南北方交融加深、南方污名得以洗凈的過程。
瘴氣彌漫
對于北方人來說，南方是一個令人恐懼的地方，而有趣的是，這種恐懼竟然是可以轉移的，它并非無遠弗屆，一般來講只是集中在北方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區(qū)，表現為對各種神秘黑巫術、瘴氣、卑濕的恐懼。什么叫蠻荒之地?什么叫野蠻?有瘴氣、卑濕，而且熱衷于巫術，這幾乎成為南方的形象符號，猶如上世紀前半階段西方畫報中中國人的形象總是戴著斗笠、拖著辮子一般。
起碼自漢代開始，人們就認為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淮南鴻烈墬形訓》又有云：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眥，竅通于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彼時南方欠開發(fā)，醫(yī)藥缺乏，環(huán)境惡劣，再加上水土不服，的確有很多北方人來了之后生病乃至死亡。西漢時期賈誼被貶謫到長沙當了長沙王傅，但是始終懷著必死的憂慮：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史記屈原賈生傳》)為此還作了一首《鵩鳥賦》以示傷悼。
對卑濕的夸張恐懼實際上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是現實疾病的威脅，南方地方病比北方多，且多半與南方潮濕悶熱的自然環(huán)境有關;二是醫(yī)學理論的影響，濕氣乃六淫之一，因此人們對卑濕心懷恐懼，且直接與生死掛鉤;三是傳聞影響，由于南方是貶謫之地，今天能看到的許多有關南方的史料出自被貶謫到南方的官員之手，官場失意帶來的惡劣心情也是他們對南方充滿偏見的一大因素。也正因此，卑濕的問題被無限放大，成為攸關生死的大問題。
古人對卑濕的恐懼有時是過量夸張的，例如唐朝皇室有高血壓的家族病，而御醫(yī)們歸咎為太極宮卑濕，認為是濕氣導致，建議筑高臺居住，或者干脆營建新宮，此理論若成立，海南島豈不是滿島高血壓?但無論現代人如何哂笑，古人是把這個理論當真的，所以，濕潤的南方地區(qū)背負上了無盡的污名。
但是現實也可以規(guī)訓人的主觀認識，南方的潮濕是不是會導致早夭這樣嚴重的后果，結論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南方越開發(fā)，來到南方的人越多，這個認識就越來越動搖，西漢賈誼哀嘆長沙之卑濕，唐代張謂到了長沙了解實情之后，就諷刺賈誼夸大其詞。張比較賈之進步，實際上是唐比較漢之進步，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則是唐代南方的開發(fā)比漢代更加充分。
至宋代，這種認識更加成熟，如蘇軾在目睹海南有很多百歲老人后發(fā)出的驚嘆：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嶺南是南方所有地區(qū)中最為北人所恐懼的，許多描述都帶有悲惋情緒，瘴氣、蠱毒、卑濕、毒蟲、溽熱、不開化成了嶺南的標志，有可能在蘇軾原來的想象中嶺南地區(qū)盡是早夭之人，故而在海南島發(fā)現許多百歲老人后倍感驚訝，得出了壽夭無定，習而安之的結論，亦即承認嶺南卑濕水土亦可養(yǎng)人，關鍵在于身土相適，習服環(huán)境;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這應該被視為時代疾病觀的進步。也是南方逐漸得到開發(fā)，南北方交融加深、南方污名得以洗凈的過程。
瘴氣的問題也是如此。
在北人有關南方風土的諸多觀念中，瘴氣始終是一個鮮明的符號。它是有關南方風土記載中影響最持久、最為恐怖的項目之一。有意思的是，現代醫(yī)學是拒絕承認瘴氣的存在的，那么古人何以口耳相傳兩千年，且說得有鼻子有眼?
瘴氣實際上是多種疾病的綜合體，這里包括惡性瘧疾、血吸蟲病等南方地方病，本互不相干，但由于北方人從未見過，且發(fā)現這些病對北人影響尤大，故籠統(tǒng)稱為瘴氣。為何以瘴命名呢?原來瘴字本作障，即橫亙在北方人面前的障礙也，西漢《淮南鴻烈》就有障氣一詞，東漢馬援南征交趾對瘴氣觀念的傳播影響巨大，當時他的部隊因病死亡十之四五，使他們意識到南北迥然不同的風土以及北人面對這種環(huán)境時的脆弱。所以，障氣一詞廣為人知，后來障加了病字頭，專以表述這種疾病。其時間則可能要晚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了。
龔勝生《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注意到了瘴氣地域的歷史變遷，認為秦漢瘴氣分布區(qū)域為秦淮線以南;隋唐五代時則主要是指長江以南至嶺南地區(qū);明清時期大為縮小，局限于五嶺以南至云貴一帶。
有趣的是：為何瘴氣的分布區(qū)域在兩千年里不斷壓縮?其實不是瘴氣在退縮，而是人的觀念在變化。有人可能要說，是氣候變遷導致瘴氣區(qū)域的變化，這個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問題在于歷史上氣候變遷從來不是直線單向的，而是冷暖期交替出現，這樣的變化曲線與瘴氣義無反顧不斷縮小的直線變化很明顯是不一樣的。
對此，左鵬認為：瘴觀念的產生與衍化，瘴分布區(qū)域的伸張與收縮，不僅描畫了中原諸夏對異地的地理觀念的形成與轉換，而且勾勒了諸夏文化向周邊地區(qū)傳播、中原民族向周邊地區(qū)轉移的過程。這也是諸夏文化不斷涵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將其納入諸夏文化的過程。(《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71頁)如此則將瘴氣問題的研究引入了新領域，即將一個單純的歷史地理問題升級為人類學問題主流文化圈是如何將非主流文化圈的自然問題轉化成文化心理優(yōu)勢的，非主流文化圈的歷史形象又是如何在長時段中逐步變遷的。
瘴氣本就是誤解的產物，古人從來相信天地人合而為一，《楚辭招魂》以四方風土人情之不堪襯托楚國之可貴。但是將自然地理與人文問題全面掛鉤的深層背景應是五行思想的崛起，西漢成書的《黃帝內經》、《淮南鴻烈墬形訓》開始將東南中西北五方與五行、氣候、居民體質、文化糅合在一起。在這種視野里，原本與人事無關的自然地理缺點也可以成為標志南北方差異、顯示主流文化優(yōu)越感的依據，這樣，邪惡的瘴氣就成了野蠻落后的南方的象征了，哪里落后，哪里就有瘴鄉(xiāng)。
當一地王化之后，就會從瘴氣名單中除名，這也就是為什么瘴氣區(qū)域的縮小和南方開發(fā)程度同步的原因。甚至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現象，在總體退縮的同時，瘴氣區(qū)域在局部還有擴大的跡象，例如明清時期瘴氣區(qū)域將一些以前從未涉及的地區(qū)包括進來，如南方的蘇門答臘，北方的蒙古草原。原因在于這些地方那時才進入主流文化圈的視野，是有待王化之地。
對南方的開發(fā)實際上是農業(yè)民族特色的擴張，農業(yè)民族擴張的目標不是市場和原材料，而是耕地。當地理條件限制不能向更北和更西擴張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就轉而向內，向早已并入版圖但卻蠻荒的地區(qū)擴張，這不是劍的擴張，而是犁的擴張，但帶來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與沖突有時不見得小。
對南方卑濕、瘴氣的恐懼在移民之初為最甚。這里面甚至包含著對此地尚未王化的怨恨。但隨著逐步的開發(fā)，人們發(fā)現南方是如此可愛，它溫暖濕潤，物產豐富，尤其是在漢代鐵農具普及之后，人們已有能力應對南方膠黏的紅土，南方經濟迅速后來居上。東晉桓溫北伐并表請還都洛陽的時候，那么多北方籍的南渡士大夫表示反對，深層次的原因恐怕就是對目前生活狀態(tài)的滿足。看看《蘭亭集序》就知道了，那是多么恬淡舒適的生活。
當經濟重心在南宋完成了徹底的南移之后，文化重心也隨之轉移，中國的才子在宋以前以北方人或者北方化的南人(例如李白)居多，宋以后南方知識階層后來居上，此時也就不存在對南方的歧視了。但是歧視本身并未消失，二千年來它不斷地由一個地方緩慢地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涵蓋的地域可以變化，而這個模式本身沒有本質的變化。
明清時代承受這種歧視的主要是今廣西、云貴等地，這算是中國版圖中最遲王化的地域之一了。而廣東呢?此時已然是繁榮鼎盛之地，瘴氣已經消散，那么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解釋其原因，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是這樣說的：
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為瘴鄉(xiāng)，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
卑濕也好，瘴氣也好，在屈大均這里有著順理成章的解釋，那就是王化，當廣東在文化上王化(所謂大為仕國)之后，自然界的那些弊端也就隨之消弭，被中州清淑之氣驅散。文化的強弱在不同文化圈彼此影響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當下人類學和歷史學都感興趣的話題。歷史上不同文化圈之間所謂的強與弱、上與下、內與外、中心與邊緣的差異，是由許許多多的符號共同構建出來的。對這些符號的個案研究逐漸累積，相信可以起到窺知全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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