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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 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yīng)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tǒng)與當時學術(shù)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xiāng)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chuàng)設(shè)，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tǒng)，進一步促進了學術(shù)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quán)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quán)。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nèi)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jié)財。”齊政權(quán)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quán)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zhí)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yù)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抑負難以施展，遂帶領(lǐng)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wèi)國，始受衛(wèi)靈公禮遇，后又受監(jiān)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nèi)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wèi)。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wèi)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wèi)國內(nèi)亂，孔子離衛(wèi)經(jīng)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jīng)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jù)《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wèi)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wèi)后，孔子雖受“養(yǎng)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zhàn)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xù)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門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門弟子雖然相互之間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許因為孔子個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門弟子相對說來還是一個比較團結(jié)的利益集團。顧頡剛在《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中說：“孔子是一個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熱誠的人，所以眾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為一個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救濟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過許多民眾的中心人物，如宋國的子罕，鄭國的子產(chǎn)，晉國的叔向，齊國的晏嬰，衛(wèi)國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們一生做官，沒有余力來教誨弟子。惟有孔子，因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傳，所以他的人格格外偉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種極大的勢力，號為儒家。”于此可知，孔門勢力之強大，除了客觀環(huán)境使然外，實與孔子的個人人格有著莫大的關(guān)系。
孔子畢生有心為政而不果，只好廣收門徒從事教育，正是他們?nèi)绫娦枪霸掳愕赝瞥缈鬃樱舱撬麄円粋髟賯髡脫P光大孔子的學說。可以設(shè)想，假如孔子沒有這些忠實的弟子，他個人或許依然可以成為圣人，但其學說則未必能如后來那樣流傳久遠與廣大。
當然，這數(shù)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時師事孔子，否則按當時的物質(zhì)條件去推想，這些人的飲食起居似乎都將成為重大問題。真實的情況可能是，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階段師事孔子，早期弟子與晚期弟子或許不曾接觸或不曾謀面。而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響，當然也應(yīng)該隨著孔子思想境界的演進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長。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評價，在他這些及門弟子中，如若粗略分類，大概可以分為這樣幾種狀況，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現(xiàn)出眾的，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頗為出眾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語方面成就出眾的，如宰我、子貢；四是在文學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績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頗負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評價是："師(子張）也辟，參(曾參）也魯，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顏回）也屢空。賜(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看來都是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或許因為孔子對這些及門弟子出眾者有真切的認識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對他們的教育與訓練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養(yǎng)學有專長、術(shù)有專精的專門人才。他說："中上之人，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語上也。"因此，我們從現(xiàn)有文獻中不難發(fā)現(xiàn)，孔子就同一問題，在不同場合，或因面對的對象不同而解釋與回答的側(cè)重點一般也就不同。這樣一來，不僅孔子的教育方法頗富個性與特色，而且對我們將要討論的問題來說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說，孔門弟子之所以學有專長、術(shù)有專攻，除了他們的天賦、個性等原因外，也與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別培養(yǎng)密切相關(guān)。更進一步說，孔門后學在學術(shù)上的分野與分化，除了外界環(huán)境使然外，恐怕也與孔子的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關(guān)聯(lián)。
這樣說，是否意味著孔子在教學內(nèi)容上對弟子們分別對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別呢?其實，根據(jù)比較可信的記載，孔子整理的那些經(jīng)典主要是用來教授弟子的，弟子們所憑借的"課本"恐怕都是經(jīng)孔子刪定的那些文獻，《孔子世家》說?quot;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zhàn)、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fù)也。"凡此種種，都可證明孔子在對弟子們進行因材施教的同時，依然有著共同的原則和教學內(nèi)容。換言之，孔子在對弟子進行教育時，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則和價值準則，從而使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價值標準，而這些信仰與標準便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孔學傳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團的內(nèi)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們的個性與天賦，在進行共同教育的同時，似乎也根據(jù)弟子們的不同情況而有所區(qū)別對待。
基于后一個考慮，我們看到孔門弟子在孔子生前雖不曾另立門戶，但事實上這些及門弟子由于學有所長、術(shù)有專攻，這便為儒家的后來發(fā)展與分化埋了了伏筆。陶潛《圣賢群輔錄》說，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靜精微之儒。這種詳盡而明白的說法雖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價值，當然不必盡信。但揆諸情理，我們應(yīng)該相信孔子的及門弟子之所謂學有專精；恐怕正是指他們各人守一個或幾個學術(shù)領(lǐng)域，從事某一項或幾項專門研究。劉師培《經(jīng)學教科書》據(jù)秦漢時的文獻分析孔門情況說：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經(jīng)》以記孔子論孝之言；子夏諸人復(fù)薈萃孔子緒言纂為《論語》，而六經(jīng)之學亦各有專書，《易經(jīng)》由孔子授商矍，再傳而為子弓，復(fù)三傳而為田何；《書經(jīng)》之學由孔子授漆雕開，然師說無傳，惟孔氏世傳其書，九傳而至孔鮒；《詩經(jīng)》之學由孔子授子夏，六傳而至荀卿。《春秋》之學自左丘明作傳，六傳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傳成為子夏所傳，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禮》、《樂》三經(jīng)，孔門弟子傳其學者尤多，如子夏、子貢等皆深于《樂》，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禮》，六國之時傳《禮經(jīng)》者復(fù)有公孫尼子、五史氏諸人，而孔門弟子復(fù)為《禮經(jīng)》作記(如子夏作《喪服記》)，又雜采古代記禮之書以及孔子論禮之言，依類排列，薈萃成書(即今《大戴禮記》、《小戴禮記》)；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學》；又有子夏之徒賡續(xù)《爾雅》，以釋六經(jīng)之言。劉師培的這些排比，雖然于細節(jié)也不可盡信，但它足以說明儒學在后來的發(fā)展與分化決不是偶然的，就其學術(shù)淵源而言，實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門弟子的學有所長、術(shù)有專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狀況已可看到儒學必然分化的端倪。但這種分化畢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歷二月十一日，孔子終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長逝。據(jù)《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葬于魯城北泅上，弟子皆服喪三年。叉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贛(貢)廬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詞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xiāng)飲于孔子家。顯而易見，孔門弟子雖然學有不同，但他們出于對孔子的同樣尊敬，估計他們在為孔子眼三年之喪，守三年心表的時候，可能尚未發(fā)生別立門戶等分化現(xiàn)象。
孔門后學的分化大概發(fā)生在弟子們?yōu)榭鬃友廴曛畣式Y(jié)束的時候或之后。據(jù)《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孔門弟子為孔子服喪三年的時候，"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然后歸。子貢返，筑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后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堅決反對。他說，"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來，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門弟子作為一種利益集團或?qū)W術(shù)團體，似不必也不會發(fā)生太大的分裂。子貢即使沒有擔當孔門領(lǐng)袖的資格和能耐，但他畢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門生，二者之間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貢在孔子死后團結(jié)維系孔門弟子。據(jù)《史記·孔子世家》記載?quot;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曰：“賜，妝來何其晚也?”顯然，孔子對子貢寄予相當?shù)钠谕?
或許正是基于這種原因以及子貢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們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喪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貢主持和料理。他不僅出面批評魯哀公為孔子致悼詞并不合乎情理，以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場，為孔子守六年之喪。因此，當其他弟子守喪三年治任將歸之時，皆大揖于子貢，相向而哭。于此我們感到，盡管子貢沒有名正言順地舉起孔門"帥旗"，但其在孔門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確定。
然而出人預(yù)料的是，當子貢的地位逐漸確立，孔門之內(nèi)并沒有發(fā)生太大問題的時候，子夏、子張、子游等人卻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顯而易見，這是一場不動聲色的政變，他們期望以有若來取代于貢將要獲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這樣做呢?欲明白個中的奧秘，至少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從子貢方面說，由于其"利口巧辯"，性格使然，"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惡"，似乎在某種場合得罪過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種情況是，當子貢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過程中，子貢過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與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貢。另一方面，如果從子夏等人的立場來觀察，他們對有若的推舉，除了出于對子貢的反感外，似乎也與孔門弟子的凝聚力日趨削弱有關(guān)，因而他們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為"盟主"，以期重振孔門聲威。
子夏、子游、子張等人的建議并沒有得到曾子的響應(yīng)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與他們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有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我們知道，曾子雖是孔門弟子中謹遵師說的忠誠弟子，但他和子張、子夏等人并不是關(guān)系非常密切。《論語·子張》記曾子日："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為仁矣。"表面上對子張似乎很推崇，但實際上也不無貶損之意。至于對子夏，《札記·檀弓》、《論衡·禍虛》都曾記載曾子指責子夏的事：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誅泗之間，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島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日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這段指責雖然晚出，但他們之間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則，似為事實。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贊同子夏的主張，推舉有若為孔門盟主呢?更何況有若無論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見解、人格修養(yǎng)都不可能真正與孔子相比。
有若沒有成為孔門弟子的新領(lǐng)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嚴守孔門遺視而絕不自標宗旨的人生態(tài)度，故而曾子既無能力，也無興趣成為孔門弟子的新領(lǐng)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曾子反對子夏等人推舉有若的建議時，孔門弟子的分裂便已從一種潛在的危險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強者實際上都各奔東西，自謀前程，自立門戶去了。
其實，如果從學術(shù)史的觀點看，孔門弟子在孔子之后發(fā)生分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大凡顯赫一時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為思想的解說原本沒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繼承更取決于后來者所處時代的需要以及繼承者各人的才學識德等方面的主客觀因素。更何況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沒有統(tǒng)一的解說和范式呢?因此，孔門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僅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文化現(xiàn)象，而且是學術(shù)史上的必然趨勢。
至于孔門弟子的實際分化情況，《韓非子·顯學篇》有一個大概的描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孫民之儒，有東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鄧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入，墨離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fù)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顯然，這里的儒學八派已不僅指孔子的及門弟子，而且應(yīng)該包括韓非所處的時代即戰(zhàn)國時期的儒學情況。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們我們暫且勿論，還是讓我們先看看那些及問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況。
在孔問及問弟子中，應(yīng)該有所作為的子貢原本以"言語"著稱，似乎在學術(shù)見解、思想見識方面也應(yīng)該能有所作為。但是，可能由于發(fā)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貢在為孔子守了六年喪禮之后便基本上與孔門弟子失去聯(lián)系，而投身于實際的政治活動和經(jīng)濟活動之中，并沒有在學術(shù)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貢獻。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貢獻且未被歸大儒家八派的還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傳他的天賦并不高，經(jīng)常受到孔子的批評。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養(yǎng)，堅持"吾日三省吾身"，終于成為孔門弟子中除顏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對子夏等人推舉有若作領(lǐng)袖的企圖，繼則可能聚徒講學，從事著述，從孝道、倫理道德方面闡釋和宣傳孔子的遺說。《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有《曾子》十八篇，王應(yīng)麋《漢志考證》稱："《隋志》、《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禮記》。其學術(shù)要旨只是闡發(fā)儒家關(guān)于孝的觀念，以孝為人生哲學的第一義，是"天地之大經(jīng)"，是"眾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傾向方面，似已偏離孔子的路線，當然也更合乎曾子"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說，"有子惡臥而淬掌，可謂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這種勤勉與好學，使他頗得孔子的賞識與喜愛，不時受到孔子的夸獎。在學術(shù)見解上，有子也大體繼承了孔子的學說，重視孝悌道德，主張和為貴，強調(diào)以禮為本。《論語·學而》記載，有子曰?quot;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wù)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欽。"雖不若曾子極端重視孝道，但也強調(diào)孝悌是仁的基礎(chǔ)。他還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還強調(diào)，"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固不失其親，亦可親也。"由此可見，有若不僅在相貌上關(guān)于孔子，其見解似亦得孔子真?zhèn)鳌Ｓ凶雍髞淼那闆r史楓有問，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況是承襲孔子的遺教，聚徒講學。只是由于經(jīng)過同門弟子的打擊，其學難以顯赫而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大子當行，使弟子執(zhí)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寓于畢，傅澇陀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翟年長元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翟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翟年四十后當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無以應(yīng)。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經(jīng)此打擊，其后當然聲望不顯，恐也難創(chuàng)造什么宗派了。子游，勝言名偃，字子游。據(jù)說少孔子四十八歲，但由于勤奮好學，深得孔子的賞識，被孔子列為文學第一，對古典文獻及禮樂教化似乎深有研究，與子夏齊名，故而應(yīng)對孔子學說的發(fā)展與傳播作過相當?shù)呢暙I。《孟子·公孫丑上》記載，"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體。"可見子游的名聲、貢獻實不在子夏、子張之下。《札記·禮運篇》記載，背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堰在側(cè)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者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或許正是得之于這種難得而又特殊的機會，我們相信儒家們所謂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門人所記錄，但由于是子游親耳所聞，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極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為《孟子微》自序說，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yè)于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
顯然，子游之學應(yīng)是儒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因而值得我們格外重視。和子游一樣，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門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荀子·大略》說，子夏家貧，平時穿得破破爛爛。有人問他：“子何不仕？”子夏說："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fù)見。柳下惠與后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早甲而喪其掌。"可見其性格略有點怪異，而向志于學，故被孔子譽為文學第一，與子游同列。
在孔門弟子中，子夏的勤奮好學是相當突出的，并因此獲得孔子的贊賞和鼓勵，孔子也盡可能地加以引導(dǎo)和訓練，從而使子夏在孔門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師的學說。如果僅僅從這一方面說，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資格統(tǒng)領(lǐng)孔門弟子。然而由于其怪異的性格，使其與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處。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劃推舉有若而未果，只好離開孔門，前往他國聚徒講學。
子夏的怪異性格是相當突出的。早在他追隨孔子問學的時候，好談?wù)搫e人是非的子貢就問孔子，"子張與子夏相比孰賢?"孔子答日："子張也過，子夏也不及。"又問："然則子張愈與?"日："過猶不及。"孔子的這種評價令人尋味，子夏的性格弱點似乎相當明白。朱熹在注這段話時說："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遵守，而規(guī)模狹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當面告誡子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種告誡雖不能說是針對子夏的弱點而來，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則，決不至于無的放矢，隨意閑談。
從《論語·子張》的記載看，子張，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為、人，子游說過，"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yīng)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當子夏之門人間交于子張，子張問道："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怒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大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則，如果從我們前面已反復(fù)談到的子夏策劃推舉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學術(shù)才識道德素養(yǎng)作為標準，肯定別有人際關(guān)系的原因在。
基于這樣一種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離開了魯國，先在衛(wèi)國為衛(wèi)靈公做些事情，然后應(yīng)邀去魏國西河講學，名聲由此大振，弟子眾多，甚者如曾子后來所指責的那樣，西阿之民一度將子夏比擬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見其影響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輩學者如梁啟超等人談到子夏西河傳經(jīng)時都給予高度重視，以為此一環(huán)節(jié)在儒學發(fā)展過程中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梁氏在《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于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jīng)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則別無他人。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子夏西阿傳經(jīng)的情況略作說明。
子夏西阿傳經(jīng)時在孔子辭世、孔門弟子發(fā)生分化之后，其詳細情況四史闕有間無法詳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學術(shù)真?zhèn)鳎虼耍寮业囊恍┲匾?jīng)典不僅差不多都經(jīng)過他的傳授，而且許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還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東漢學者徐防說?quot;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諸家分析，各有異說。"也就是說，所謂儒家經(jīng)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著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關(guān)系。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續(xù)筆卷十四"子夏經(jīng)學"一節(jié)中說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jīng)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正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買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木。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綜合徐防、洪邁二人的說法可知，后世所謂儒家經(jīng)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及《論語》、《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關(guān)。
徐防、洪邁的說法當然不必盡信。但當我們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證之前，我們也不必過于懷疑，姑且存之。我們現(xiàn)在的興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邁的說法，儒家重要經(jīng)典與子夏無關(guān)者似為《左傳》，而我們?nèi)绻约涌级ǎ筒浑y發(fā)現(xiàn)《左傳》實際上也與子夏有相當?shù)年P(guān)聯(lián)。
關(guān)于《左傳》的作者及其早期傳授系統(tǒng)，學術(shù)界向有爭議。《經(jīng)典釋文·敘錄》指出，"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侍衛(wèi)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鋒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這個傳授系統(tǒng)大體可信，但對若干細節(jié)比如左丘明其人則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俱弟子從異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鋒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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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記·孔子世家》所記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谷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 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yīng)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tǒng)與當時學術(shù)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xiāng)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聲名遐邇。私學的創(chuàng)設(shè)，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tǒng)，進一步促進了學術(shù)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quán)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賦軍權(quán)。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nèi)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jié)財。”齊政權(quán)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受學的，幾乎遍及各諸候國。其時魯政權(quán)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zhí)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yù)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抑負難以施展，遂帶領(lǐng)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wèi)國，始受衛(wèi)靈公禮遇，后又受監(jiān)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nèi)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wèi)。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wèi)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wèi)國內(nèi)亂，孔子離衛(wèi)經(jīng)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jīng)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jù)《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wèi)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wèi)后，孔子雖受“養(yǎng)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zhàn)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xù)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
孔門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門弟子雖然相互之間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許因為孔子個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門弟子相對說來還是一個比較團結(jié)的利益集團。顧頡剛在《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中說：“孔子是一個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熱誠的人，所以眾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為一個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救濟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過許多民眾的中心人物，如宋國的子罕，鄭國的子產(chǎn)，晉國的叔向，齊國的晏嬰，衛(wèi)國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們一生做官，沒有余力來教誨弟子。惟有孔子，因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傳，所以他的人格格外偉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種極大的勢力，號為儒家。”于此可知，孔門勢力之強大，除了客觀環(huán)境使然外，實與孔子的個人人格有著莫大的關(guān)系。
孔子畢生有心為政而不果，只好廣收門徒從事教育，正是他們?nèi)绫娦枪霸掳愕赝瞥缈鬃樱舱撬麄円粋髟賯髡脫P光大孔子的學說。可以設(shè)想，假如孔子沒有這些忠實的弟子，他個人或許依然可以成為圣人，但其學說則未必能如后來那樣流傳久遠與廣大。
當然，這數(shù)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時師事孔子，否則按當時的物質(zhì)條件去推想，這些人的飲食起居似乎都將成為重大問題。真實的情況可能是，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階段師事孔子，早期弟子與晚期弟子或許不曾接觸或不曾謀面。而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響，當然也應(yīng)該隨著孔子思想境界的演進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長。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評價，在他這些及門弟子中，如若粗略分類，大概可以分為這樣幾種狀況，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現(xiàn)出眾的，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頗為出眾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語方面成就出眾的，如宰我、子貢；四是在文學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績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頗負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評價是："師(子張）也辟，參(曾參）也魯，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顏回）也屢空。賜(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看來都是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或許因為孔子對這些及門弟子出眾者有真切的認識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對他們的教育與訓練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養(yǎng)學有專長、術(shù)有專精的專門人才。他說："中上之人，可以語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語上也。"因此，我們從現(xiàn)有文獻中不難發(fā)現(xiàn)，孔子就同一問題，在不同場合，或因面對的對象不同而解釋與回答的側(cè)重點一般也就不同。這樣一來，不僅孔子的教育方法頗富個性與特色，而且對我們將要討論的問題來說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說，孔門弟子之所以學有專長、術(shù)有專攻，除了他們的天賦、個性等原因外，也與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別培養(yǎng)密切相關(guān)。更進一步說，孔門后學在學術(shù)上的分野與分化，除了外界環(huán)境使然外，恐怕也與孔子的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關(guān)聯(lián)。
這樣說，是否意味著孔子在教學內(nèi)容上對弟子們分別對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別呢?其實，根據(jù)比較可信的記載，孔子整理的那些經(jīng)典主要是用來教授弟子的，弟子們所憑借的"課本"恐怕都是經(jīng)孔子刪定的那些文獻，《孔子世家》說?quot;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zhàn)、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fù)也。"凡此種種，都可證明孔子在對弟子們進行因材施教的同時，依然有著共同的原則和教學內(nèi)容。換言之，孔子在對弟子進行教育時，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則和價值準則，從而使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價值標準，而這些信仰與標準便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孔學傳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團的內(nèi)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們的個性與天賦，在進行共同教育的同時，似乎也根據(jù)弟子們的不同情況而有所區(qū)別對待。
基于后一個考慮，我們看到孔門弟子在孔子生前雖不曾另立門戶，但事實上這些及門弟子由于學有所長、術(shù)有專攻，這便為儒家的后來發(fā)展與分化埋了了伏筆。陶潛《圣賢群輔錄》說，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靜精微之儒。這種詳盡而明白的說法雖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價值，當然不必盡信。但揆諸情理，我們應(yīng)該相信孔子的及門弟子之所謂學有專精；恐怕正是指他們各人守一個或幾個學術(shù)領(lǐng)域，從事某一項或幾項專門研究。劉師培《經(jīng)學教科書》據(jù)秦漢時的文獻分析孔門情況說：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經(jīng)》以記孔子論孝之言；子夏諸人復(fù)薈萃孔子緒言纂為《論語》，而六經(jīng)之學亦各有專書，《易經(jīng)》由孔子授商矍，再傳而為子弓，復(fù)三傳而為田何；《書經(jīng)》之學由孔子授漆雕開，然師說無傳，惟孔氏世傳其書，九傳而至孔鮒；《詩經(jīng)》之學由孔子授子夏，六傳而至荀卿。《春秋》之學自左丘明作傳，六傳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傳成為子夏所傳，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禮》、《樂》三經(jīng)，孔門弟子傳其學者尤多，如子夏、子貢等皆深于《樂》，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禮》，六國之時傳《禮經(jīng)》者復(fù)有公孫尼子、五史氏諸人，而孔門弟子復(fù)為《禮經(jīng)》作記(如子夏作《喪服記》)，又雜采古代記禮之書以及孔子論禮之言，依類排列，薈萃成書(即今《大戴禮記》、《小戴禮記》)；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學》；又有子夏之徒賡續(xù)《爾雅》，以釋六經(jīng)之言。劉師培的這些排比，雖然于細節(jié)也不可盡信，但它足以說明儒學在后來的發(fā)展與分化決不是偶然的，就其學術(shù)淵源而言，實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門弟子的學有所長、術(shù)有專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狀況已可看到儒學必然分化的端倪。但這種分化畢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歷二月十一日，孔子終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長逝。據(jù)《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葬于魯城北泅上，弟子皆服喪三年。叉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贛(貢)廬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詞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xiāng)飲于孔子家。顯而易見，孔門弟子雖然學有不同，但他們出于對孔子的同樣尊敬，估計他們在為孔子眼三年之喪，守三年心表的時候，可能尚未發(fā)生別立門戶等分化現(xiàn)象。
孔門后學的分化大概發(fā)生在弟子們?yōu)榭鬃友廴曛畣式Y(jié)束的時候或之后。據(jù)《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孔門弟子為孔子服喪三年的時候，"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然后歸。子貢返，筑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后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堅決反對。他說，"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來，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門弟子作為一種利益集團或?qū)W術(shù)團體，似不必也不會發(fā)生太大的分裂。子貢即使沒有擔當孔門領(lǐng)袖的資格和能耐，但他畢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門生，二者之間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貢在孔子死后團結(jié)維系孔門弟子。據(jù)《史記·孔子世家》記載?quot;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曰：“賜，妝來何其晚也?”顯然，孔子對子貢寄予相當?shù)钠谕?
或許正是基于這種原因以及子貢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們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喪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貢主持和料理。他不僅出面批評魯哀公為孔子致悼詞并不合乎情理，以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場，為孔子守六年之喪。因此，當其他弟子守喪三年治任將歸之時，皆大揖于子貢，相向而哭。于此我們感到，盡管子貢沒有名正言順地舉起孔門"帥旗"，但其在孔門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確定。
然而出人預(yù)料的是，當子貢的地位逐漸確立，孔門之內(nèi)并沒有發(fā)生太大問題的時候，子夏、子張、子游等人卻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顯而易見，這是一場不動聲色的政變，他們期望以有若來取代于貢將要獲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們這樣做呢?欲明白個中的奧秘，至少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
從子貢方面說，由于其"利口巧辯"，性格使然，"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惡"，似乎在某種場合得罪過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種情況是，當子貢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過程中，子貢過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與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貢。另一方面，如果從子夏等人的立場來觀察，他們對有若的推舉，除了出于對子貢的反感外，似乎也與孔門弟子的凝聚力日趨削弱有關(guān)，因而他們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為"盟主"，以期重振孔門聲威。
子夏、子游、子張等人的建議并沒有得到曾子的響應(yīng)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與他們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有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我們知道，曾子雖是孔門弟子中謹遵師說的忠誠弟子，但他和子張、子夏等人并不是關(guān)系非常密切。《論語·子張》記曾子日："堂堂乎張也，難與并為仁矣。"表面上對子張似乎很推崇，但實際上也不無貶損之意。至于對子夏，《札記·檀弓》、《論衡·禍虛》都曾記載曾子指責子夏的事：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誅泗之間，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島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日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這段指責雖然晚出，但他們之間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則，似為事實。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贊同子夏的主張，推舉有若為孔門盟主呢?更何況有若無論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見解、人格修養(yǎng)都不可能真正與孔子相比。
有若沒有成為孔門弟子的新領(lǐng)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嚴守孔門遺視而絕不自標宗旨的人生態(tài)度，故而曾子既無能力，也無興趣成為孔門弟子的新領(lǐng)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曾子反對子夏等人推舉有若的建議時，孔門弟子的分裂便已從一種潛在的危險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強者實際上都各奔東西，自謀前程，自立門戶去了。
其實，如果從學術(shù)史的觀點看，孔門弟子在孔子之后發(fā)生分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大凡顯赫一時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為思想的解說原本沒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繼承更取決于后來者所處時代的需要以及繼承者各人的才學識德等方面的主客觀因素。更何況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沒有統(tǒng)一的解說和范式呢?因此，孔門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僅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文化現(xiàn)象，而且是學術(shù)史上的必然趨勢。
至于孔門弟子的實際分化情況，《韓非子·顯學篇》有一個大概的描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孫民之儒，有東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鄧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入，墨離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fù)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顯然，這里的儒學八派已不僅指孔子的及門弟子，而且應(yīng)該包括韓非所處的時代即戰(zhàn)國時期的儒學情況。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們我們暫且勿論，還是讓我們先看看那些及問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況。
在孔問及問弟子中，應(yīng)該有所作為的子貢原本以"言語"著稱，似乎在學術(shù)見解、思想見識方面也應(yīng)該能有所作為。但是，可能由于發(fā)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貢在為孔子守了六年喪禮之后便基本上與孔門弟子失去聯(lián)系，而投身于實際的政治活動和經(jīng)濟活動之中，并沒有在學術(shù)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貢獻。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貢獻且未被歸大儒家八派的還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傳他的天賦并不高，經(jīng)常受到孔子的批評。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養(yǎng)，堅持"吾日三省吾身"，終于成為孔門弟子中除顏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對子夏等人推舉有若作領(lǐng)袖的企圖，繼則可能聚徒講學，從事著述，從孝道、倫理道德方面闡釋和宣傳孔子的遺說。《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著錄有《曾子》十八篇，王應(yīng)麋《漢志考證》稱："《隋志》、《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禮記》。其學術(shù)要旨只是闡發(fā)儒家關(guān)于孝的觀念，以孝為人生哲學的第一義，是"天地之大經(jīng)"，是"眾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傾向方面，似已偏離孔子的路線，當然也更合乎曾子"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說，"有子惡臥而淬掌，可謂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這種勤勉與好學，使他頗得孔子的賞識與喜愛，不時受到孔子的夸獎。在學術(shù)見解上，有子也大體繼承了孔子的學說，重視孝悌道德，主張和為貴，強調(diào)以禮為本。《論語·學而》記載，有子曰?quot;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wù)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欽。"雖不若曾子極端重視孝道，但也強調(diào)孝悌是仁的基礎(chǔ)。他還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還強調(diào)，"信近于義，言可復(fù)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固不失其親，亦可親也。"由此可見，有若不僅在相貌上關(guān)于孔子，其見解似亦得孔子真?zhèn)鳌Ｓ凶雍髞淼那闆r史楓有問，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況是承襲孔子的遺教，聚徒講學。只是由于經(jīng)過同門弟子的打擊，其學難以顯赫而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大子當行，使弟子執(zhí)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寓于畢，傅澇陀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翟年長元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翟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翟年四十后當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無以應(yīng)。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經(jīng)此打擊，其后當然聲望不顯，恐也難創(chuàng)造什么宗派了。子游，勝言名偃，字子游。據(jù)說少孔子四十八歲，但由于勤奮好學，深得孔子的賞識，被孔子列為文學第一，對古典文獻及禮樂教化似乎深有研究，與子夏齊名，故而應(yīng)對孔子學說的發(fā)展與傳播作過相當?shù)呢暙I。《孟子·公孫丑上》記載，"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圣人之一體。"可見子游的名聲、貢獻實不在子夏、子張之下。《札記·禮運篇》記載，背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堰在側(cè)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者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或許正是得之于這種難得而又特殊的機會，我們相信儒家們所謂大同小康的社會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門人所記錄，但由于是子游親耳所聞，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極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為《孟子微》自序說，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yè)于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
顯然，子游之學應(yīng)是儒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因而值得我們格外重視。和子游一樣，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門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荀子·大略》說，子夏家貧，平時穿得破破爛爛。有人問他：“子何不仕？”子夏說："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fù)見。柳下惠與后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早甲而喪其掌。"可見其性格略有點怪異，而向志于學，故被孔子譽為文學第一，與子游同列。
在孔門弟子中，子夏的勤奮好學是相當突出的，并因此獲得孔子的贊賞和鼓勵，孔子也盡可能地加以引導(dǎo)和訓練，從而使子夏在孔門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師的學說。如果僅僅從這一方面說，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資格統(tǒng)領(lǐng)孔門弟子。然而由于其怪異的性格，使其與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處。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劃推舉有若而未果，只好離開孔門，前往他國聚徒講學。
子夏的怪異性格是相當突出的。早在他追隨孔子問學的時候，好談?wù)搫e人是非的子貢就問孔子，"子張與子夏相比孰賢?"孔子答日："子張也過，子夏也不及。"又問："然則子張愈與?"日："過猶不及。"孔子的這種評價令人尋味，子夏的性格弱點似乎相當明白。朱熹在注這段話時說："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遵守，而規(guī)模狹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當面告誡子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種告誡雖不能說是針對子夏的弱點而來，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則，決不至于無的放矢，隨意閑談。
從《論語·子張》的記載看，子張，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為、人，子游說過，"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yīng)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當子夏之門人間交于子張，子張問道："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怒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大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則，如果從我們前面已反復(fù)談到的子夏策劃推舉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學術(shù)才識道德素養(yǎng)作為標準，肯定別有人際關(guān)系的原因在。
基于這樣一種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離開了魯國，先在衛(wèi)國為衛(wèi)靈公做些事情，然后應(yīng)邀去魏國西河講學，名聲由此大振，弟子眾多，甚者如曾子后來所指責的那樣，西阿之民一度將子夏比擬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見其影響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輩學者如梁啟超等人談到子夏西河傳經(jīng)時都給予高度重視，以為此一環(huán)節(jié)在儒學發(fā)展過程中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梁氏在《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于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jīng)子夏，繼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則別無他人。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子夏西阿傳經(jīng)的情況略作說明。
子夏西阿傳經(jīng)時在孔子辭世、孔門弟子發(fā)生分化之后，其詳細情況四史闕有間無法詳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學術(shù)真?zhèn)鳎虼耍寮业囊恍┲匾?jīng)典不僅差不多都經(jīng)過他的傳授，而且許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還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東漢學者徐防說?quot;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諸家分析，各有異說。"也就是說，所謂儒家經(jīng)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著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關(guān)系。
南宋洪邁在《容齋隨筆》續(xù)筆卷十四"子夏經(jīng)學"一節(jié)中說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jīng)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正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買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木。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綜合徐防、洪邁二人的說法可知，后世所謂儒家經(jīng)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及《論語》、《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關(guān)。
徐防、洪邁的說法當然不必盡信。但當我們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證之前，我們也不必過于懷疑，姑且存之。我們現(xiàn)在的興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邁的說法，儒家重要經(jīng)典與子夏無關(guān)者似為《左傳》，而我們?nèi)绻约涌级ǎ筒浑y發(fā)現(xiàn)《左傳》實際上也與子夏有相當?shù)年P(guān)聯(lián)。
關(guān)于《左傳》的作者及其早期傳授系統(tǒng)，學術(shù)界向有爭議。《經(jīng)典釋文·敘錄》指出，"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侍衛(wèi)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鋒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這個傳授系統(tǒng)大體可信，但對若干細節(jié)比如左丘明其人則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俱弟子從異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鋒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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