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是誰 裴松之是哪個朝代的歷史人物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wù)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沈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jù)，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lǐng)導(dǎo)，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lǐng)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guān)指南車、翻車、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guān)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zhì)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jié)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于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jié)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jié)。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jù)《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并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于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xiàn)。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guān)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jié)同期史著優(yōu)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nèi)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后，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yōu)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guān)注的是對現(xiàn)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guī)范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云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chuàng)“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后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jīng)權(quán)達變”的奇士，應(yīng)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zhì)則異焉”，本質(zhì)的異同，應(yīng)是區(qū)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jù)“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于一種自發(fā)狀態(tài)的話，那么，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xiàn)。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diào)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xiàn)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shù)：“（裴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shù)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jù)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shù)統(tǒng)計表》，載《三國志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zhuǎn)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jù)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tǒng)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shù)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jù)百衲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jù)金陵活字本統(tǒng)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于裴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tǒng)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tǒng)計最多的裴注字數(shù)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shù)倍于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jīng)過極為復(fù)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xiàn)象，因而正文與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jié)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yīng)注而不注，有的不應(yīng)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yè)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并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的已經(jīng)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盡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于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shù)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余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shù)內(nèi)”，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余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shù)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余種”，另外，引諸經(jīng)及諸子字書“又四十余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tǒng)計裴注引書160余種（《三國志辨疑》）。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jīng)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jīng)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王鐘翰統(tǒng)計“裴氏注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并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tǒng)計“裴注征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商務(wù)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jīng)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tǒng)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余種；若除去關(guān)于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余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tǒng)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tǒng)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tǒng)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于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種，用于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tǒng)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注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tǒng)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tǒng)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jīng)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島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島記》（荀綽撰。注：此書總名《九州島記》，則分為《冀州
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決錄》（趙岐撰） 《三朝錄》
《三國評》（徐眾撰） 《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啟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
（注：《曹休傳》注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注中說是張衡所
撰，《王粲傳》注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家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wèi)恒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 《列異傳》
《決疑要注》（摯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注：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胡沖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huán)某撰） 《吳質(zhì)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 《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樸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后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注：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yīng)劭撰） 《胡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干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干寶撰） 《晉書》（虞預(yù)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注》 《晉惠帝起居注》（陸機撰）
《益州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注：此書應(yīng)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xiāng)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家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yīng)璩撰） 《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 《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啟蒙注》（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 《華陀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 《嵇康傳》
《嵇康集》 《程曉別傳》
《費祎別傳》 《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 《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 《搜神記》（干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 《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家傳》 《虞翻別傳》
《楊都賦注》（庾闡撰） 《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 《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 《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 《趙云別傳》
《裴氏家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 《潘尼別傳》
《潘岳別傳》 《潘岳集》
《劉氏譜》 《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注：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戰(zhàn)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云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 《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沈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 《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家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注》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xù)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注釋者。
附錄
1. 撰人著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島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家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決疑要注》
葛宏：《抱樸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干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島春秋》、《序傳》、《戰(zhàn)略》、《續(xù)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
《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2. 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干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yù)《晉書》
作后漢書的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后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現(xiàn)后，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關(guān)于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yōu)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yīng)關(guān)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么裴松之卻要發(fā)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xiàn)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云：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凈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凈！答言：說凈。陳氏解釋說：“據(jù)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注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后》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fā)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tài)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tǒng)有何淵源吧？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shù)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于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zhì)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zhì)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么關(guān)系。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為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永嘉南遷后移居江南。東晉劉宋之際的史學家，《三國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
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親裴珪，曾任正員外郎。
裴松之從小喜歡讀書，八歲的時候己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長大以后，他博覽各種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選拔一批名門士族子弟入宮侍衛(wèi)，參與顧問咨詢事宜。由于門第和本人的學識，裴松之被選中，擔任殿中將軍的職務(wù)。與裴松之同時入選的瑯邪王望之、會稽謝�都是名門望族。這一年，裴松之二十歲。
晉安帝初年，東晉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激化，強藩舉兵威脅中央的戰(zhàn)爭頻繁發(fā)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袞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變失敗后，庾楷投奔占據(jù)夏口的桓玄，被委任為武昌太守。庾楷為擴大自己的勢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此行風險太大，遲遲不肯動身。果然不久，西部幾個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猶豫未行，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擔任過員外散騎侍郎和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由于他在故郭縣政績突出，被升調(diào)回中央，改任尚書祠部郎的職務(wù)。
在尚書祠部任官期間，裴松之曾上書要求禁斷私碑。東晉承漢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盜名之風甚盛。他們生前竟相飾情標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華文麗藻，為其銘石勒碑。裴松之是個嚴肅的學者。他認為，碑銘之作是為明示后人，所以傳記必須與事實相符，而現(xiàn)在弄虛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沒有取信的標準，掩蓋了歷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這種惡習的同時，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對于修史和鑒別史料的某些觀點。
義熙十二年（416），執(zhí)掌朝政的太尉劉裕兼領(lǐng)司州刺史，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北伐過程中，裴松之始終總領(lǐng)府事，參與幕府機要。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的才干，稱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一俟晉軍攻占洛陽，劉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為自己封國的世子洗馬。這時，裴松之已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劉宋代晉以后，裴松之歷任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冗從仆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這次的巡視，以裴松之的任務(wù)完成為最好，因而受到了輿論的贊揚。不久，他被升任為中韋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賜爵西鄉(xiāng)侯。
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對陳壽所著的《三國志》不太滿意。他命令裴松之廣采三國各類史籍為陳書作注。裴松之受詔后，上搜舊聞，傍摭遺逸，經(jīng)過三年的精心撰作，終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寫成《三國志注》。宋文帝看過后，非常高興，稱贊他說：“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業(yè)。”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歲。
裴松之隨注書呈給宋文帝一份《上三國志注表》，這是他對注書工作的總結(jié)。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陳壽的著作。認為它敘事清晰，取材審正，是當時的一部“嘉史”。同時，他指出陳書有過于簡略、以至脫漏很多重要史實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陳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導(dǎo)思想，并把注文概括為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種類型。
“補闕”是裴松之注書的重點。用他自己的話說，凡陳書聽不記載的，而又有保存價值的史料，注書全部予以補充。補闕大致分兩個方面。第一，對于陳書中記載過于簡略的地方，裴松之廣征博引，悉心增補，使讀者得知比陳書更多的史實。如曹操始興屯田為三國時期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措施。而《三國志·武帝紀》只在建安元年條下書“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數(shù)字。裴松之則引王沈《魏書》進行補充，聯(lián)系后面《任峻傳》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補有關(guān)記載近三百三十字。這樣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體措施大體描述清楚了。陳壽對于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王弼的生平記載也過于疏略，只在《鐘會傳》后附記“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為王弼的生平事跡和學術(shù)思想，補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國志》對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國的情況也未作專篇敘述，僅于《烏丸傳》、《鮮卑傳》等文中略作交待。
裴注則引《魏略》對氏、匈奴、羌、西域各國、大秦及大秦屬國予以重點敘述，其中關(guān)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風俗、物產(chǎn)等方面的記載，尤為詳瞻。在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時還說明補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吳質(zhì)傳》注引《魏略》之《魏太子與吳質(zhì)書》后，寫道：“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又在《傅嘏傳》注引司馬彪《戰(zhàn)略》前講：“《戰(zhàn)略》載嘏此對，詳于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第二，對于陳壽記載遺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資料，給予添補。《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條下，裴注增加一個“令”（后人題稱為《讓縣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敘述了他五十五歲以前生平抱負的變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傳。在《武帝紀》末，裴松之注引《魏書》、《傅子》諸書，綜述曹操的為人，并補充了曹操援劍割發(fā)、多疑濫殺、生性節(jié)儉等方面的史實，都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馬鈞是三國時期著名的科技發(fā)明家，陳書對馬鈞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紀》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還在《杜夔傳》注引傅玄序文，將馬鉤生平事跡及其創(chuàng)造發(fā)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敘述清楚，遂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免遭淹沒無聞的悲劇。《孫皓傳》注中所引《晉陽秋》，講到孫皓降于王浚，“浚收其圖籍，領(lǐng)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宮五千余人。”這是吳亡時全面情況，是研究經(jīng)濟史難得的寶貴數(shù)字。
在裴松之所能見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對立的記載。經(jīng)過比較鑒別，對于這類文字，能夠作出判斷的，裴松之都寫出結(jié)論，但對那些不易判斷誰是誰非的材料，則一并收入，留待讀者或后人去分判，這就是“備異”。在封建官僚中，能有這種實事求是學風的人還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歡用“未詳”、“未詳孰是”、“未知何者為誤”等案語處理備異類材料。如《武帝紀》注引郭頒《魏晉世語》所載魏諷事跡后，寫道：“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荀攸傳》載袁紹有個大將韓，裴松之案：“諸書韓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張邈傳》注引《獻帝春秋》后講：“案本傳邈詣術(shù)，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高柔傳》載高干為高柔從兄，裴松之案曰：“《陳留耆舊傳》及謝承《（后漢）書》，干應(yīng)為柔從兄；未知何者為誤。”裴松之對備異類材料有時加的是“與本傳不同”或“與本傳違”等案語。此外，裴松之還把大致同意某一種說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歸入備異類。如《武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的記載與陳書不同，裴松之判斷說：“案《吳志》劉備先破（曹）公軍，然后（孫）權(quán)攻合肥。前此紀云權(quán)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諸葛恪入宮前與滕胤問答之辭，與陳書不同。裴松之引孫盛之語說明自己的觀點：“《吳歷》為長。”
所謂“懲妄”，是指對陳書中明顯錯誤的地方，裴松之引舉事實所進行的糾謬。“懲妄”，有兩種表述形式。其一是舉陳書前后乖舛之處，自證其誤。如《武帝紀》載官渡之戰(zhàn)前曹軍“兵不滿萬”，裴注曰：“未應(yīng)如此之少。”復(fù)在《茍或傳》中找出“十萬之眾”的矛盾記載，進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明帝紀》載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駁說：“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yīng)以十年生，計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強名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傳》記載：“自去長史，優(yōu)游無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對說：“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別陳壽記載的錯誤。如《朱然傳》記載朱然于赤烏五年戰(zhàn)敗魏將事，裴注引孫盛《異同評》的考證認為“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
裴松之的“論辯”包括對某些史實、陳壽的《三國志》及諸家史的考辨和評論。裴松之于補充史實的同時，常有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如《關(guān)羽傳》中有關(guān)羽投奔劉備，曹操禁部下追殺的記載。裴松之評論說：“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對張昭勸孫權(quán)降曹一事的評論，也與一般學者看法不同。他認為：“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jié)，遂為戰(zhàn)國之夢哉！雖無功于孫氏，有大當于天下矣。”這里體現(xiàn)了裴松之反對分裂、渴望統(tǒng)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陳書的同時，也批評了陳壽的“小失”。這種“小失”有屬于記事不當?shù)摹Ｈ鐚俣芍畱?zhàn)記“兵不滿萬”文，評論說：“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魯肅傳》和《諸葛亮傳》關(guān)于孫吳合力抗曹的記載互相矛盾，前者稱“皆肅之本謀”，后者講“此計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評說：“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竟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有的“小失”屬于編撰問題。如裴松之反對陳壽將賈詡與荀彧、荀攸合傳，認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魏氏如賈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并列，失其類矣。”他還認為董允應(yīng)附于其父董和傳后，不應(yīng)當分別立傳。裴松之對陳壽的某些評論也有不同意見。如陳壽把袁術(shù)的失敗歸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評他沒有抓著事情的要害，認為“妄自尊立”是袁術(shù)滅亡的關(guān)鍵。裴松之除批評陳壽的論點不當外，還對他的遣詞用字有所指責。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時也對他們進行評論。在《高貴鄉(xiāng)公紀》注中，裴松之對晉代的幾位史家張璠、虞溥、郭頒等人分別進行了評論。他認為張璠的《后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虞溥的《江表傳》“粗有條貫”，唯對郭頒的《魏晉世語》嗤之以鼻，說它“最為鄙劣”。他還說張騭的《文士傳》“虛偽妄作”，樂資的《山陽公載記》“穢雜虛謬”。這些評價是裴松之根據(jù)諸家史的敘事水平和議論能力得出的。
除了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個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書的內(nèi)容，即文學的訓詁、名物的銓釋、書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釋《文帝紀》中的“款塞內(nèi)附”說：“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對《孫權(quán)傳》中的“鄱陽言白虎仁”，解釋說：“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對于《徐晃傳》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說：“案晃于時未應(yīng)稱臣，傳寫者誤也。”屬于注釋名物的有《齊王芳紀》注中引述《異物志》、《傅子》、《搜神記》等書解釋“火浣布”，《諸葛亮傳》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釋“連弩”等。此外，裴注還有注釋地理、典故的內(nèi)容。
他的太詳細拉~!長了,長的你不要,我知道~!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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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郭15125989073： 裴松三國志注增加的內(nèi)容是陳壽的多少倍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裴松之是我國古代杰出的史學家,《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陳壽《三國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由于大量征引, 裴松之的注文共達36.7萬余字,比陳壽正文的32萬余字多出八分之一 ,彌補了《三國志》原來記載簡略的缺陷. (《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 希望對您有幫助,望采納,您的采納將是我們回答的動力
毓郭15125989073： 《三國志》的作者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三國志是史書 作者陳壽
毓郭15125989073： 臣松是什么意思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不是“臣松”,你看清楚,是“臣松之” “松之”指的是“裴松之”,裴松之是東晉史學家,《三國志注》的作者.“臣”是古人自稱
毓郭15125989073： 1.“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句話的作者是誰? 2.“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話的作者是誰?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1.“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句話的作者是杜甫,出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2.“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話的作者是董其昌. 出處: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畫訣中: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nèi)營,立成鄄鄂. 3.“書讀百遍,其義自見”這句話的作者是裴松之. 釋源:《三國志》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明帝時大司農(nóng)弘農(nóng)董遇等,亦歷注經(jīng)傳,頗傳于世.”裴注:《魏略》曰:“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
毓郭15125989073： 《三國志》是誰寫的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各國的歷史官員,最后陳壽編在了一塊,裴松之做過著
毓郭15125989073： 曹操的父親是誰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是曹嵩也就是魏武帝曹操的父親,漢太尉.后高祖曹丕追謚其為太皇帝,他本姓夏侯,且為夏侯敦之叔父,在被曹騰收養(yǎng)后改姓曹,曹操也就是曹騰的孫子,
毓郭15125989073： 《三國志》的作著是誰?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作者是 :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他少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wèi)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quán),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
毓郭15125989073： 三國志作者是誰?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三國志》的作者是西晉的陳壽 他原是蜀漢的臣子 蜀漢滅亡后入魏 魏被晉代后入晉 因此他對蜀 魏 的歷史了解較多 晉滅吳后開始寫作《三國志》因而他之后的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描寫的三國歷史蜀 魏 的比較多 比較詳細 而吳的歷史則比較少 比較簡略 --------綠野鷹揚 :-)
毓郭15125989073： 請問史書《三國志》的作者是陳壽還是裴松?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陳壽
毓郭15125989073： 中國歷史上唯一歷經(jīng)了七朝的宰相是誰 -
大祥區(qū)阻抗： ______ 裴度,經(jīng)歷了唐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和文宗七朝,史稱七朝元老.所以史書稱他“威望德業(yè)”,為世所重;宰相之中,“推度為首”.裴度所在的裴氏家族,世居聞喜裴柏村(今山西聞喜縣),是中國古代的世家望族,從東漢至唐,見于史書的從宰相至郡守有五百零六人,魏晉時的地圖學家裴秀、南北朝時的史學家裴松之,都屬裴氏家族.其中宰相五十九人,大將軍五十九人,中書侍郎十四人,尚書五十五人,太守七十七人.裴度的祖父為濮陽令,父親為澠池丞,裴度本人更是得了一大串官號.因此,裴柏村也被稱為“宰相村”.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wù)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沈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jù)，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lǐng)導(dǎo)，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lǐng)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guān)指南車、翻車、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guān)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zhì)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jié)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于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jié)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jié)。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jù)《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并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于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xiàn)。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guān)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jié)同期史著優(yōu)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nèi)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后，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yōu)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guān)注的是對現(xiàn)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guī)范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云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chuàng)“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后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jīng)權(quán)達變”的奇士，應(yīng)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zhì)則異焉”，本質(zhì)的異同，應(yīng)是區(qū)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jù)“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于一種自發(fā)狀態(tài)的話，那么，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xiàn)。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diào)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xiàn)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shù)：“（裴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shù)倍。”（《郡齋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jù)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shù)統(tǒng)計表》，載《三國志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zhuǎn)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jù)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tǒng)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shù)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jù)百衲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jù)金陵活字本統(tǒng)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于裴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tǒng)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tǒng)計最多的裴注字數(shù)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shù)倍于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jīng)過極為復(fù)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xiàn)象，因而正文與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jié)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yīng)注而不注，有的不應(yīng)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yè)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并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的已經(jīng)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盡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于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shù)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余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shù)內(nèi)”，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余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shù)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余種”，另外，引諸經(jīng)及諸子字書“又四十余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tǒng)計裴注引書160余種（《三國志辨疑》）。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jīng)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jīng)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王鐘翰統(tǒng)計“裴氏注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并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tǒng)計“裴注征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商務(wù)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jīng)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tǒng)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余種；若除去關(guān)于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余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tǒng)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tǒng)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tǒng)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于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種，用于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tǒng)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注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tǒng)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tǒng)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jīng)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島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島記》（荀綽撰。注：此書總名《九州島記》，則分為《冀州
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決錄》（趙岐撰） 《三朝錄》
《三國評》（徐眾撰） 《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啟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
（注：《曹休傳》注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注中說是張衡所
撰，《王粲傳》注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家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wèi)恒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 《列異傳》
《決疑要注》（摯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注：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胡沖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huán)某撰） 《吳質(zhì)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 《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樸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后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注：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yīng)劭撰） 《胡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干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干寶撰） 《晉書》（虞預(yù)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注》 《晉惠帝起居注》（陸機撰）
《益州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注：此書應(yīng)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xiāng)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家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yīng)璩撰） 《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 《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啟蒙注》（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 《華陀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 《嵇康傳》
《嵇康集》 《程曉別傳》
《費祎別傳》 《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 《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 《搜神記》（干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 《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家傳》 《虞翻別傳》
《楊都賦注》（庾闡撰） 《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 《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 《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 《趙云別傳》
《裴氏家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 《潘尼別傳》
《潘岳別傳》 《潘岳集》
《劉氏譜》 《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注：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戰(zhàn)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云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 《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沈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 《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家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注》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xù)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注釋者。
附錄
1. 撰人著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島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家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決疑要注》
葛宏：《抱樸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干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島春秋》、《序傳》、《戰(zhàn)略》、《續(xù)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
《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2. 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干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yù)《晉書》
作后漢書的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后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現(xiàn)后，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關(guān)于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yōu)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yīng)關(guān)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么裴松之卻要發(fā)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xiàn)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云：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凈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凈！答言：說凈。陳氏解釋說：“據(jù)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注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后》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fā)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tài)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tǒng)有何淵源吧？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shù)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于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zhì)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zhì)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么關(guān)系。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為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永嘉南遷后移居江南。東晉劉宋之際的史學家，《三國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
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親裴珪，曾任正員外郎。
裴松之從小喜歡讀書，八歲的時候己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長大以后，他博覽各種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選拔一批名門士族子弟入宮侍衛(wèi)，參與顧問咨詢事宜。由于門第和本人的學識，裴松之被選中，擔任殿中將軍的職務(wù)。與裴松之同時入選的瑯邪王望之、會稽謝�都是名門望族。這一年，裴松之二十歲。
晉安帝初年，東晉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激化，強藩舉兵威脅中央的戰(zhàn)爭頻繁發(fā)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袞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變失敗后，庾楷投奔占據(jù)夏口的桓玄，被委任為武昌太守。庾楷為擴大自己的勢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此行風險太大，遲遲不肯動身。果然不久，西部幾個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猶豫未行，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擔任過員外散騎侍郎和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由于他在故郭縣政績突出，被升調(diào)回中央，改任尚書祠部郎的職務(wù)。
在尚書祠部任官期間，裴松之曾上書要求禁斷私碑。東晉承漢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盜名之風甚盛。他們生前竟相飾情標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華文麗藻，為其銘石勒碑。裴松之是個嚴肅的學者。他認為，碑銘之作是為明示后人，所以傳記必須與事實相符，而現(xiàn)在弄虛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沒有取信的標準，掩蓋了歷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這種惡習的同時，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對于修史和鑒別史料的某些觀點。
義熙十二年（416），執(zhí)掌朝政的太尉劉裕兼領(lǐng)司州刺史，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北伐過程中，裴松之始終總領(lǐng)府事，參與幕府機要。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的才干，稱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一俟晉軍攻占洛陽，劉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為自己封國的世子洗馬。這時，裴松之已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劉宋代晉以后，裴松之歷任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冗從仆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這次的巡視，以裴松之的任務(wù)完成為最好，因而受到了輿論的贊揚。不久，他被升任為中韋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賜爵西鄉(xiāng)侯。
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對陳壽所著的《三國志》不太滿意。他命令裴松之廣采三國各類史籍為陳書作注。裴松之受詔后，上搜舊聞，傍摭遺逸，經(jīng)過三年的精心撰作，終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寫成《三國志注》。宋文帝看過后，非常高興，稱贊他說：“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業(yè)。”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歲。
裴松之隨注書呈給宋文帝一份《上三國志注表》，這是他對注書工作的總結(jié)。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陳壽的著作。認為它敘事清晰，取材審正，是當時的一部“嘉史”。同時，他指出陳書有過于簡略、以至脫漏很多重要史實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陳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導(dǎo)思想，并把注文概括為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種類型。
“補闕”是裴松之注書的重點。用他自己的話說，凡陳書聽不記載的，而又有保存價值的史料，注書全部予以補充。補闕大致分兩個方面。第一，對于陳書中記載過于簡略的地方，裴松之廣征博引，悉心增補，使讀者得知比陳書更多的史實。如曹操始興屯田為三國時期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措施。而《三國志·武帝紀》只在建安元年條下書“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數(shù)字。裴松之則引王沈《魏書》進行補充，聯(lián)系后面《任峻傳》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補有關(guān)記載近三百三十字。這樣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體措施大體描述清楚了。陳壽對于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王弼的生平記載也過于疏略，只在《鐘會傳》后附記“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為王弼的生平事跡和學術(shù)思想，補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國志》對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國的情況也未作專篇敘述，僅于《烏丸傳》、《鮮卑傳》等文中略作交待。
裴注則引《魏略》對氏、匈奴、羌、西域各國、大秦及大秦屬國予以重點敘述，其中關(guān)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風俗、物產(chǎn)等方面的記載，尤為詳瞻。在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時還說明補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吳質(zhì)傳》注引《魏略》之《魏太子與吳質(zhì)書》后，寫道：“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又在《傅嘏傳》注引司馬彪《戰(zhàn)略》前講：“《戰(zhàn)略》載嘏此對，詳于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第二，對于陳壽記載遺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資料，給予添補。《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條下，裴注增加一個“令”（后人題稱為《讓縣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敘述了他五十五歲以前生平抱負的變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傳。在《武帝紀》末，裴松之注引《魏書》、《傅子》諸書，綜述曹操的為人，并補充了曹操援劍割發(fā)、多疑濫殺、生性節(jié)儉等方面的史實，都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馬鈞是三國時期著名的科技發(fā)明家，陳書對馬鈞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紀》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還在《杜夔傳》注引傅玄序文，將馬鉤生平事跡及其創(chuàng)造發(fā)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敘述清楚，遂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免遭淹沒無聞的悲劇。《孫皓傳》注中所引《晉陽秋》，講到孫皓降于王浚，“浚收其圖籍，領(lǐng)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宮五千余人。”這是吳亡時全面情況，是研究經(jīng)濟史難得的寶貴數(shù)字。
在裴松之所能見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對立的記載。經(jīng)過比較鑒別，對于這類文字，能夠作出判斷的，裴松之都寫出結(jié)論，但對那些不易判斷誰是誰非的材料，則一并收入，留待讀者或后人去分判，這就是“備異”。在封建官僚中，能有這種實事求是學風的人還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歡用“未詳”、“未詳孰是”、“未知何者為誤”等案語處理備異類材料。如《武帝紀》注引郭頒《魏晉世語》所載魏諷事跡后，寫道：“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荀攸傳》載袁紹有個大將韓，裴松之案：“諸書韓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張邈傳》注引《獻帝春秋》后講：“案本傳邈詣術(shù)，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高柔傳》載高干為高柔從兄，裴松之案曰：“《陳留耆舊傳》及謝承《（后漢）書》，干應(yīng)為柔從兄；未知何者為誤。”裴松之對備異類材料有時加的是“與本傳不同”或“與本傳違”等案語。此外，裴松之還把大致同意某一種說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歸入備異類。如《武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的記載與陳書不同，裴松之判斷說：“案《吳志》劉備先破（曹）公軍，然后（孫）權(quán)攻合肥。前此紀云權(quán)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諸葛恪入宮前與滕胤問答之辭，與陳書不同。裴松之引孫盛之語說明自己的觀點：“《吳歷》為長。”
所謂“懲妄”，是指對陳書中明顯錯誤的地方，裴松之引舉事實所進行的糾謬。“懲妄”，有兩種表述形式。其一是舉陳書前后乖舛之處，自證其誤。如《武帝紀》載官渡之戰(zhàn)前曹軍“兵不滿萬”，裴注曰：“未應(yīng)如此之少。”復(fù)在《茍或傳》中找出“十萬之眾”的矛盾記載，進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明帝紀》載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駁說：“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yīng)以十年生，計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強名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傳》記載：“自去長史，優(yōu)游無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對說：“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別陳壽記載的錯誤。如《朱然傳》記載朱然于赤烏五年戰(zhàn)敗魏將事，裴注引孫盛《異同評》的考證認為“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
裴松之的“論辯”包括對某些史實、陳壽的《三國志》及諸家史的考辨和評論。裴松之于補充史實的同時，常有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如《關(guān)羽傳》中有關(guān)羽投奔劉備，曹操禁部下追殺的記載。裴松之評論說：“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對張昭勸孫權(quán)降曹一事的評論，也與一般學者看法不同。他認為：“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jié)，遂為戰(zhàn)國之夢哉！雖無功于孫氏，有大當于天下矣。”這里體現(xiàn)了裴松之反對分裂、渴望統(tǒng)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陳書的同時，也批評了陳壽的“小失”。這種“小失”有屬于記事不當?shù)摹Ｈ鐚俣芍畱?zhàn)記“兵不滿萬”文，評論說：“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魯肅傳》和《諸葛亮傳》關(guān)于孫吳合力抗曹的記載互相矛盾，前者稱“皆肅之本謀”，后者講“此計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評說：“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竟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有的“小失”屬于編撰問題。如裴松之反對陳壽將賈詡與荀彧、荀攸合傳，認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魏氏如賈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并列，失其類矣。”他還認為董允應(yīng)附于其父董和傳后，不應(yīng)當分別立傳。裴松之對陳壽的某些評論也有不同意見。如陳壽把袁術(shù)的失敗歸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評他沒有抓著事情的要害，認為“妄自尊立”是袁術(shù)滅亡的關(guān)鍵。裴松之除批評陳壽的論點不當外，還對他的遣詞用字有所指責。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時也對他們進行評論。在《高貴鄉(xiāng)公紀》注中，裴松之對晉代的幾位史家張璠、虞溥、郭頒等人分別進行了評論。他認為張璠的《后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虞溥的《江表傳》“粗有條貫”，唯對郭頒的《魏晉世語》嗤之以鼻，說它“最為鄙劣”。他還說張騭的《文士傳》“虛偽妄作”，樂資的《山陽公載記》“穢雜虛謬”。這些評價是裴松之根據(jù)諸家史的敘事水平和議論能力得出的。
除了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個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書的內(nèi)容，即文學的訓詁、名物的銓釋、書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釋《文帝紀》中的“款塞內(nèi)附”說：“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對《孫權(quán)傳》中的“鄱陽言白虎仁”，解釋說：“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對于《徐晃傳》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說：“案晃于時未應(yīng)稱臣，傳寫者誤也。”屬于注釋名物的有《齊王芳紀》注中引述《異物志》、《傅子》、《搜神記》等書解釋“火浣布”，《諸葛亮傳》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釋“連弩”等。此外，裴注還有注釋地理、典故的內(nèi)容。
他的太詳細拉~!長了,長的你不要,我知道~!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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