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司馬遷的資料及評論 對司馬遷的評價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xiàn)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并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于同樣高度。作為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為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為王朝的史官卻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chuàng)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強化的君主專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復雜的社會矛盾，體現(xiàn)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shù)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于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后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游。據(jù)《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游回來以后，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云南一帶。以后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游，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游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后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yè)作為一項遺愿囑托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于著史，并參與了《太初歷》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fā)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zhàn)之后，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于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于無奈，以后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于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愿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于是“隱忍茍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xiàn)。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終于在太始四年（前寫于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于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跡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①。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qū)嶋H統(tǒng)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lián)絡；“書”是天文、歷法、水利、經(jīng)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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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以前，歷史著作都帶有資料匯編和整理的性質(zhì)，作者大都不明，難以說是由某個個人獨力完成的：諸子書實際也是各個學派文獻的匯編，并非由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單獨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獨立成篇的。
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為“紀傳體”，以后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為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空間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僅是我國古代三千年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歷史的總結，也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在這個無比宏大的結構中，包涵著從根本上、整體上探究和把握人類生存方式的意圖。如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所言，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夠把《史記》看成是單純的史實記錄，它在史學上、文學上以及哲學上，都具有極高的成就。
《史記》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歷代“正史”的修撰從未斷絕，匯成一條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堪稱世界史學史上的奇跡。但是，《史記》的情況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記》以后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并不體現(xiàn)最高統(tǒng)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jù)說武帝讀《史記》后，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今傳《史記》中一部分是后人補綴的）。那么，司馬遷究竟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寫作《史記》的？這也是理解《史記》的關鍵之一。
我們需要注意到，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確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前，君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個貴族集團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史官不僅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筆直書”的義務和權利。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他雖然意識到在自己的時代，史官已經(jīng)跌落到“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識地繼承了古老的史官傳統(tǒng)，并不想把自己的筆變成為君主唱贊歌的工具。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司馬遷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學說，對當代的儒士更鄙視有加，但他欽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為天下確立文化準則的宏大理想。司馬遷把自己寫作《史記》的工作視為孔子修《春秋》事業(yè)的繼承，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擴大地說，這也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理性態(tài)度和批判意識。
時代賦予司馬遷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總結歷史的任務，廣泛的游歷使他對社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殘酷的命運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繼承先秦的史官傳統(tǒng)和諸子文化，司馬遷又確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對獨立和批判性的寫作立場。正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和特殊的個人遭遇中，產(chǎn)生了偉大的《史記》；在這部偉大的《史記》中，又表現(xiàn)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xiāng)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于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斗角、厚顏無恥的現(xiàn)象，更是紛呈畢現(xiàn)于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并不帶有丑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xiàn)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xiàn)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并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zhì)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zhì)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律是什么，但足以啟發(fā)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chuàng)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xiàn)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xiàn)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局限于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范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nóng)民領袖、卿相、將帥、后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游俠、商人、戲子、醫(yī)師、男寵、卜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cè)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后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類型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tài)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并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但是作為一個忠于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zhì)欲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于戰(zhàn)斗、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沖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yī)師方技之人苦心鉆研、農(nóng)工商賈的各項經(jīng)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zhì)利益的活動。盡管這樣并列的敘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zhì)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jù)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后，是《呂太后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里，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贊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jīng)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里面，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準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準并不完全符合統(tǒng)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后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jié)，《管仲列傳》卻又贊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后不肯殉節(jié)、從囚牢里出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jié)，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游俠對社會統(tǒng)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贊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并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復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tǒng)治思想的束縛，敢于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fā)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chǎn)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qū)別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于《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zhì)。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zhì)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沖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zhì)。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jīng)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通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fā)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jīng)》、《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fā)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跡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nèi)心的痛苦和郁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后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敘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敘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敘事文學已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zhàn)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復雜的歷史事件的敘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于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并通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敘事態(tài)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xiàn)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敘事態(tài)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敘述和設置場景提供了廣闊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謂客觀敘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xiàn)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于敘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jīng)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xiàn)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游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zhàn)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枚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shù)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zhàn)國策》中少數(shù)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后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①，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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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里也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xiàn)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敘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臺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yōu)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xiàn)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松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chǎn)生文學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tài)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于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jié)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敘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chuàng)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qū)⑼患路稚⒃诓煌牡胤剑砸粋€地方的敘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復。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tǒng)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經(jīng)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經(jīng)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zhàn)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致，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于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于敘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xiàn)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shù)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jīng)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采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jīng)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qū)別的，身份和經(jīng)歷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為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jié)；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對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亦有偏愛。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愛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與出眾才華的人物。那些奮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義者，那些看上去怯懦無能而胸懷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權位而聲震人主的俠士，那些膽識過人、無往不勝的將帥，那些血濺五步的刺客，那些運籌帷幄、智謀百出的文弱書生，乃至富可敵國的寡婦，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這些非凡的人物，構成《史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記》洋溢著浪漫的情調(diào)，充滿傳奇色彩。尤其將秦漢歷史劇變之際人物的傳記合起來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讀，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詩。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xiàn)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yè)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后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后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復職后他就借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后，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xiàn)人與環(huán)境、地位的關系，揭示出人性的復雜性。
司馬遷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會、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則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較的方法，表現(xiàn)他的這種看法。如《蘇秦列傳》寫才能杰出的蘇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蘇代、蘇厲卻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寫主父偃鋒芒畢露而遭到滅族，公孫弘深衷厚貌卻安享富貴尊榮……。但司馬遷絕不贊美平庸、茍且、委瑣的人生。《史記》中寫得最為壯麗動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項羽本紀》寫項羽最后失敗自殺，竟用了一二千字，作為歷史記載，可以說毫無必要；作為文學作品，卻有一種淋漓酣暢的效果。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并無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經(jīng)征戰(zhàn)的余生受辱于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這種反復出現(xiàn)的悲劇場面中，司馬遷表現(xiàn)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他告訴人們：即使命運是不可戰(zhàn)勝的，人的意志也同樣是不可屈服的。我們從中看到漢武帝時代的文化中那種壯烈的人生精神，為之感嘆再三。
對于《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xiàn)，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種藝術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記》注意并善于描寫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視性。如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征。而且司馬遷很少單純地描寫人物外貌，而總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種或隱或顯的聯(lián)系，所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讀過張良的傳，我們很難忘記他的“如婦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寫則比比皆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使秦，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fā)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生活細節(jié)的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現(xiàn)人物性格、展現(xiàn)其內(nèi)心世界的基本手段。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xiàn)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shù)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但從文學角度來看，卻是非常具體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張湯兒時劾鼠如老吏，劉邦微時的豪放無賴，陳平為鄉(xiāng)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細瑣的事件呈現(xiàn)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評述。自然，在這種描寫中，難免有傳說和虛構的成分。
對話往往最能活生生地體現(xiàn)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文化修養(yǎng)、社會地位，也為《史記》所注重，有許多優(yōu)秀的例子。劉邦、項羽微時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qū)，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wèi)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后，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后任中書令，繼續(xù)發(fā)憤著書，終于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后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jīng)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fā)憤著書，創(chuàng)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陜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并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yè)。他們?yōu)榇朔瞰I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后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鉆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yè)，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yè)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后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于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top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jīng)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nèi)缃褚娎盍瓿霰焕鸵晃兜芈渚率浯笃渥锩Ｋ麑h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jù)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后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fā)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后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jīng)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并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
1、力求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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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撰寫《史記》，態(tài)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jīng)過了大量的調(diào)查研究，并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jīng)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tài)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xiàn)實、記錄現(xiàn)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并不為傳統(tǒng)歷史記載的成規(guī)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于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tǒng)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并不是根據(jù)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xiàn)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yī)生、倡優(yōu)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chuàng)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并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tài)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并沒有發(fā)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tài)度卻于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xiàn)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tǒng)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nóng)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nóng)，是農(nóng)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并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于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并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nóng)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最后終于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tǒng)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烏遷是完全持肯定態(tài)度的。
對于歷史上許多忠于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贊賞。他當年游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并在江畔憑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吊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并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tǒng)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跡作了實地考查。后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里，贊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zhì)。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贊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游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坷，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贊賞人民反抗強暴的愿望。司馬遷對名醫(yī)扁鵲、諄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跡和醫(y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丑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并無情地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里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后，與趙禹一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jù)此治罪。張湯不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shù)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通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tǒng)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于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于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后，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fā)，到各地游歷。后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郎中守衛(wèi)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游，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jīng)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nèi)缃褚娎盍瓿霰焕鸵晃兜芈渚率浯笃渥锩Ｋ麑h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jù)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后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司馬遷(前145—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yǎng)，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贊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xiàn)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后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tài)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后，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nóng)業(yè)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了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長安后，他又學習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當時經(jīng)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游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guī)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乙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后“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游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jīng)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這對他后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tǒng)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愿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后，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并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jīng)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歷的工作后，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yè)，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于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游說，并借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并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于一死。他終于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圣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茍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獄后，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埽除之隸”、“閨合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yè)卻從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后，他的事跡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yè)，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別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這正說明了司馬遷的思想比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站得更高，而為一些封建正統(tǒng)文人所無法理解。我們今天正是從這些封建正統(tǒng)文人的指責中，看到了司馬遷進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tǒng)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lián)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jīng)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fā)展和現(xiàn)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shù)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君長統(tǒng)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fā)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fā)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jīng)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nèi)缃褚娎盍瓿霰焕鸵晃兜芈渚率浯笃渥锩Ｋ麑h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jù)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后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萊彎18381099340： 對司馬遷的評價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忍辱負重一生其死重于泰山也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但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是有肯定,有否定. 著名的文學大師魯迅對的評價就很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 ...
萊彎18381099340： 有沒有司馬遷的介紹?150字左右?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被后人尊稱為“史圣”.他最大的貢獻是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的《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后世影響巨大.
萊彎18381099340： 急需司馬遷與史記的更多資料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
萊彎18381099340： 讀下面材料內(nèi)容,討論回答以下問題: (1 )司馬遷在歷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什么?魯迅為什么把他的書稱為“史家之絕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嵊州市剛性： ______[答案] (1)司馬遷在歷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編寫一本歷史巨著《史記》.魯迅所以稱這本歷史巨著為“史家之絕唱”是因為《史記》不僅是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而且這部書文筆簡潔,語言生動.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傳記文學的典范.總之,《史記》具有...
萊彎18381099340： 司馬遷移的作文素材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1、司馬遷寫《史記》漢朝司馬遷繼承父業(yè),立志著述史書.他游歷各地,閱讀了大量書籍.不料正在他著手編寫《史記》時,遭到了李陵之禍的株連.但他矢志不渝,忍辱負重,身受腐刑,幽而發(fā)憤,經(jīng)過十余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寫成了鴻篇...
萊彎18381099340：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介紹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司馬遷簡介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
萊彎18381099340： 求一篇600字以上對司馬遷的評論(散文)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司馬遷及其時代精神 選自《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李長之(1910—1978),詩人、翻譯家、學者. 李長之 偉大的時代我們常聽人講“唐詩、晉字、漢文章”,這就是說每一個時代各有它的特別卓絕...
萊彎18381099340： 司馬遷是春秋時期的人還是戰(zhàn)國時期的人?
嵊州市剛性： ______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后,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歷”,該歷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為中國的農(nóng)耕社會奠定了其后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后司馬遷便潛心修史,專心寫作,開始了《史記》的寫作.所以司馬遷是漢代的人!
萊彎18381099340： 讀史記后的感想?和對司馬遷的評價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一本歷史著作.《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
萊彎18381099340： 評價司馬遷的文章 -
嵊州市剛性： ______ 西漢的司馬遷,因李陵之禍,遭受了宮刑.當時他所受的挫折,所承受的痛苦之巨大是今人難以想象的,當時他也曾想到了死.生死的抉擇,他毅然選擇了生,從此他提起筆樹立了忠臣義士的形象,造出了魑魅魍魎的原形……終于一部3000年的...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xiàn)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并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于同樣高度。作為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為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為王朝的史官卻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chuàng)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強化的君主專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復雜的社會矛盾，體現(xiàn)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shù)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于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后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游。據(jù)《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跡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游回來以后，仕為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云南一帶。以后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游，足跡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游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后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去世。臨終前，把著述歷史的未竟之業(yè)作為一項遺愿囑托給司馬遷。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閱讀國家藏書，研究各種史料，潛心于著史，并參與了《太初歷》的制定工作。
就在這過程中，發(fā)生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力戰(zhàn)之后，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武帝大為震怒，朝臣也紛紛附隨斥罵李陵。司馬遷憤怒于安享富貴的朝臣對冒死涉險的將領如此毫無同情心，便陳說李陵投降乃出于無奈，以后必將伺機報答漢朝。李陵兵敗，實由武帝任用無能的外戚李廣利為主帥所致，司馬遷的辯護，也就觸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懲罰。對于司馬遷來說，這是人生的奇恥大辱，遠比死刑更為痛苦。在這一場事件中，他對專制君主無可理喻的權力、對人生在根本上為外力所壓迫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他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不愿寶貴的生命在毫無價值的情況下結束，于是“隱忍茍活”，在著述歷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實現(xiàn)。這也正是一位學者對君主的淫威和殘酷的命運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終于在太始四年（前寫于這一年的《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于自己的際遇和心情作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跡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末始稱《史記》。它是古代第一部由個人獨力完成的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①。總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余字，又是到那時為止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書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構成。“本紀”是用編年方式敘述歷代君主或?qū)嶋H統(tǒng)治者的政跡，是全書的大綱；“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項列出各歷史時期的大事，是全書敘事的補充和聯(lián)絡；“書”是天文、歷法、水利、經(jīng)濟等各類專門事項的記載；“世家”是世襲家族以及孔子、陳勝等歷代祭祀不絕的人物的傳記；“列傳”為本紀、世家以外各種人物的傳記，還有一部分記載了中國邊緣地帶各民族的歷史。《史記》通過這五種不同體例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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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以前，歷史著作都帶有資料匯編和整理的性質(zhì)，作者大都不明，難以說是由某個個人獨力完成的：諸子書實際也是各個學派文獻的匯編，并非由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單獨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獨立成篇的。
這種著作體裁又簡稱為“紀傳體”，以后稍加變更，成為歷代正史的通用體裁。
《史記》紀事，其時間上起當時人視為歷史開端的黃帝，下迄司馬遷寫作本書的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空間包括整個漢王朝版圖及其四周作者能夠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僅是我國古代三千年間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歷史的總結，也是司馬遷意識中通貫古往今來的人類史、世界史。在這個無比宏大的結構中，包涵著從根本上、整體上探究和把握人類生存方式的意圖。如司馬遷本人在《報任安書》中所言，他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夠把《史記》看成是單純的史實記錄，它在史學上、文學上以及哲學上，都具有極高的成就。
《史記》被列為中國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歷代“正史”的修撰從未斷絕，匯成一條文字記載的歷史長河，堪稱世界史學史上的奇跡。但是，《史記》的情況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記》以后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并不體現(xiàn)最高統(tǒng)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jù)說武帝讀《史記》后，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今傳《史記》中一部分是后人補綴的）。那么，司馬遷究竟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寫作《史記》的？這也是理解《史記》的關鍵之一。
我們需要注意到，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確立君主個人絕對權威前，君主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個貴族集團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史官不僅享有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筆直書”的義務和權利。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他雖然意識到在自己的時代，史官已經(jīng)跌落到“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識地繼承了古老的史官傳統(tǒng)，并不想把自己的筆變成為君主唱贊歌的工具。
另外一點很重要的是，司馬遷對孔子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學說，對當代的儒士更鄙視有加，但他欽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為天下確立文化準則的宏大理想。司馬遷把自己寫作《史記》的工作視為孔子修《春秋》事業(yè)的繼承，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擴大地說，這也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理性態(tài)度和批判意識。
時代賦予司馬遷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總結歷史的任務，廣泛的游歷使他對社會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殘酷的命運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繼承先秦的史官傳統(tǒng)和諸子文化，司馬遷又確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對獨立和批判性的寫作立場。正是在一個特殊歷史階段和特殊的個人遭遇中，產(chǎn)生了偉大的《史記》；在這部偉大的《史記》中，又表現(xiàn)出司馬遷對人類歷史與社會的多方面的獨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說，《史記》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頌性的著作。尤其對漢王朝的歷史，對當代即武帝時代的政治，司馬遷始終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歷史功績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繪出劉邦的鄉(xiāng)村無賴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對一代雄主漢武帝，司馬遷也大膽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殘害人民、任人唯親、壓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濫用民力等種種行徑。至于官僚階層中種種勾心斗角、厚顏無恥的現(xiàn)象，更是紛呈畢現(xiàn)于他的尖銳的筆下。這些揭露與批判，并不帶有丑化的傾向，也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具體可信的、體現(xiàn)人物的真實性格的史實記錄。從中體現(xiàn)出一種深刻的懷疑和思考：歷史上獲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權勢的人物，并不像他們宣稱的那樣，是因為擁有高貴品質(zhì)和道德正義，才得到他們的地位。有時恰恰相反，品質(zhì)高貴和信守道義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敗的，就像與劉邦相比遠為坦率和自尊的項羽，與武帝的寵臣相比遠為正直和勇敢的李廣，都不免以自殺結局。雖然司馬遷不曾從理論上揭示這些現(xiàn)象背后的規(guī)律是什么，但足以啟發(fā)人們作一種深入的反省。
《史記》首創(chuàng)的以“紀傳”為主的史學體裁，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xiàn)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過去的歷史著作都記載了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記載都是以時間或事件為本位的，人的主體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識到和表現(xiàn)出來，而且，這些歷史著作中的人物總體說來，一是局限于社會上層，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圍有限。《史記》所記述的人物，雖然仍以上層政治人物為主，但其范圍已擴大到整個社會，包括社會中下層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們看到在《史記》中，帝王、諸侯、農(nóng)民領袖、卿相、將帥、后妃、宦官、文學家、思想家、刺客、游俠、商人、戲子、醫(yī)師、男寵、卜者，各各顯示出人類生活的不同側(cè)面，又共同組成色彩斑斕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在這以前及以后的史書中，很少看見如此眾多類型的人物，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物。這表明司馬遷認識到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在社會中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這一種認識，尤其是對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態(tài)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幾乎看不到的。
司馬遷還進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樣的力量，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他并不否定道義的力量，也表彰了許多信守“仁義”的君子，甚至在這方面具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態(tài)度。但是作為一個忠于生活的觀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確實認識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zhì)欲望、追求生活滿足的要求，支配著人的歷史活動。在《貨殖列傳》中，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多方面事實，證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無不“好利”。他把壯士勇于戰(zhàn)斗、閭巷少年劫財盜墓、歌妓舞女出賣色相、漁夫獵人沖風冒雪、賭徒彼此爭勝、醫(yī)師方技之人苦心鉆研、農(nóng)工商賈的各項經(jīng)營，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賄賂，各種不畏苦不懼死的行為，全部歸結為是追求財富、追求物質(zhì)利益的活動。盡管這樣并列的敘述使很多人難以接受（因為其中終究有善恩順逆之別），但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就認識到是物質(zhì)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才是人的歷史活動的潛在動機，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歷史人物的地位，司馬遷所依據(jù)的是他們的實際成就，而不是獲得何種名位。項羽未嘗稱帝，但一段時期中實為天下之主，《史記》中便立了《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后，是《呂太后本紀》，而沒有“孝惠本紀”，因為惠帝雖有皇帝的名義，其實只是傀儡。在這里，司馬遷絲毫沒有孔子“正名分”的熱情。《史記·太史公自序》宣稱，作《史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贊賞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時屈辱的人。譬如韓信不恥過胯，曾經(jīng)勇冠三軍的季布甘為奴隸，在司馬遷看來，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壯舉。這里面，也包涵著司馬遷為完成《史記》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體驗吧。
在《史記》中，是存在一定的倫理評價標準和褒貶意識的。但它的標準并不完全符合統(tǒng)治階層的利益原則或世俗的道德意識，也不是狹隘單一的。甚至，前后之間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齊列傳》歌頌了二位賢君子“不食周粟”的忠節(jié)，《管仲列傳》卻又贊美起先幫助公子糾與齊桓公爭位、失敗后不肯殉節(jié)、從囚牢里出來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說他“不羞小節(jié)，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游俠對社會統(tǒng)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司馬遷是明白指出了的，卻不妨贊揚他們重然諾輕生死的義風。甚至，《酷吏列傳》激烈抨擊了酷吏的殘忍，《太史公自序》又說“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這些并不是因為司馬遷觀念混亂，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復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理解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盡可能如實地描寫，不簡單地一筆抹殺之。
東漢班固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漢書·司馬遷傳》）。然而，這些恰恰是司馬遷遠比班固之輩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馬遷對歷史和社會具有獨特的、極其深刻的理解，對各種人物的生存活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來的儒家統(tǒng)治思想的束縛，敢于蔑視世俗道德教條，也不從某種單一的學說出發(fā)來理解人和描寫人，《史記》方能成其豐富和博大，產(chǎn)生一種獨特的魅力，而區(qū)別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記》的文學成就
《史記》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前面介紹先秦歷史著作時，我們說這些歷史著作中包涵著或多或少的文學因素、文學成分；而對于《史記》，這樣說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史記》的寫作，具有文學方面的動機，所以這一部史書本身，就兼有文學的性質(zhì)。
司馬遷本人，是有著浪漫的詩人氣質(zhì)的。從《報任安書》和《史記》中，處處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強烈而容易沖動的性格特點。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禍，也是一場性格的悲劇。因為無論從私交還是從官職來說，他都不負有為李陵辯護的義務。西漢末的揚雄說：“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馬遷浪漫的詩人氣質(zhì)。
《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寫作的目標，我們前面已經(jīng)提到，這不僅意味著總結歷史、記載史實，而且也意味著通過大量歷史人物（其中有許多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物）的活動，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人類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困境。這些也正是文學的根本目的。只不過《史記》作為歷史著作，在虛構方面受到較多的限制。
《史記》還具有抒發(fā)情懷的目的。《報任安書》中，把《周易》、《詩經(jīng)》、《離騷》等等，歸結為“大抵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由此提出了“發(fā)憤著書”之說。這種說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舉的古人著述的實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記》的實情。《史記》在敘述歷史人物事跡的同時，處處滲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內(nèi)心的痛苦和郁悶，這就是我們千年之下讀《史記》仍不能不為之感動的關鍵。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后者也正是從這一點著眼的。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史記》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手段，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以下，我們從它的敘事藝術、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語言藝術三方面加以介紹。應該說明，《史記》的核心部分——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上由人物傳記構成，它既有很強的故事性、戲劇性，又通過這些故事來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謂敘事藝術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本來是無法一分為二的。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總體上分析《史記》敘事的方式和藝術特點，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記》以前，中國的敘事文學已經(jīng)歷了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先秦歷史著作中已有頗為龐大的戰(zhàn)爭場面的描寫和較為復雜的歷史事件的敘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這為《史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興趣，還在于首尾完整地記述歷史事件，并通過這些事件來表達政治和倫理評判，其敘事態(tài)度主要是史學性的。司馬遷則除了記述歷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強烈的要努力再現(xiàn)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場景和人物活動的意識；除了政治和倫理評判以外，具有更強烈的從多方面反映人類生活的意識。所以他的敘事態(tài)度，有很明顯的文學性。
《史記》的敘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司馬遷作為敘述者，幾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論贊”部分，才作為評論者直接登場，表示自己的看法。這種方式，為自如地展開敘述和設置場景提供了廣闊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謂客觀敘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場和傾向，只是不顯露出來而已。通過歷史事件的展開，通過不同人物在其歷史活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xiàn)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于敘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jīng)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xiàn)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游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zhàn)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枚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shù)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zhàn)國策》中少數(shù)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后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①，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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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里也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xiàn)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敘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臺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yōu)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xiàn)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松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chǎn)生文學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沖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tài)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于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jié)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敘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chuàng)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qū)⑼患路稚⒃诓煌牡胤剑砸粋€地方的敘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復。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tǒng)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經(jīng)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經(jīng)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zhàn)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致，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于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于敘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xiàn)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shù)量眾多、類型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jīng)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成了一條豐富多采的人物畫廊。這些人物又各有較鮮明的個性。不同身份、不同經(jīng)歷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區(qū)別的，身份和經(jīng)歷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張良、陳平同為劉邦手下的智謀之士，一則潔身自好，一則不修細節(jié)；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種種，在給予我們歷史知識的同時，又給予我們豐富的人生體驗。
對各種歷史人物，司馬遷亦有偏愛。那就是“好奇”，就是喜愛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與出眾才華的人物。那些奮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義者，那些看上去怯懦無能而胸懷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權位而聲震人主的俠士，那些膽識過人、無往不勝的將帥，那些血濺五步的刺客，那些運籌帷幄、智謀百出的文弱書生，乃至富可敵國的寡婦，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這些非凡的人物，構成《史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記》洋溢著浪漫的情調(diào)，充滿傳奇色彩。尤其將秦漢歷史劇變之際人物的傳記合起來作為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讀，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詩。
在描寫人物一生的過程中，司馬遷特別注重表現(xiàn)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如寫那些建功立業(yè)的大人物，常寫他們在卑賤時如何受人輕視的情形；而寫那些不得善終的大人物，又常寫他們在得志時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劉邦、韓信、蘇秦，后者如項羽、李斯、田橫。又在這變化過程中，充分暴露出當時人的諸如勢利、報復心之類普遍的弱點。如劉邦微賤時嫂子不給他飯吃，父親也不喜歡他，成功之后劉邦不肯忘記把他們嘲弄一番；李廣免職時受到霸陵尉的輕蔑，復職后他就借故殺了霸陵尉；韓安國得罪下獄，小小獄卒對他作威作福，他東山再起后，特地把獄卒召來，舊事重提……。這些命運變化和恩怨相報的故事，最能夠表現(xiàn)人與環(huán)境、地位的關系，揭示出人性的復雜性。
司馬遷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會、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則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較的方法，表現(xiàn)他的這種看法。如《蘇秦列傳》寫才能杰出的蘇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蘇代、蘇厲卻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傳》寫主父偃鋒芒畢露而遭到滅族，公孫弘深衷厚貌卻安享富貴尊榮……。但司馬遷絕不贊美平庸、茍且、委瑣的人生。《史記》中寫得最為壯麗動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項羽本紀》寫項羽最后失敗自殺，竟用了一二千字，作為歷史記載，可以說毫無必要；作為文學作品，卻有一種淋漓酣暢的效果。項羽在可以逃脫的機會中，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拔劍向頸；李廣并無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經(jīng)征戰(zhàn)的余生受辱于刀筆吏，橫刀自刎；屈原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這種反復出現(xiàn)的悲劇場面中，司馬遷表現(xiàn)了崇高的人對命運的強烈的抗爭。他告訴人們：即使命運是不可戰(zhàn)勝的，人的意志也同樣是不可屈服的。我們從中看到漢武帝時代的文化中那種壯烈的人生精神，為之感嘆再三。
對于《史記》所描寫的人物，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他們面目活現(xiàn)，神情畢露，如日本近代學者齋滕正謙所說：“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時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史記會注考證》引《拙堂文話》）這種藝術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記》注意并善于描寫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視性。如寫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李廣“為人長，猿臂”，蔡澤“易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等等，雖然比較簡單，卻各有特征。而且司馬遷很少單純地描寫人物外貌，而總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種或隱或顯的聯(lián)系，所以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讀過張良的傳，我們很難忘記他的“如婦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寫則比比皆是。《廉頗藺相如列傳》寫藺相如使秦，秦王欲強奪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怒發(fā)上沖冠”，好像可以親眼看到一樣。
生活細節(jié)的描寫，是文學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現(xiàn)人物性格、展現(xiàn)其內(nèi)心世界的基本手段。這在一般歷史著作中出現(xiàn)很少，在《史記》中卻相當多。《李斯列傳》一開始就是這樣一段：
（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shù)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單純從史學角度來看，這種細瑣小事是毫無價值的。但從文學角度來看，卻是非常具體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張湯兒時劾鼠如老吏，劉邦微時的豪放無賴，陳平為鄉(xiāng)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細瑣的事件呈現(xiàn)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評述。自然，在這種描寫中，難免有傳說和虛構的成分。
對話往往最能活生生地體現(xiàn)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文化修養(yǎng)、社會地位，也為《史記》所注重，有許多優(yōu)秀的例子。劉邦、項羽微時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qū)，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wèi)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歷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歷》，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歷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后，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
出獄后任中書令，繼續(xù)發(fā)憤著書，終于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后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jīng)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fā)憤著書，創(chuàng)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臣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
一、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宇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龍門山下(在今天的陜西省韓城縣)。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當上了太史令，開始從皇家藏書館中整理選錄歷史典籍。司馬遷的祖先并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yè)。他們?yōu)榇朔瞰I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馬談一直準備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后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鉆研精神。
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yè)，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yè)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后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復。由于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
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歷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top
二、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jīng)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nèi)缃褚娎盍瓿霰焕鸵晃兜芈渚率浯笃渥锩Ｋ麑h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jù)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后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三、 發(fā)憤著 《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后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jīng)過十六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并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宇。
1、力求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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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撰寫《史記》，態(tài)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jīng)過了大量的調(diào)查研究，并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jīng)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tài)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xiàn)實、記錄現(xiàn)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并不為傳統(tǒng)歷史記載的成規(guī)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于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tǒng)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并不是根據(jù)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xiàn)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yī)生、倡優(yōu)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chuàng)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并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tài)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并沒有發(fā)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tài)度卻于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xiàn)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tǒng)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xiàn)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nóng)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nóng)，是農(nóng)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并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于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并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nóng)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最后終于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tǒng)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烏遷是完全持肯定態(tài)度的。
對于歷史上許多忠于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贊賞。他當年游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并在江畔憑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吊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并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tǒng)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跡作了實地考查。后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里，贊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zhì)。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贊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游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坷，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贊賞人民反抗強暴的愿望。司馬遷對名醫(yī)扁鵲、諄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跡和醫(y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tǒng)治者的丑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并無情地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里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后，與趙禹一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一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jù)此治罪。張湯不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個案件會使無數(shù)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通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tǒng)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于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于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后，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發(fā)展進化的這一結論。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fā)，到各地游歷。后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郎中守衛(wèi)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游，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jīng)過八晝夜的戰(zhàn)斗，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后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戰(zhàn)死，后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xiàn)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鳳范。司馬遷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nèi)缃褚娎盍瓿霰焕鸵晃兜芈渚率浯笃渥锩Ｋ麑h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zhàn)，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shù)臋C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zhàn)敗而歸的李廣利，于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jù)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么多錢贖罪。腐刑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愿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后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司馬遷(前145—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yǎng)，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贊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xiàn)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后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tài)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后，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nóng)業(yè)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了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長安后，他又學習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當時經(jīng)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游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guī)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乙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后“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游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jīng)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這對他后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tǒng)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愿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后，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并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jīng)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歷的工作后，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yè)，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于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游說，并借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并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于一死。他終于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圣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茍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獄后，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埽除之隸”、“閨合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yè)卻從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后，他的事跡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yè)，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別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這正說明了司馬遷的思想比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站得更高，而為一些封建正統(tǒng)文人所無法理解。我們今天正是從這些封建正統(tǒng)文人的指責中，看到了司馬遷進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tǒng)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lián)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jīng)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fā)展和現(xiàn)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shù)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君長統(tǒng)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fā)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fā)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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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被關進監(jiān)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fā)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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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復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復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通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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