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趕大營”看 左宗棠對部隊后勤保障的重視程度 “趕大營”
文武兼擅，實為一代能臣良將。爭伊犁，留名青史。中法一戰(zhàn)，受制內(nèi)廷，四十年怨氣未申，壯志未酬，遺恨千古。1885年9月5日這天，福州城臺風呼嘯，驚雷轟頂，大雨傾盆。城內(nèi)大小官員以及平民百姓無不悲痛萬分。因為曾收復新疆的功臣左宗棠在他的行轅里與世長辭了。臨終時，左宗棠口授遺折：“惟此次越南和戰(zhàn)，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達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從這鏗鏘悲壯的遺言中，可以看出左宗棠那一片愛國之心。
清仁宗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晚(1812年11月10日)，湖南湘陰東鄉(xiāng)左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婦，夢見一位自稱是“牽牛星”的神人從天空降落在她家的院子里，不禁一嚇醒來。這時，同院的兒媳婦的房中一片白光，竟把燈燭閃得黯淡不明，過了一會兒，隨著一陣清脆響亮的嬰兒哭聲傳來，使這位老婦完全清醒，原來她的兒媳又給她生了一個孫子。這個在神話中誕生的男孩，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上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左家兒孫如此眾多，但只有左宗棠是祖父、祖母、父親、母親最為喜愛的。有一次，左宗棠隨祖父到山上去游玩，采了一些毛栗子，自己沒舍得吃，回到家后，全部分給了哥哥、姐姐，自己卻一點也沒有留。對左宗棠的這一舉動，祖父十分高興，逢人便說：“宗棠將來必能成大器，左家的門庭將來一定會靠他發(fā)揚光大的。”此話在五十年后果然得以應驗。
左家盡管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勉強能稱得上小康之家，祖上遺留下數(shù)十畝田產(chǎn)，全年的生活費用多出自這些田產(chǎn)的地租。另外，因祖父和父親都是秀才，平日教書，也還有些收入。不過遇上災年，全家也難以維持溫飽。1807年，湖南湘陰一帶一連幾十天沒下一滴雨，莊稼幾乎顆粒無收，左家就只能以糠餅充饑。左宗棠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耕讀之家，因而，他了解平民的生活疾苦，這也正是他與一般紈子弟不同之處。
左宗棠從小飽讀詩書，三歲識字，六歲讀《論語》和《孟子》，九歲時便已學做八股文了。1816年，父親左觀瀾應聘去長沙教書，便也把左宗棠和兩個哥哥都帶上令一起上學。左觀瀾既是嚴父，又是嚴師，不管教讀和作文，都依朱熹傳注，“一字不許放過”，平時家庭生活亦“肅然亦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這就使得左宗棠從懂事之日起，就接受了程朱理學的灌輸，向往所謂“古人大節(jié)”。左宗棠非常聰明，盡管比兩個哥哥年少很多，但做詩寫文章都比兩個哥哥強。有一次，左觀瀾教兩個哥哥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左觀瀾問他們：“二桃的典故出自什么地方?”哥哥們沒來得及回答，左宗棠便在一旁搶先說道：“古詩《梁父吟》有這一句：‘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左觀瀾很驚訝，因為一般五六歲的孩子是回答不上這樣的問題的。原來哥哥們朗讀詩文時，宗棠在一旁聽到并記住了。從這可以看出，少年左宗棠的聰穎及記憶力是同齡兒童所不及的。
1826年，左宗棠第一次參加湖南湘陰縣令主持的童子試便得以通過。第二年，他又順利地通過了知府主持的府試。然而等到由湖南學政親臨主持的院試時，左宗棠卻因母親病重未能參加，因而也就沒有取得秀才的資格。此時，左宗棠為了走科舉仕途之路，盡管仍舊研習八股制藝，但興趣卻大不似以前了，漸漸地把興趣轉移到了“經(jīng)世致用”之學方面了。十八歲那年，他就閱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齊道南的《水道提綱》，并分別做了大量的筆記。這些書不但使左宗棠大開眼界，更為重要的是使他掌握了一般八股文士子難能做得到的有用知識。
左宗棠在十九歲時，來到長沙和城南書院，師從賀熙齡做學問。賀熙齡對左宗棠要求極嚴，但又很喜歡他，曾做詩夸獎左宗棠說：“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先得古人心。”然而師長的賞識并沒有幫助他仕途之路有所順暢，二十歲時，左宗棠因沒考上秀才，又別無進身之路，便借錢捐了個監(jiān)生，以取得參加舉人考試的資格。1832年，他參加湖南鄉(xiāng)試之時，他的考卷本來已遭初次淘汰，卻又僥幸地被主考官“搜遺”而出，被錄取為湖南第十八名舉人。隨后，左宗棠與湘潭富家女周詒端結婚，結婚時，因左宗棠家里貧寒，無奈只好入贅周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值得慶幸的是，夫人周詒端不僅容貌姣好，且通情達理，博通書史。左宗棠在書房潛心攻讀的時候，夫人就常常陪坐在身邊，一面研墨一面打圖底，幫做摹繪等事。
1833年、1835年、1838年，左宗棠連續(xù)三次進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是名落孫山。因每次進京的盤纏都是親友饋贈的，且三次不第，使左宗棠覺得很沒面子。然而科場的失意只給左宗棠帶來暫時的困難。當他看出科舉仕途之路對他不通暢時，他便集中全部心思和精力研究“經(jīng)世之學”。其內(nèi)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理學，包括軍事地理和歷史地理。除去潛心研讀《讀史方輿紀要》，總結歷史上戰(zhàn)爭勝敗的經(jīng)驗與教訓和攻守雙方形勢之外，他還在夫人的幫助下，研究歷史地理。他認為，古今之研習地理者，不是“索象于圖”，就是“索理于書”，實際上經(jīng)過若干年的變化，有關的資料已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必須根據(jù)史書和志書重新研究校訂。左宗棠根據(jù)有關地圖制作等書籍，先繪了一張全國地圖，然后又分開做各省的圖。每幅圖，都根據(jù)山川、道路和歷代兵事的關系做了文字說明。他又摘抄了各省通志和西域圖志，把山川、關隘、驛道遠近，分門別類，訂成幾十本，題名《余閣鈔本史部》或《經(jīng)部》。這為他日后的軍旅生涯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二)農(nóng)學。古老的中國，向來“以農(nóng)為本”，左宗棠深諳其中的道理，他特地從南京買來許多有關農(nóng)學的書籍，與夫人周詒端一起“閉門伏讀，實地考驗”，他結合前人的經(jīng)驗，撰寫了《廣區(qū)田圖說》一書，并把“區(qū)田”畫成圖樣，做了說明，還在柳莊親自試驗這種區(qū)田的方法，取得成功后在附近農(nóng)莊廣為推廣。后來左宗棠成了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每到之處，他都特別注重發(fā)展農(nóng)業(yè)，這與他這時的潛心研究是分不開的。
(三)清朝的典章制度和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問題。1840年，左宗棠應聘去安化已故的兩江總督陶澍家教書，陶澍做了幾十年的封疆大吏，家中收藏有許多的上諭和奏折，因陶澍的兒子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所以陶家所存的檔案圖書資料任由他翻閱，他“因得飽讀國朝憲章掌故有用之書”，對清朝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都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以后的煊赫政績，是與這些分不開的。
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侵略者的炮火震驚了左宗棠。1839年，當林則徐在廣東掀起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時，左宗棠就廣泛收集、閱讀所能找到的各種記載外國情況的史志、別錄，他曾多次寫信給他的老師賀熙齡，要他幫助提供有關東南戰(zhàn)事的情況。那時，英軍在東南沿海恣意騷擾，他十分氣憤，提出了“練魚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fā)，編泊埠之船，設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體抵御措施。當他得知清政府戰(zhàn)和不定，林則徐被罷斥，琦善等人得志時，他說：“林則徐是眾望所歸，若能繼續(xù)受到重用，必能“周嶺南千里之守”。他痛斥琦善等人以奸謀誤國，貽禍邊疆、貽禍子孫，應當斬首軍前。
林則徐在云貴任總督時，曾邀左宗棠參加他的幕府，但因他要為陶澍之子教書，便沒有去。以后，林則徐因病造退還鄉(xiāng)，路過長沙時，特地約左宗棠在湘江的小船上相見，林則徐稱他為“奇世之才”。他倆一面喝酒，一面縱談古今大事，越談越投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依依不舍地離別。此次見面更加深了左宗棠對林則徐的敬仰，就是他在后來封侯拜相之時，還是認為與林則徐的此次會見是他一生中“第一榮幸”。
1850年12月，林則徐客死潮州。左宗棠聞知這一噩耗，不禁失聲痛哭。他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悼唁給公子鏡帆，還寫了一副被傳誦一時的挽聯(lián)，以表達自己對林公的懷念。
1843年，左宗棠靠教書的積蓄，在湘陰東鄉(xiāng)柳家沖買了七十畝田地，“但原長為太平有道之民”。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內(nèi)的各種矛盾不斷激化，農(nóng)民運動風起云涌，使左宗棠“買山而隱”的愿望不能實現(xiàn)。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nóng)民運動的迅猛發(fā)展，使左宗棠從此進入了軍旅生涯。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爆發(fā)，給左宗棠帶來了機會。當他準備效法諸葛亮“淡泊以明志”，與郭嵩燾一起選湘陰、長沙交界處的東山為“避地之約”時，傳來了太平軍已經(jīng)攻占了廣西的永安的消息。那時，他正在好友胡林翼的住所。左宗棠與胡林翼既是親戚又是少年好友，兩人在一起無話不談。還在1833年初次入京會試期間，他曾與胡林翼“徹夜古今大政，論列得失原始要終，若預知海內(nèi)將亂者，輒相與欷歔太息，引為深憂”。1844年，左宗棠聽到安化、武陵、溆浦、桃源世界“皆有劇盜巢穴，黨羽動輒數(shù)百人”，而朝廷的大小官員依然渾渾噩噩毫無緊張的樣子，他憂心忡忡地說：“天下事敗壞至此，百爾君子未聞有以，是公非誦言于殿陛間者，仕風臣節(jié)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無不了之事，無不辦之寇，亦未嘗無了之事，辦寇之人；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正未可知耳。”他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借餉加賦諸弊政將斷此而起，天下事自此更難言矣”。此次面對太平軍的勇猛攻勢，左宗棠對胡林翼說：自古兵法有言，“謀定而后戰(zhàn)”、“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至于人”，清軍應在太平軍營附近廣筑碉堡，步步為營，漸漸逼近，使太平軍離開營壘，從而一舉殲滅。
1852年4月，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北上，一路過關斬將，猛不可擋，直指湖南長沙。清廷為了把太平軍遏止在湖南，便調張亮基為湖南巡撫。胡林翼與張亮基都曾是云貴總督林則徐的左膀右臂，關系甚密。當胡林翼得知張亮基督任湖南的消息后，便多次致函張亮基，極力推薦左宗棠，說左宗棠“才品超冠”、“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且“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希望張亮基能夠重用。
張亮基做了幾十年的封建官僚，深知當今朝中可用之人不多，各省督撫均是“文學侍從之臣”，對用兵打仗，多是一竅不通。所以當胡林翼向他推薦左宗棠時，他十分高興，抵達常德后，立即派專人到湘陰禮聘左宗棠。那時左宗棠正在東山白水洞過著“流離蕩析，繭足荒山”的生活，盡管也長嘆“效國無門”，但對于張亮基的禮聘還是托辭謝絕了。因為左宗棠非常了解當朝官場的積弊，一向鄙視那些腐朽無能的大官僚，而他對張亮基又不甚了解，心存疑慮，沒有應聘。后經(jīng)左宗植和郭家兄弟的勸說，又想起林則徐曾親口稱贊張亮基是一位“開爽敏干”的疆吏，才決定接受張亮基的禮聘。
1852年10月，左宗棠隨同張亮基一起來到了長沙城。當時太平軍已在城外與清軍激戰(zhàn)了二十多天，太平軍不但無力包圍長沙城，反被清軍三面包圍，這對太平軍來說，形勢十分不利。但由于清軍指揮不統(tǒng)一，怯敵畏戰(zhàn)，也難以取勝。左宗棠進入長沙后，多方搜集軍情，審度戰(zhàn)場形勢。他見太平軍連攻長沙不下，很可能西渡湘江，便建議張亮基派軍西渡湘江，據(jù)守土墻頭、龍回潭，斷絕太平軍的糧食補給和西進之路，意圖一舉殲滅太平軍。張亮基覺得左宗棠對局勢分析準確，便下令讓城外的清軍照此而行，但清軍均不聽從命令，使得龍回潭等軍事要地被太平軍占據(jù)。左宗棠只好與江忠源等一起，死守長沙城。太平軍連攻八十多天，久攻不克，精疲力盡，便放棄長沙，全軍渡過湘江，經(jīng)龍回潭向湖北進軍。清軍諸將帥至此才追悔當初沒照左宗棠的策略行事，但時過境遷，為時已晚。然而盡管左宗棠殲滅太平軍的想法未能實現(xiàn)，但在這次激戰(zhàn)中，已顯示出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
太平軍撤離長沙，向湖北進軍之后，左宗棠便幫助張亮基整飭吏治，安定社會秩序，平定湖南各路會黨的勢力。“征義堂”會員已達四千余人，堂址設在瀏陽東鄉(xiāng)。1853年1月，知府江忠源率兵前去圍剿，左宗棠在其臨行前說：一要快，二要準，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照此說法，江忠源果真只用十二天就解散了“征義堂”。
1853年2月，張亮基因為“保全湖南”有“功”，被調署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張亮基一起離開長沙，前往武昌，這時，張亮基不僅讓左宗棠繼續(xù)“專兵事”，而且各州縣公事稟啟也完全交左宗棠“一手批答”，督署機要，所有“批、答、咨、奏，皆(左)公一人主之”。實際上，張亮基把軍政要務的大權都交給了左宗棠。對于張亮基的如此信任，左宗棠十分感激，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制軍待我以至誠，事無巨細，盡委于我，此最難得。近時督撫，誰能如此?”在左宗棠的操持下。1853年9月僅以武昌三千疲弱兵勇，設伏團風鎮(zhèn)，擊潰由河南入湖北的北伐太平軍余部，太平軍的首領自認是出兵以來第一次狼狽的大敗。1853年10月，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右三思，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辭“經(jīng)手家務，不能遠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隱士。張亮基赴魯之前，曾寫信與胡林翼說：自己從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轉赴山東時止，軍政各務均“全恃季翁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辦土匪、殲粵匪，以戰(zhàn)則克，以守則固，進賢進能激勵兵將，以殘破之兩湖而漸有生氣。仆何能為，皆季翁之力。吾兄為我請其出山，則此功當與吾兄共之”。由此可見，左宗棠在張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之時，駱秉章回任湖南巡撫，當他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與布政使、按察使聯(lián)名，派人攜帶書銀入山邀請左宗棠出山入湘幕。但由于左宗棠對駱秉章缺乏必要的了解，便也婉言推辭了。
1854年3月，太平軍第三次攻克漢口、漢陽，并繼續(xù)西進，連下岳州、湘陰、靖港、寧鄉(xiāng)。左宗棠在駱秉章的一再邀請下，于1854年4月，第二次進入湘撫幕府，任聘六年之久。在此期間，駱秉章對左宗棠亦“推誠相與，軍事一切，專以相付”，從上遞奏折到往來文書，均交左宗棠一手包辦。而左宗棠幫助駱秉章的策略，只有八個字：“外援五省，內(nèi)清四境”。那時廣東、廣西、貴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給餉。這樣，太平軍被限制在長江下游，而湖南境內(nèi)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左宗棠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呢?原來在清朝的歷史上，湖南長久以來均是個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賦稅收入有限，有時竟趕不上江浙的一個大府。而當時，湖南在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漸提高，而這一轉變是從太平天國革命時期開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軍政的左宗棠在這一時期的“經(jīng)世”活動，則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
在左宗棠剛入湖南幕府時，財政極為困難。為了擺脫這種財政困境，他采取了兩項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賦稅征收辦法，將原來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飽私囊的部分改為法定的軍務附加稅，一律歸公。附加稅的數(shù)額比原來官吏們多收、浮收的數(shù)額低。這樣，每年全省的稅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負擔卻減少了。二是設立局長，征收厘捐，也即收商業(yè)貿(mào)易稅。從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設局抽取鹽厘、貨厘，接著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設厘局，每年共得厘金八十萬兩至一百二十萬兩，這些稅收全部用于軍餉。左宗棠曾用這些稅收為曾國藩的湘軍增建戰(zhàn)船，接濟糧餉，從而為湖南防務和操練湘軍提供了重要的經(jīng)濟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軍軍威正旺，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封建官僚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則提出了“欲遏賊勢，先固民心”的主張。“固民心”的主要辦法之一，就是鼓勵地主士紳組織團練。因此，他就與團練大臣曾國藩一起，在湖南城鄉(xiāng)廣辦團練和保甲。舉辦團練，是當時清王朝“制亂”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從軍事上著眼，借以“補兵力之不足”，然而所辦團練往往被地主豪紳作為爭權奪利的工具，有的轉而抗糧抗官，而左宗棠、曾國藩等在湖南辦的團練，則更多地從政治上著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們將“團”與“練”分開，而著重在“團”，主要是清查戶口，實施保甲制度。鄉(xiāng)團之外，尤重族團，強調“練團必先練族”，還特別刊發(fā)鄉(xiāng)團執(zhí)照、族團執(zhí)照，“凡離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時的局面較之以前大有好轉。
咸豐初年，清朝的吏治十分敗壞，尤其是湖南，“吏治之壞，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謹，一任門丁書役多方詐擾，以致是非瞀亂，綱紀凌夷。”左宗棠認為，國家之強弱，其關鍵“視乎用人行政”，任用“賢能則治”，“奸庸竊位則亂”。于是他走訪調查，考察湖南的州縣官吏，結果是“稍可放心者不過五分之一”，因此需大加整治。于是，他與張亮基、駱秉章連續(xù)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鎮(zhèn)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勤恤民隱，嚴鋤匪類”的廉官，則分別予以保奏，破格晉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鋒芒，無論是在政治上、財政上，還是軍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聲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對他也愈來愈加重視了。1856年，破格提升他為兵部郎中，并賞戴花翎。與此同時，朝廷內(nèi)外的許多高官名臣相繼舉薦左宗棠，說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豐皇帝召見郭嵩燾時，問：“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燾說：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極端。咸豐皇帝令他轉告左宗棠“出為我辦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聲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時，發(fā)生了震動一時的“官樊構陷事件”，從而使得左宗棠的命運和事業(yè)起了一個急遽的變化。
原來，湖南自太平軍入境之后，張亮基、駱秉章在左宗棠的輔佐下，借口“討賊”的需要，破除前朝“成例”和“文法”，“便宜行事”，將軍、政、財?shù)却髾嗳考性谧约菏掷铮椲馈斑`例乘輿，私役弁兵”的一些官吏。1859、1860年，永州鎮(zhèn)總兵樊燮因有克扣軍餉、私役部屬的劣跡，先后遭到巡撫駱秉章的參劾，后經(jīng)查實參奏，奉旨將樊燮革職查辦。樊燮很不服氣，加之一次因議事時與左宗棠意見不合，發(fā)生爭吵，左宗棠不僅動手打了他，而且對他大罵不止，于是在湖南布政使文格及湖廣總督官文的協(xié)謀下，往湖廣部督署控告左宗棠把持湘政時接受賄賂。官文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添油加醋一番，奏報朝廷。官文是滿洲貴族大員，皇帝當然信任他，就下旨將本案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密旨中說：“如果左宗棠確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官、樊二人的誣陷，對左宗棠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感慨萬分，毅然離開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國藩處閑居。其實，“官樊構陷事件”與左宗棠的秉性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志大言大，從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時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自鳴得意，在同學面前顯示。就在他二十多歲、窮困潦倒之時，仍寫一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的對聯(lián)，并在書房掛起來。年齡較大以后，他自恃才識超群，在給朋友的信中常以“諸葛”自署，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為人用”。更有甚者，他還常常面折人過，就連對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國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與他打過交道的人有人稱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險，極不易交”。
郭嵩燾在得到左宗棠被誣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書潘祖蔭和咸豐皇帝的寵臣肅順求救。潘祖蔭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宗棠為人“賦性剛直，嫉惡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惡官劣吏，因為滿足不了私利，就圖謀陷害”。咸豐皇帝看了潘祖蔭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讓肅順奏陳己見。肅順奏道：“聽說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籌劃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難得，自然應當愛惜。請皇上將中外保薦各疏密寄官文，他重新考慮。”咸豐皇帝采納了肅順的意見，并開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官文知道朝廷有意用左宗棠，只得具奏結案，一場風波就此了結。
當左宗棠被“官樊構陷事件”困擾的時候，在江南鎮(zhèn)壓太平軍的清軍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1860年初，在洪仁玕與李秀成的商定下，決計用圍魏救趙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敵援救，然后乘隙蹈虛，回攻江南大宮，以解天京之圍。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舉攻占杭州。欽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師馳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軍主力回京，與陳玉成等人齊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馬合攻江南大營。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下，圍困天京兩年多的江南大營徹底被擊潰，統(tǒng)率該大營的欽差大臣和春、張國梁先后斃命。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滅太平天國的重任及軍政大權交給曾國藩等人。
連續(xù)數(shù)十天的冒暑遠征，加上抵閩后水土不服和操勞過度，左宗棠的身體健康是每況愈下，常常“心情仿佛，頭暈眼花……終日坐起時少，睡臥時多”，甚至連飲食都難自理，但抗敵保國的激情支撐著他日漸衰弱的軀體。經(jīng)過多方的努力，終于設法雇用到了商船，左宗棠迅速命部將王詩正率領恪靖援臺各營，成功地渡過了臺灣海峽。援兵到后，臺灣的防衛(wèi)力量大大增強，劉銘傳、王詩正等指揮在臺各軍和臺灣民間武裝緊密配合，終于力挫強敵，保住了臺灣。
在廣西邊外，由于指揮關外軍事的潘鼎新秉承李鴻章的意旨，“料其終局歸于和議，故不以兵事為意”，因而法軍就得以突入關內(nèi)，廣西全境震動。邊境人民奮起抗敵，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年近七十的老將馮子材統(tǒng)率所部粵軍前往迎敵。
1885年2月初，馮子材部在王德榜、王孝祺等部的合作下，在鎮(zhèn)南關大敗法軍，進克文淵城。“法虜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創(chuàng)者”。月中、馮、王各軍乘勝前進，又取得了諒山大捷，斃傷法軍近千人。與此同時，西路劉永福和岑毓英部滇軍又大捷于臨洮，進取宜光。這樣一來，整個戰(zhàn)局頓時改觀，“法人氣餒力敝，沿海及各國皆知”。
此時的形勢，可以說對中國相當有利，如果像左宗棠主張的那樣，中國將會武力取得全勝。但是，懦弱的清政府置前線軍民用鮮血換得的勝利于不顧，竟與法國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
一心盼待傾吐“四十余年惡氣”的左宗棠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真可謂有心報國，回天無力!失望、憤怒、病魔使這位愛國老臣再也支持不下去了。7月20日夜里他曾一度昏死過去。在這樣嚴重的病情之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可他仍然不忘國家的海防建設，7月29日，他上奏清廷，提出了大力加強海防建設的七條具體措施：軍艦宜備建；營制宜整頓；巡守操練宜定章；海防局所宜裁并；海防經(jīng)費宜通籌；鐵路宜仿造；士氣宜培養(yǎng)。
1885年8月，左宗棠再次抱病上奏，專就臺灣在中國海防中的戰(zhàn)略地位進行論說，并且對加強臺灣防務建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臺灣孤峙大洋，為東南七省的門戶，臺灣防務的好壞，關系到海防大局，他主張將臺灣與福建分開單獨建省。這年10月12日，清廷決定臺灣置為行省，可謂實現(xiàn)了左宗棠的遺愿。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這位中國近代少有的軍政大臣永遠地停止了呼吸。臨死之前他口授遺疏，以表達自己的未酬壯志：“惟此次越南和戰(zhàn)，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
這悲壯的遺言，可以說是左宗棠愛國思想的最生動的寫照。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民以食為天，以食為先。后勤保障是基礎。有力保障了收復新疆，大敗法國等赫赫戰(zhàn)功。左宗棠讓法國人、英國人、俄國人都很畏懼的中國男人，他是當時中國民族的脊梁。不像李鴻章等晚清重臣對外國人卑躬屈膝，委命下吏。
宗政師13943858098： 有線電報網(wǎng)是在何時縱橫全國的?
福建省根部： ______ 電報在戰(zhàn)爭中所顯示的效能,使清政府上上下下進一步認清了近代通信手段 對國防戰(zhàn)備和作戰(zhàn)指揮的巨大作用.左宗棠在任陜甘總督時,由于消息閉塞,對于 發(fā)展近代通...
宗政師13943858098： 改肯定句面對左宗棠視死如歸的決心,在場官兵個個淚流滿面,無不為之動容. -
福建省根部： ______[答案] 面對左宗棠視死如歸的決心,在場官兵個個淚流滿面,都為之動容
宗政師13943858098： 那個李鴻章到底是愛國還是賣國?
福建省根部： ______ 根據(jù)歷史教科書以前的文章,李鴻章確乎是個賣國賊,大家也學了這種觀點.而如今... 收復了丟失的最大一片領土.左宗棠也由此和李鴻章劃清界限,民族英雄左宗棠也因...
宗政師13943858098： 介紹一下甘軍董福祥的有關情況為什么清廷保著他
福建省根部： ______ 晚清名將董福祥1839年生于環(huán)縣毛井,其父董世猷為當?shù)亍案缋蠒笔最I,為人直爽... 當時安化縣把總王藹臣看到董福祥影響力不斷擴大,遂以莫許有罪名將其逮捕,押在...
宗政師13943858098： 單項選擇1.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新疆正式隸屬中央政府管轄最早是在()A.西漢B.東漢C.唐朝D.宋朝2.收復新疆時,面對軍隊糧草問題,左宗棠指... -
福建省根部： ______[答案] 1.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新疆正式隸屬中央政府管轄最早是在(A)A.西漢B.東漢C.唐朝D.宋朝公元前六十年西漢政府設立了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物.從此新疆地區(qū)開始隸屬中央政府的管轄,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宗政師13943858098： 求大神幫忙總結歸納初二上半學期歷史知識!! -
福建省根部： ______ 1.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的根本原因:19世紀上半期,為了開辟中國市場,推銷工業(yè)品,掠奪廉價的工業(yè)原料.向中國走私鴉片的直接原因:為了扭轉貿(mào)易逆差.2.1839年,林則徐被道光帝派往...
宗政師13943858098： 火藥是我們中國發(fā)明的~~但是為什么沒有在歷史的戰(zhàn)爭中發(fā)現(xiàn)他的影子?
福建省根部： ______ 火藥在中國發(fā)明后,很快便投入到戰(zhàn)爭中.宋元戰(zhàn)爭中雙方都曾使用過火藥武器,明... 只不過由于整體國力衰微,僅靠一兩件先進武器無法對抗?jié)M清軍隊,因為那時火藥武...
清仁宗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晚(1812年11月10日)，湖南湘陰東鄉(xiāng)左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婦，夢見一位自稱是“牽牛星”的神人從天空降落在她家的院子里，不禁一嚇醒來。這時，同院的兒媳婦的房中一片白光，竟把燈燭閃得黯淡不明，過了一會兒，隨著一陣清脆響亮的嬰兒哭聲傳來，使這位老婦完全清醒，原來她的兒媳又給她生了一個孫子。這個在神話中誕生的男孩，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上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左家兒孫如此眾多，但只有左宗棠是祖父、祖母、父親、母親最為喜愛的。有一次，左宗棠隨祖父到山上去游玩，采了一些毛栗子，自己沒舍得吃，回到家后，全部分給了哥哥、姐姐，自己卻一點也沒有留。對左宗棠的這一舉動，祖父十分高興，逢人便說：“宗棠將來必能成大器，左家的門庭將來一定會靠他發(fā)揚光大的。”此話在五十年后果然得以應驗。
左家盡管生活算不上富裕，但也勉強能稱得上小康之家，祖上遺留下數(shù)十畝田產(chǎn)，全年的生活費用多出自這些田產(chǎn)的地租。另外，因祖父和父親都是秀才，平日教書，也還有些收入。不過遇上災年，全家也難以維持溫飽。1807年，湖南湘陰一帶一連幾十天沒下一滴雨，莊稼幾乎顆粒無收，左家就只能以糠餅充饑。左宗棠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耕讀之家，因而，他了解平民的生活疾苦，這也正是他與一般紈子弟不同之處。
左宗棠從小飽讀詩書，三歲識字，六歲讀《論語》和《孟子》，九歲時便已學做八股文了。1816年，父親左觀瀾應聘去長沙教書，便也把左宗棠和兩個哥哥都帶上令一起上學。左觀瀾既是嚴父，又是嚴師，不管教讀和作文，都依朱熹傳注，“一字不許放過”，平時家庭生活亦“肅然亦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這就使得左宗棠從懂事之日起，就接受了程朱理學的灌輸，向往所謂“古人大節(jié)”。左宗棠非常聰明，盡管比兩個哥哥年少很多，但做詩寫文章都比兩個哥哥強。有一次，左觀瀾教兩個哥哥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左觀瀾問他們：“二桃的典故出自什么地方?”哥哥們沒來得及回答，左宗棠便在一旁搶先說道：“古詩《梁父吟》有這一句：‘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左觀瀾很驚訝，因為一般五六歲的孩子是回答不上這樣的問題的。原來哥哥們朗讀詩文時，宗棠在一旁聽到并記住了。從這可以看出，少年左宗棠的聰穎及記憶力是同齡兒童所不及的。
1826年，左宗棠第一次參加湖南湘陰縣令主持的童子試便得以通過。第二年，他又順利地通過了知府主持的府試。然而等到由湖南學政親臨主持的院試時，左宗棠卻因母親病重未能參加，因而也就沒有取得秀才的資格。此時，左宗棠為了走科舉仕途之路，盡管仍舊研習八股制藝，但興趣卻大不似以前了，漸漸地把興趣轉移到了“經(jīng)世致用”之學方面了。十八歲那年，他就閱讀了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齊道南的《水道提綱》，并分別做了大量的筆記。這些書不但使左宗棠大開眼界，更為重要的是使他掌握了一般八股文士子難能做得到的有用知識。
左宗棠在十九歲時，來到長沙和城南書院，師從賀熙齡做學問。賀熙齡對左宗棠要求極嚴，但又很喜歡他，曾做詩夸獎左宗棠說：“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先得古人心。”然而師長的賞識并沒有幫助他仕途之路有所順暢，二十歲時，左宗棠因沒考上秀才，又別無進身之路，便借錢捐了個監(jiān)生，以取得參加舉人考試的資格。1832年，他參加湖南鄉(xiāng)試之時，他的考卷本來已遭初次淘汰，卻又僥幸地被主考官“搜遺”而出，被錄取為湖南第十八名舉人。隨后，左宗棠與湘潭富家女周詒端結婚，結婚時，因左宗棠家里貧寒，無奈只好入贅周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值得慶幸的是，夫人周詒端不僅容貌姣好，且通情達理，博通書史。左宗棠在書房潛心攻讀的時候，夫人就常常陪坐在身邊，一面研墨一面打圖底，幫做摹繪等事。
1833年、1835年、1838年，左宗棠連續(xù)三次進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是名落孫山。因每次進京的盤纏都是親友饋贈的，且三次不第，使左宗棠覺得很沒面子。然而科場的失意只給左宗棠帶來暫時的困難。當他看出科舉仕途之路對他不通暢時，他便集中全部心思和精力研究“經(jīng)世之學”。其內(nèi)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理學，包括軍事地理和歷史地理。除去潛心研讀《讀史方輿紀要》，總結歷史上戰(zhàn)爭勝敗的經(jīng)驗與教訓和攻守雙方形勢之外，他還在夫人的幫助下，研究歷史地理。他認為，古今之研習地理者，不是“索象于圖”，就是“索理于書”，實際上經(jīng)過若干年的變化，有關的資料已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必須根據(jù)史書和志書重新研究校訂。左宗棠根據(jù)有關地圖制作等書籍，先繪了一張全國地圖，然后又分開做各省的圖。每幅圖，都根據(jù)山川、道路和歷代兵事的關系做了文字說明。他又摘抄了各省通志和西域圖志，把山川、關隘、驛道遠近，分門別類，訂成幾十本，題名《余閣鈔本史部》或《經(jīng)部》。這為他日后的軍旅生涯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二)農(nóng)學。古老的中國，向來“以農(nóng)為本”，左宗棠深諳其中的道理，他特地從南京買來許多有關農(nóng)學的書籍，與夫人周詒端一起“閉門伏讀，實地考驗”，他結合前人的經(jīng)驗，撰寫了《廣區(qū)田圖說》一書，并把“區(qū)田”畫成圖樣，做了說明，還在柳莊親自試驗這種區(qū)田的方法，取得成功后在附近農(nóng)莊廣為推廣。后來左宗棠成了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每到之處，他都特別注重發(fā)展農(nóng)業(yè)，這與他這時的潛心研究是分不開的。
(三)清朝的典章制度和現(xiàn)實的政治、經(jīng)濟問題。1840年，左宗棠應聘去安化已故的兩江總督陶澍家教書，陶澍做了幾十年的封疆大吏，家中收藏有許多的上諭和奏折，因陶澍的兒子陶桄是左宗棠的女婿，所以陶家所存的檔案圖書資料任由他翻閱，他“因得飽讀國朝憲章掌故有用之書”，對清朝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都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以后的煊赫政績，是與這些分不開的。
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侵略者的炮火震驚了左宗棠。1839年，當林則徐在廣東掀起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時，左宗棠就廣泛收集、閱讀所能找到的各種記載外國情況的史志、別錄，他曾多次寫信給他的老師賀熙齡，要他幫助提供有關東南戰(zhàn)事的情況。那時，英軍在東南沿海恣意騷擾，他十分氣憤，提出了“練魚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fā)，編泊埠之船，設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體抵御措施。當他得知清政府戰(zhàn)和不定，林則徐被罷斥，琦善等人得志時，他說：“林則徐是眾望所歸，若能繼續(xù)受到重用，必能“周嶺南千里之守”。他痛斥琦善等人以奸謀誤國，貽禍邊疆、貽禍子孫，應當斬首軍前。
林則徐在云貴任總督時，曾邀左宗棠參加他的幕府，但因他要為陶澍之子教書，便沒有去。以后，林則徐因病造退還鄉(xiāng)，路過長沙時，特地約左宗棠在湘江的小船上相見，林則徐稱他為“奇世之才”。他倆一面喝酒，一面縱談古今大事，越談越投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依依不舍地離別。此次見面更加深了左宗棠對林則徐的敬仰，就是他在后來封侯拜相之時，還是認為與林則徐的此次會見是他一生中“第一榮幸”。
1850年12月，林則徐客死潮州。左宗棠聞知這一噩耗，不禁失聲痛哭。他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悼唁給公子鏡帆，還寫了一副被傳誦一時的挽聯(lián)，以表達自己對林公的懷念。
1843年，左宗棠靠教書的積蓄，在湘陰東鄉(xiāng)柳家沖買了七十畝田地，“但原長為太平有道之民”。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內(nèi)的各種矛盾不斷激化，農(nóng)民運動風起云涌，使左宗棠“買山而隱”的愿望不能實現(xiàn)。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nóng)民運動的迅猛發(fā)展，使左宗棠從此進入了軍旅生涯。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爆發(fā)，給左宗棠帶來了機會。當他準備效法諸葛亮“淡泊以明志”，與郭嵩燾一起選湘陰、長沙交界處的東山為“避地之約”時，傳來了太平軍已經(jīng)攻占了廣西的永安的消息。那時，他正在好友胡林翼的住所。左宗棠與胡林翼既是親戚又是少年好友，兩人在一起無話不談。還在1833年初次入京會試期間，他曾與胡林翼“徹夜古今大政，論列得失原始要終，若預知海內(nèi)將亂者，輒相與欷歔太息，引為深憂”。1844年，左宗棠聽到安化、武陵、溆浦、桃源世界“皆有劇盜巢穴，黨羽動輒數(shù)百人”，而朝廷的大小官員依然渾渾噩噩毫無緊張的樣子，他憂心忡忡地說：“天下事敗壞至此，百爾君子未聞有以，是公非誦言于殿陛間者，仕風臣節(jié)如此，古今未有也!天下無不了之事，無不辦之寇，亦未嘗無了之事，辦寇之人；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正未可知耳。”他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借餉加賦諸弊政將斷此而起，天下事自此更難言矣”。此次面對太平軍的勇猛攻勢，左宗棠對胡林翼說：自古兵法有言，“謀定而后戰(zhàn)”、“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至于人”，清軍應在太平軍營附近廣筑碉堡，步步為營，漸漸逼近，使太平軍離開營壘，從而一舉殲滅。
1852年4月，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北上，一路過關斬將，猛不可擋，直指湖南長沙。清廷為了把太平軍遏止在湖南，便調張亮基為湖南巡撫。胡林翼與張亮基都曾是云貴總督林則徐的左膀右臂，關系甚密。當胡林翼得知張亮基督任湖南的消息后，便多次致函張亮基，極力推薦左宗棠，說左宗棠“才品超冠”、“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且“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希望張亮基能夠重用。
張亮基做了幾十年的封建官僚，深知當今朝中可用之人不多，各省督撫均是“文學侍從之臣”，對用兵打仗，多是一竅不通。所以當胡林翼向他推薦左宗棠時，他十分高興，抵達常德后，立即派專人到湘陰禮聘左宗棠。那時左宗棠正在東山白水洞過著“流離蕩析，繭足荒山”的生活，盡管也長嘆“效國無門”，但對于張亮基的禮聘還是托辭謝絕了。因為左宗棠非常了解當朝官場的積弊，一向鄙視那些腐朽無能的大官僚，而他對張亮基又不甚了解，心存疑慮，沒有應聘。后經(jīng)左宗植和郭家兄弟的勸說，又想起林則徐曾親口稱贊張亮基是一位“開爽敏干”的疆吏，才決定接受張亮基的禮聘。
1852年10月，左宗棠隨同張亮基一起來到了長沙城。當時太平軍已在城外與清軍激戰(zhàn)了二十多天，太平軍不但無力包圍長沙城，反被清軍三面包圍，這對太平軍來說，形勢十分不利。但由于清軍指揮不統(tǒng)一，怯敵畏戰(zhàn)，也難以取勝。左宗棠進入長沙后，多方搜集軍情，審度戰(zhàn)場形勢。他見太平軍連攻長沙不下，很可能西渡湘江，便建議張亮基派軍西渡湘江，據(jù)守土墻頭、龍回潭，斷絕太平軍的糧食補給和西進之路，意圖一舉殲滅太平軍。張亮基覺得左宗棠對局勢分析準確，便下令讓城外的清軍照此而行，但清軍均不聽從命令，使得龍回潭等軍事要地被太平軍占據(jù)。左宗棠只好與江忠源等一起，死守長沙城。太平軍連攻八十多天，久攻不克，精疲力盡，便放棄長沙，全軍渡過湘江，經(jīng)龍回潭向湖北進軍。清軍諸將帥至此才追悔當初沒照左宗棠的策略行事，但時過境遷，為時已晚。然而盡管左宗棠殲滅太平軍的想法未能實現(xiàn)，但在這次激戰(zhàn)中，已顯示出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
太平軍撤離長沙，向湖北進軍之后，左宗棠便幫助張亮基整飭吏治，安定社會秩序，平定湖南各路會黨的勢力。“征義堂”會員已達四千余人，堂址設在瀏陽東鄉(xiāng)。1853年1月，知府江忠源率兵前去圍剿，左宗棠在其臨行前說：一要快，二要準，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照此說法，江忠源果真只用十二天就解散了“征義堂”。
1853年2月，張亮基因為“保全湖南”有“功”，被調署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張亮基一起離開長沙，前往武昌，這時，張亮基不僅讓左宗棠繼續(xù)“專兵事”，而且各州縣公事稟啟也完全交左宗棠“一手批答”，督署機要，所有“批、答、咨、奏，皆(左)公一人主之”。實際上，張亮基把軍政要務的大權都交給了左宗棠。對于張亮基的如此信任，左宗棠十分感激，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制軍待我以至誠，事無巨細，盡委于我，此最難得。近時督撫，誰能如此?”在左宗棠的操持下。1853年9月僅以武昌三千疲弱兵勇，設伏團風鎮(zhèn)，擊潰由河南入湖北的北伐太平軍余部，太平軍的首領自認是出兵以來第一次狼狽的大敗。1853年10月，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左右三思，不愿一同前往，便推辭“經(jīng)手家務，不能遠去”，返回他的白水洞，仍然做他的隱士。張亮基赴魯之前，曾寫信與胡林翼說：自己從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轉赴山東時止，軍政各務均“全恃季翁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辦土匪、殲粵匪，以戰(zhàn)則克，以守則固，進賢進能激勵兵將，以殘破之兩湖而漸有生氣。仆何能為，皆季翁之力。吾兄為我請其出山，則此功當與吾兄共之”。由此可見，左宗棠在張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
在張亮基調任山東巡撫之時，駱秉章回任湖南巡撫，當他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曾與布政使、按察使聯(lián)名，派人攜帶書銀入山邀請左宗棠出山入湘幕。但由于左宗棠對駱秉章缺乏必要的了解，便也婉言推辭了。
1854年3月，太平軍第三次攻克漢口、漢陽，并繼續(xù)西進，連下岳州、湘陰、靖港、寧鄉(xiāng)。左宗棠在駱秉章的一再邀請下，于1854年4月，第二次進入湘撫幕府，任聘六年之久。在此期間，駱秉章對左宗棠亦“推誠相與，軍事一切，專以相付”，從上遞奏折到往來文書，均交左宗棠一手包辦。而左宗棠幫助駱秉章的策略，只有八個字：“外援五省，內(nèi)清四境”。那時廣東、廣西、貴州、湖北、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并且都由湖南給餉。這樣，太平軍被限制在長江下游，而湖南境內(nèi)一片太平祥和景象。因此有人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左宗棠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評價呢?原來在清朝的歷史上，湖南長久以來均是個平常的省份，既不大又不富，賦稅收入有限，有時竟趕不上江浙的一個大府。而當時，湖南在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漸提高，而這一轉變是從太平天國革命時期開始的，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軍政的左宗棠在這一時期的“經(jīng)世”活動，則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
在左宗棠剛入湖南幕府時，財政極為困難。為了擺脫這種財政困境，他采取了兩項改革措施。一是改革賦稅征收辦法，將原來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浮收中飽私囊的部分改為法定的軍務附加稅，一律歸公。附加稅的數(shù)額比原來官吏們多收、浮收的數(shù)額低。這樣，每年全省的稅收增加了，而百姓的負擔卻減少了。二是設立局長，征收厘捐，也即收商業(yè)貿(mào)易稅。從1856年5月起，湖南在郴州、宜章設局抽取鹽厘、貨厘，接著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設厘局，每年共得厘金八十萬兩至一百二十萬兩，這些稅收全部用于軍餉。左宗棠曾用這些稅收為曾國藩的湘軍增建戰(zhàn)船，接濟糧餉，從而為湖南防務和操練湘軍提供了重要的經(jīng)濟保障。
左宗棠入湘幕之初，太平軍軍威正旺，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封建官僚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是好。左宗棠則提出了“欲遏賊勢，先固民心”的主張。“固民心”的主要辦法之一，就是鼓勵地主士紳組織團練。因此，他就與團練大臣曾國藩一起，在湖南城鄉(xiāng)廣辦團練和保甲。舉辦團練，是當時清王朝“制亂”的上方良策，除湖南以外，其他省份也有，但其他省份主要是從軍事上著眼，借以“補兵力之不足”，然而所辦團練往往被地主豪紳作為爭權奪利的工具，有的轉而抗糧抗官，而左宗棠、曾國藩等在湖南辦的團練，則更多地從政治上著眼，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他們將“團”與“練”分開，而著重在“團”，主要是清查戶口，實施保甲制度。鄉(xiāng)團之外，尤重族團，強調“練團必先練族”，還特別刊發(fā)鄉(xiāng)團執(zhí)照、族團執(zhí)照，“凡離匪、土匪、地棍均用重典，便宜行事”。因此湖南那時的局面較之以前大有好轉。
咸豐初年，清朝的吏治十分敗壞，尤其是湖南，“吏治之壞，甚于湖北，官吏操守不謹，一任門丁書役多方詐擾，以致是非瞀亂，綱紀凌夷。”左宗棠認為，國家之強弱，其關鍵“視乎用人行政”，任用“賢能則治”，“奸庸竊位則亂”。于是他走訪調查，考察湖南的州縣官吏，結果是“稍可放心者不過五分之一”，因此需大加整治。于是，他與張亮基、駱秉章連續(xù)上奏，革除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只在1854年，就“劾奏失守鎮(zhèn)道以下十八人”。在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勤恤民隱，嚴鋤匪類”的廉官，則分別予以保奏，破格晉升。
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鋒芒，無論是在政治上、財政上，還是軍事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此，左宗棠的名聲上下皆知，而且清廷對他也愈來愈加重視了。1856年，破格提升他為兵部郎中，并賞戴花翎。與此同時，朝廷內(nèi)外的許多高官名臣相繼舉薦左宗棠，說他是“奇世之才”，要求朝廷予以重任。1858年，咸豐皇帝召見郭嵩燾時，問：“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燾說：左宗棠乃奇世之才，且人品極端。咸豐皇帝令他轉告左宗棠“出為我辦事”。
然而，就在左宗棠聲望日高、朝廷欲予以重用之時，發(fā)生了震動一時的“官樊構陷事件”，從而使得左宗棠的命運和事業(yè)起了一個急遽的變化。
原來，湖南自太平軍入境之后，張亮基、駱秉章在左宗棠的輔佐下，借口“討賊”的需要，破除前朝“成例”和“文法”，“便宜行事”，將軍、政、財?shù)却髾嗳考性谧约菏掷铮椲馈斑`例乘輿，私役弁兵”的一些官吏。1859、1860年，永州鎮(zhèn)總兵樊燮因有克扣軍餉、私役部屬的劣跡，先后遭到巡撫駱秉章的參劾，后經(jīng)查實參奏，奉旨將樊燮革職查辦。樊燮很不服氣，加之一次因議事時與左宗棠意見不合，發(fā)生爭吵，左宗棠不僅動手打了他，而且對他大罵不止，于是在湖南布政使文格及湖廣總督官文的協(xié)謀下，往湖廣部督署控告左宗棠把持湘政時接受賄賂。官文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添油加醋一番，奏報朝廷。官文是滿洲貴族大員，皇帝當然信任他，就下旨將本案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錢寶青審辦，密旨中說：“如果左宗棠確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官、樊二人的誣陷，對左宗棠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感慨萬分，毅然離開了湖南幕府，先后在胡林翼、曾國藩處閑居。其實，“官樊構陷事件”與左宗棠的秉性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志大言大，從小就有夸大的毛病。少年時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自鳴得意，在同學面前顯示。就在他二十多歲、窮困潦倒之時，仍寫一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的對聯(lián)，并在書房掛起來。年齡較大以后，他自恃才識超群，在給朋友的信中常以“諸葛”自署，表示自己“可大授而不可小知，能用人而不能為人用”。更有甚者，他還常常面折人過，就連對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國藩也不留情面。除此而外，與他打過交道的人有人稱他“情性跋扈，存心深險，極不易交”。
郭嵩燾在得到左宗棠被誣陷的消息后，立即托人向尚書潘祖蔭和咸豐皇帝的寵臣肅順求救。潘祖蔭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宗棠為人“賦性剛直，嫉惡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惡官劣吏，因為滿足不了私利，就圖謀陷害”。咸豐皇帝看了潘祖蔭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讓肅順奏陳己見。肅順奏道：“聽說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籌劃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難得，自然應當愛惜。請皇上將中外保薦各疏密寄官文，他重新考慮。”咸豐皇帝采納了肅順的意見，并開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官文知道朝廷有意用左宗棠，只得具奏結案，一場風波就此了結。
當左宗棠被“官樊構陷事件”困擾的時候，在江南鎮(zhèn)壓太平軍的清軍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難。1860年初，在洪仁玕與李秀成的商定下，決計用圍魏救趙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敵援救，然后乘隙蹈虛，回攻江南大宮，以解天京之圍。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舉攻占杭州。欽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師馳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軍主力回京，與陳玉成等人齊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馬合攻江南大營。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下，圍困天京兩年多的江南大營徹底被擊潰，統(tǒng)率該大營的欽差大臣和春、張國梁先后斃命。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滅太平天國的重任及軍政大權交給曾國藩等人。
連續(xù)數(shù)十天的冒暑遠征，加上抵閩后水土不服和操勞過度，左宗棠的身體健康是每況愈下，常常“心情仿佛，頭暈眼花……終日坐起時少，睡臥時多”，甚至連飲食都難自理，但抗敵保國的激情支撐著他日漸衰弱的軀體。經(jīng)過多方的努力，終于設法雇用到了商船，左宗棠迅速命部將王詩正率領恪靖援臺各營，成功地渡過了臺灣海峽。援兵到后，臺灣的防衛(wèi)力量大大增強，劉銘傳、王詩正等指揮在臺各軍和臺灣民間武裝緊密配合，終于力挫強敵，保住了臺灣。
在廣西邊外，由于指揮關外軍事的潘鼎新秉承李鴻章的意旨，“料其終局歸于和議，故不以兵事為意”，因而法軍就得以突入關內(nèi)，廣西全境震動。邊境人民奮起抗敵，在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年近七十的老將馮子材統(tǒng)率所部粵軍前往迎敵。
1885年2月初，馮子材部在王德榜、王孝祺等部的合作下，在鎮(zhèn)南關大敗法軍，進克文淵城。“法虜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創(chuàng)者”。月中、馮、王各軍乘勝前進，又取得了諒山大捷，斃傷法軍近千人。與此同時，西路劉永福和岑毓英部滇軍又大捷于臨洮，進取宜光。這樣一來，整個戰(zhàn)局頓時改觀，“法人氣餒力敝，沿海及各國皆知”。
此時的形勢，可以說對中國相當有利，如果像左宗棠主張的那樣，中國將會武力取得全勝。但是，懦弱的清政府置前線軍民用鮮血換得的勝利于不顧，竟與法國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
一心盼待傾吐“四十余年惡氣”的左宗棠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真可謂有心報國，回天無力!失望、憤怒、病魔使這位愛國老臣再也支持不下去了。7月20日夜里他曾一度昏死過去。在這樣嚴重的病情之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可他仍然不忘國家的海防建設，7月29日，他上奏清廷，提出了大力加強海防建設的七條具體措施：軍艦宜備建；營制宜整頓；巡守操練宜定章；海防局所宜裁并；海防經(jīng)費宜通籌；鐵路宜仿造；士氣宜培養(yǎng)。
1885年8月，左宗棠再次抱病上奏，專就臺灣在中國海防中的戰(zhàn)略地位進行論說，并且對加強臺灣防務建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臺灣孤峙大洋，為東南七省的門戶，臺灣防務的好壞，關系到海防大局，他主張將臺灣與福建分開單獨建省。這年10月12日，清廷決定臺灣置為行省，可謂實現(xiàn)了左宗棠的遺愿。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這位中國近代少有的軍政大臣永遠地停止了呼吸。臨死之前他口授遺疏，以表達自己的未酬壯志：“惟此次越南和戰(zhàn)，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恨平生，不能瞑目。”
這悲壯的遺言，可以說是左宗棠愛國思想的最生動的寫照。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民以食為天，以食為先。后勤保障是基礎。有力保障了收復新疆，大敗法國等赫赫戰(zhàn)功。左宗棠讓法國人、英國人、俄國人都很畏懼的中國男人，他是當時中國民族的脊梁。不像李鴻章等晚清重臣對外國人卑躬屈膝，委命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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