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和良諸文化具有哪些重大意義 河姆渡人文化和良渚文化有哪些重大意義
你有空看看中國文化概論,前幾頁就講到呢,下面的資料或許對你有幫助!
1．對環(huán)太湖地區(qū)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認識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qū)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區(qū)。最早是在1934年發(fā)現于浙江省吳興錢山漾遺址，1936年對余杭良渚遺址進行了首次發(fā)掘，至20世紀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qū)的代表性文化遺存。50年代末發(fā)掘了錢山漾遺址后命名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確其年代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約5300年。由于考古發(fā)掘中沒有發(fā)現重要的遺跡現象和珍貴的文物，一直認為環(huán)太湖地區(qū)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區(qū)。1973年在杭州灣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遺址發(fā)現約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經過初步發(fā)展的原始稻作農業(yè)文化遺存之后，才逐漸改變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認識，則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發(fā)現了做工極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獸面紋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發(fā)掘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墓葬時明確的，1977年春夏之際發(fā)掘吳縣張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時又印證了這一現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明確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現私有制、處于文明時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國認為，良渚文化中造型豐富多彩的玉器、特別是玉制禮器，是良渚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提出良渚文化正是處于文明時代的前夜。吳汝祚認為能享有這種玉琮的人，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就反映了階級社會正在產生或處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認為良渚文化的這些發(fā)達的農業(yè)部落，已經飼養(yǎng)家蠶，出現絲麻織品和相當進步的竹編工藝，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別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說明了當時的江南地區(qū)更已成為我國新石器時代中比較先進的地區(qū)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發(fā)展高潮之中，我們似乎聽見了私有制走近的腳步聲。
這些發(fā)現和研究認識，引導著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墓地與墓葬的進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內，先后發(fā)掘了江蘇省武進寺墩、昆山綽墩與少卿山、吳縣張陵山東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寧千金角與徐步橋、平湖平丘墩、余杭吳家埠、嘉興雀幕橋、德清輝山、海寧三官墩與郜家?guī)X等浙北地區(qū)的一批小墓。其中，武進寺墩良渚文化“玉斂葬”墓的發(fā)現和對其認識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這時期良渚文化研究的兩項重要成果。
武進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別進行了發(fā)掘，發(fā)現3座一排規(guī)模較大的墓葬。3號墓最大，墓主為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隨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隨葬玉制禮器琮、璧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頭前腳后。發(fā)掘者汪遵國等人結合《周禮》中對玉琮、玉璧用途的記述，認為這是史前的玉斂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處氏族顯貴及其家庭成員的墓地；并通過分析玉琮上的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淵源之一。汪遵國還進一步分析了已發(fā)現隨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點，進一步認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練技術、專門從事琢玉工藝的玉工。琢玉與制陶同樣，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當時的社會即將躍進文明時代的門檻。這些認識，在當時都是開創(chuàng)性的，對后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
青浦福泉山遺址在1982年發(fā)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隨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鐲、玉鉞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對福泉山遺址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除了發(fā)現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遺存外，更重要的是，這次發(fā)掘明確了福泉山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當時人工堆筑起來的高臺墓地，其規(guī)模長約84米、寬約74米、高約8米，蘇秉琦譽此為“土筑金字塔”。這一認識對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尋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應與墓葬所在的遺址形態(tài)進行綜合考察，良渚文化時期的一些土臺遺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貴族墓地。受此啟發(fā)，后來研究者在蘇南浙北等地相繼發(fā)現了一批良渚文化高臺墓地（有的為祭壇墓地）。
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發(fā)掘及形成的有關認識，為良渚文化的研究獲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對太湖地區(qū)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開始引起了重視。夏鼐在1983年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時，認為良渚文化是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關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蘇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動物古人類古文化學術座談會”上認為：“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fā)光的社會實體”。并進一步提出：“我們這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的黎明期歷史，雖然還是‘若明若暗’，但已決不再是‘虛無漂渺’的傳說神話了。”
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課題，就這樣因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臺墓地與“玉斂葬”墓的發(fā)現及其認識的深化而提了出來。
2 河姆渡文化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縣的河姆渡遺址首先發(fā)現，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并越海東達舟山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并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發(fā)現與確立，擴大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領域，說明在長江流域同樣存在著燦爛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該文化目前唯一經過較大規(guī)模發(fā)掘的是河姆渡遺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主持，進行了兩期發(fā)掘。1982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在浙江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發(fā)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遺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夾炭黑陶和夾砂紅陶、紅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類腹底交錯拍印繩紋，陶器的寬邊口沿上常刻劃平行條紋、波浪、圓圈、葉形、谷穗狀等幾何圖樣，偶見白地深褐色紋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垂囊式□、支腳等。與支腳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產工具豐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數量遠超過石、木、陶質各種工具的總和，就目前所知，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所獨有。木器較精巧多樣。梯形不對稱刃石斧、拱背厚體石錛、骨耜、斜鋌骨鏃、管狀骨針、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構件及干欄式建筑的遺跡，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點。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遺址的第4、3層和第2、1層,分別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兩期。①早期：約前5000～前4000年。陶系簡單，夾炭黑陶占絕對優(yōu)勢。除磨平素面外，繩紋較多，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斂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huán)形單把缽、大圈足豆、盆形甑、塊狀體支腳等。石器種類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錛較厚碩，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見穿孔者。②晚期：約前4000～前3300 年。夾砂紅陶、紅灰陶數量最多。前段的泥質紅陶外壁紅內壁黑，常施紅陶衣；后段的泥質紅陶表里色澤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繩紋,出現鏤孔紋飾。新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還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鏤孔豆、空腹傾斜體支腳。石器多通體磨光，出現了扁平長條石錛，穿孔石斧、長方形雙孔石刀和石紡輪。
農業(yè)和家畜飼養(yǎng)
河姆渡第 4層較大面積范圍內，普遍發(fā)現稻谷遺存，有的地方稻谷、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 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罕見的。經鑒定，主要屬于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它與馬家浜文化桐鄉(xiāng)羅家角遺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國最早的兩例稻谷實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這對于探討中國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農業(yè)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農具有骨耜，僅河姆渡一處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處一般穿鑿橫銎，骨質較薄者則無銎而將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豎槽并在其兩側各鑿一孔。還發(fā)現了安裝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內,橫銎里穿繞多圈藤條以縛緊，頂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還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豬、狗。破碎的豬骨和牙齒到處可見，并發(fā)現體態(tài)肥胖的陶豬和方口陶缽上刻的豬紋。有一件陶盆上刻劃著稻穗豬紋圖像，大體是家畜飼養(yǎng)依附于農業(yè)的一種反映。此外，還出土較多的水牛骨頭，可能牛也已被馴養(yǎng)。
漁獵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動物遺骨，計有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和軟體動物共40多種。絕大多數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動物，僅鹿角即有 400多件。鳥、魚、龜、鱉遺骨數量也不少。還發(fā)現有極少的亞洲象、蘇門犀、紅面猴等溫熱地帶動物的遺骸。骨鏃達千余件之多，以鋌部不對稱的長鋒或短鋒斜鋌鏃較富特色，另有窄長鋒柳葉形鏃、鈍尖或銳尖的錐形帶鋌鏃等形制。未見網墜之類漁具，而存在大量魚骨，有些骨鏃當兼用于射魚。其他漁獵工具還有木矛、骨魚鏢等。柄葉連體木槳的發(fā)現，說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漁撈活動中乘用。利用禽類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種樂器，狩獵時也可吹音用以誘捕動物。
原始手工業(yè)
陶器以夾炭黑陶最富特點。尤其在早期，無論炊器和飲食容器,都屬這種陶質。胎泥純凈,含鐵量僅為1.5%左右。以大量的稻殼及稻的莖、葉碎末為羼和料。工藝技術上比較原始，器物均為手制，不甚規(guī)整；據測試，燒成溫度為800～900℃，在缺氧的還原焰中燒制而成。胎質比較粗厚疏松，重量較輕，吸水性強。晚期階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經慢輪修整。出現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較復雜的器形，有的陶器燒成溫度提高到1000℃左右。
關于編結紡織，在河姆渡發(fā)現有蘆葦席殘片，采用二經二緯的編織法。質輕的木紡輪，連同大小輕重不一的陶、石紡輪。可供抽紗捻線之用。還發(fā)現了據認為可能屬于原始腰機部件的木質打緯刀、梳理經紗的長條木齒狀器、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軸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較發(fā)達，有耜、鏃、魚鏢、哨、錐、針、管狀針、匕、有柄匕、梭形器、鋸形器、鑿、匙等各種器物，廣泛使用于生產和生活領域。有笄、管、墜、珠等裝飾品。還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種)、靴形器等暫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細，少數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圖案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堪稱精美的實用工藝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雙鳥朝陽圖像的蝶形器、鳳鳥形匕狀器、雕刻編織紋和似蠶紋的小盅等，顯示了當時的精湛技藝。
鳳鳥形象牙匕狀器
木作工藝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鏟、杵、矛、槳、槌、紡輪、木刀等工具外，還發(fā)現了不少安裝骨耜、石斧、石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樹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頭下部砍削出榫狀的捆扎面，石斧當是捆綁在左側，石錛則捆扎在前側。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許多建筑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fā)明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標志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層出土一件瓜棱狀斂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層的朱紅色涂料，剝落較甚，微顯光澤，經鑒定是生漆，這是中國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種栽樁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欄式建筑。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fā)現了與這種建筑遺跡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第4層的一座干欄式長屋,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殘存220余根,較規(guī)則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東南走向。現存最長一行樁木長23米，由西南到東北的第 1、2、3行之間的距離大體相等，合計寬約7米，推知室內面積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間距1.3米,這是設在面向東北一邊的前廊過道。建筑遺跡范圍內，出土有蘆席殘片，許多陶片以及人們食后丟棄的大量植物皮殼、動物碎骨等。這座大型干欄式建筑當屬公共住宅，室內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間。干欄式建筑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發(fā)現的為最早。除干欄式建筑外，早期稍后，還出現一種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墊放木板作為基礎，有的則是填塞紅燒土塊、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實加固形成臼狀柱礎，中間立木柱。
榫卯木構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遺址第 2層發(fā)現一眼木構淺水井遺跡。這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跡，也是迄今發(fā)現的采用豎井支護結構的最古老遺存。水井位于一處淺圓坑內，井口方形,邊長約2 米，井深約1.35米。井內緊靠四壁栽立幾十根排樁，內側用一個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頂，以防傾倒。排樁上端平放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圍是一圈直徑約6米呈圓形分布的28根柵欄樁,另在井內發(fā)現有平面略呈輻射狀的小長圓木和葦席殘片等，可見井上還當蓋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層的居住區(qū),發(fā)現以陶釜、陶罐為葬具的嬰兒甕棺葬2座。第1至3層有20多座墓,均不見墓坑和葬具,僅有1座以木板墊底。成人和嬰兒多為單人葬。有3座是兩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兩個兒童。第2和3層內的墓流行單人側身屈肢葬,個別的是俯身葬,頭向東或東北,大多數無隨葬品。第1層內的墓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個別仰身屈肢葬，頭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隨葬品但并不豐富，最多的兩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見生產工具。總的看，不同時期的葬式、頭向和隨葬品是有所變化的。
居民種屬
見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
與其他文化的關系
以河姆渡遺址第 4層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遺存,與以羅家角遺址第4層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羅家角類型，年代相當，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盤盆類和弧斂口雙耳缽等形制接近，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階段，分別與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文化（見崧澤遺址大體同時。馬家浜類型發(fā)達的素面腰沿釜（或稱寬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階段偶有所見,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數量雖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馬家浜類型中也有個別發(fā)現。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階段，長條石錛、突棱鏤孔豆、花瓣形圈足、鑿形鼎足等，均與崧澤文化的風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強烈影響。也有人認為，河姆渡遺址第4層、第3層是新發(fā)現的河姆渡文化，第2層、第1層則應分屬于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類型（或單獨命名為崧澤文化），并進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發(fā)展為馬家浜文化的意見。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銜接關系及發(fā)展去向，有待于在發(fā)現更多的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對其晚期遺存的性質和歸屬，需再作進一步的研討。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文明和半坡文明有哪些文明成果 -
塔城市線輪： ______ 河姆渡聚落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距今約7000年,是長江流域氏族聚落的代表. 半坡文化,中國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的一種文化,屬黃河中游地區(qū)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是北方農耕文化的典型代表.1952年發(fā)現于陜西西安市半坡村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文化的三大發(fā)明是什么 -
塔城市線輪： ______[答案] 蠶紋刻劃與蠶絲發(fā)明 7000年繩子 有葦席到“編織原理”到系統(tǒng)的“紡織技術” 河姆渡發(fā)現的四對盅形牙雕,其蠶紋栩栩如生,結合同一遺址出土的蛾形器,充分顯示了河姆渡對蠶業(yè)生產的文化反映. 盡管山西芮城西王村也發(fā)現了蠶蛹裝飾,河北正...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人的簡介 -
塔城市線輪： ______ 河姆渡文化是分布於中國浙江杭州灣南岸平原地區(qū)至舟山群島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年代大約在西元前4000年到5000年之前,因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遺址發(fā)掘最早,故稱作河姆渡文化. 該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發(fā)現,在1973-74和1977-78年兩...
連雖17643579851： 仰韶文化與河姆渡文化有什么區(qū)別 -
塔城市線輪： ______[答案] 仰韶文化,是中國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一種文化現象.仰韶文化的名稱源于1921年在其第一個發(fā)掘地---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所以被稱為仰韶文化.距今約5000至3000年的歷史. 仰韶文化主要分部在黃河中下游一帶,以陜西的東部、...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
塔城市線輪： ______ 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后: 發(fā)現于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平原,在此處發(fā)現了四個相繼疊壓的文化層,其3、4層有別于以往發(fā)現的所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被命名為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的居民居住在木結構的地面建筑內,應是高干欄式...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文化 -
塔城市線輪： ______ 以河姆渡遺址第 4層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遺存,與以羅家角遺址第4層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羅家角類型,年代相當,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盤盆類和弧斂口雙耳缽等形制接近,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階段,...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文化距今多少年了? -
塔城市線輪： ______ 約7000年 是長江流域下游地區(qū)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時代文化.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發(fā)現,因而命名河姆渡文化
連雖17643579851： 河姆渡遺址發(fā)現哪些古代文物? -
塔城市線輪： ______ (1)鳳鳥形象牙匕狀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藝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鏟、杵、矛、槳、槌、紡輪、木刀等工具外,還發(fā)現了不少安裝骨耜、石斧、石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樹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頭下部砍削出榫狀的捆扎面,石斧當...
1．對環(huán)太湖地區(qū)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作用的初步認識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區(qū)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區(qū)。最早是在1934年發(fā)現于浙江省吳興錢山漾遺址，1936年對余杭良渚遺址進行了首次發(fā)掘，至20世紀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qū)的代表性文化遺存。50年代末發(fā)掘了錢山漾遺址后命名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確其年代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約5300年。由于考古發(fā)掘中沒有發(fā)現重要的遺跡現象和珍貴的文物，一直認為環(huán)太湖地區(qū)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區(qū)。1973年在杭州灣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遺址發(fā)現約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經過初步發(fā)展的原始稻作農業(yè)文化遺存之后，才逐漸改變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認識，則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發(fā)現了做工極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獸面紋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發(fā)掘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墓葬時明確的，1977年春夏之際發(fā)掘吳縣張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時又印證了這一現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明確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現私有制、處于文明時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國認為，良渚文化中造型豐富多彩的玉器、特別是玉制禮器，是良渚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提出良渚文化正是處于文明時代的前夜。吳汝祚認為能享有這種玉琮的人，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就反映了階級社會正在產生或處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認為良渚文化的這些發(fā)達的農業(yè)部落，已經飼養(yǎng)家蠶，出現絲麻織品和相當進步的竹編工藝，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別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說明了當時的江南地區(qū)更已成為我國新石器時代中比較先進的地區(qū)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發(fā)展高潮之中，我們似乎聽見了私有制走近的腳步聲。
這些發(fā)現和研究認識，引導著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墓地與墓葬的進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內，先后發(fā)掘了江蘇省武進寺墩、昆山綽墩與少卿山、吳縣張陵山東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寧千金角與徐步橋、平湖平丘墩、余杭吳家埠、嘉興雀幕橋、德清輝山、海寧三官墩與郜家?guī)X等浙北地區(qū)的一批小墓。其中，武進寺墩良渚文化“玉斂葬”墓的發(fā)現和對其認識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這時期良渚文化研究的兩項重要成果。
武進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別進行了發(fā)掘，發(fā)現3座一排規(guī)模較大的墓葬。3號墓最大，墓主為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隨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隨葬玉制禮器琮、璧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頭前腳后。發(fā)掘者汪遵國等人結合《周禮》中對玉琮、玉璧用途的記述，認為這是史前的玉斂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處氏族顯貴及其家庭成員的墓地；并通過分析玉琮上的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淵源之一。汪遵國還進一步分析了已發(fā)現隨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點，進一步認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練技術、專門從事琢玉工藝的玉工。琢玉與制陶同樣，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當時的社會即將躍進文明時代的門檻。這些認識，在當時都是開創(chuàng)性的，對后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
青浦福泉山遺址在1982年發(fā)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隨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鐲、玉鉞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對福泉山遺址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除了發(fā)現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遺存外，更重要的是，這次發(fā)掘明確了福泉山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當時人工堆筑起來的高臺墓地，其規(guī)模長約84米、寬約74米、高約8米，蘇秉琦譽此為“土筑金字塔”。這一認識對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尋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應與墓葬所在的遺址形態(tài)進行綜合考察，良渚文化時期的一些土臺遺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貴族墓地。受此啟發(fā)，后來研究者在蘇南浙北等地相繼發(fā)現了一批良渚文化高臺墓地（有的為祭壇墓地）。
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發(fā)掘及形成的有關認識，為良渚文化的研究獲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對太湖地區(qū)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開始引起了重視。夏鼐在1983年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時，認為良渚文化是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關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蘇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動物古人類古文化學術座談會”上認為：“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fā)光的社會實體”。并進一步提出：“我們這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的黎明期歷史，雖然還是‘若明若暗’，但已決不再是‘虛無漂渺’的傳說神話了。”
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課題，就這樣因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臺墓地與“玉斂葬”墓的發(fā)現及其認識的深化而提了出來。
2 河姆渡文化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縣的河姆渡遺址首先發(fā)現，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并越海東達舟山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并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發(fā)現與確立，擴大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領域，說明在長江流域同樣存在著燦爛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該文化目前唯一經過較大規(guī)模發(fā)掘的是河姆渡遺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主持，進行了兩期發(fā)掘。1982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在浙江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發(fā)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遺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夾炭黑陶和夾砂紅陶、紅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類腹底交錯拍印繩紋，陶器的寬邊口沿上常刻劃平行條紋、波浪、圓圈、葉形、谷穗狀等幾何圖樣，偶見白地深褐色紋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垂囊式□、支腳等。與支腳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產工具豐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數量遠超過石、木、陶質各種工具的總和，就目前所知，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所獨有。木器較精巧多樣。梯形不對稱刃石斧、拱背厚體石錛、骨耜、斜鋌骨鏃、管狀骨針、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構件及干欄式建筑的遺跡，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點。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遺址的第4、3層和第2、1層,分別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兩期。①早期：約前5000～前4000年。陶系簡單，夾炭黑陶占絕對優(yōu)勢。除磨平素面外，繩紋較多，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斂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huán)形單把缽、大圈足豆、盆形甑、塊狀體支腳等。石器種類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錛較厚碩，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見穿孔者。②晚期：約前4000～前3300 年。夾砂紅陶、紅灰陶數量最多。前段的泥質紅陶外壁紅內壁黑，常施紅陶衣；后段的泥質紅陶表里色澤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繩紋,出現鏤孔紋飾。新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還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鏤孔豆、空腹傾斜體支腳。石器多通體磨光，出現了扁平長條石錛，穿孔石斧、長方形雙孔石刀和石紡輪。
農業(yè)和家畜飼養(yǎng)
河姆渡第 4層較大面積范圍內，普遍發(fā)現稻谷遺存，有的地方稻谷、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 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罕見的。經鑒定，主要屬于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它與馬家浜文化桐鄉(xiāng)羅家角遺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國最早的兩例稻谷實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這對于探討中國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農業(yè)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農具有骨耜，僅河姆渡一處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處一般穿鑿橫銎，骨質較薄者則無銎而將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豎槽并在其兩側各鑿一孔。還發(fā)現了安裝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內,橫銎里穿繞多圈藤條以縛緊，頂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還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豬、狗。破碎的豬骨和牙齒到處可見，并發(fā)現體態(tài)肥胖的陶豬和方口陶缽上刻的豬紋。有一件陶盆上刻劃著稻穗豬紋圖像，大體是家畜飼養(yǎng)依附于農業(yè)的一種反映。此外，還出土較多的水牛骨頭，可能牛也已被馴養(yǎng)。
漁獵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動物遺骨，計有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和軟體動物共40多種。絕大多數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動物，僅鹿角即有 400多件。鳥、魚、龜、鱉遺骨數量也不少。還發(fā)現有極少的亞洲象、蘇門犀、紅面猴等溫熱地帶動物的遺骸。骨鏃達千余件之多，以鋌部不對稱的長鋒或短鋒斜鋌鏃較富特色，另有窄長鋒柳葉形鏃、鈍尖或銳尖的錐形帶鋌鏃等形制。未見網墜之類漁具，而存在大量魚骨，有些骨鏃當兼用于射魚。其他漁獵工具還有木矛、骨魚鏢等。柄葉連體木槳的發(fā)現，說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漁撈活動中乘用。利用禽類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種樂器，狩獵時也可吹音用以誘捕動物。
原始手工業(yè)
陶器以夾炭黑陶最富特點。尤其在早期，無論炊器和飲食容器,都屬這種陶質。胎泥純凈,含鐵量僅為1.5%左右。以大量的稻殼及稻的莖、葉碎末為羼和料。工藝技術上比較原始，器物均為手制，不甚規(guī)整；據測試，燒成溫度為800～900℃，在缺氧的還原焰中燒制而成。胎質比較粗厚疏松，重量較輕，吸水性強。晚期階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經慢輪修整。出現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較復雜的器形，有的陶器燒成溫度提高到1000℃左右。
關于編結紡織，在河姆渡發(fā)現有蘆葦席殘片，采用二經二緯的編織法。質輕的木紡輪，連同大小輕重不一的陶、石紡輪。可供抽紗捻線之用。還發(fā)現了據認為可能屬于原始腰機部件的木質打緯刀、梳理經紗的長條木齒狀器、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軸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較發(fā)達，有耜、鏃、魚鏢、哨、錐、針、管狀針、匕、有柄匕、梭形器、鋸形器、鑿、匙等各種器物，廣泛使用于生產和生活領域。有笄、管、墜、珠等裝飾品。還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種)、靴形器等暫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細，少數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圖案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堪稱精美的實用工藝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雙鳥朝陽圖像的蝶形器、鳳鳥形匕狀器、雕刻編織紋和似蠶紋的小盅等，顯示了當時的精湛技藝。
鳳鳥形象牙匕狀器
木作工藝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鏟、杵、矛、槳、槌、紡輪、木刀等工具外，還發(fā)現了不少安裝骨耜、石斧、石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樹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頭下部砍削出榫狀的捆扎面，石斧當是捆綁在左側，石錛則捆扎在前側。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許多建筑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fā)明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標志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層出土一件瓜棱狀斂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層的朱紅色涂料，剝落較甚，微顯光澤，經鑒定是生漆，這是中國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種栽樁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欄式建筑。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fā)現了與這種建筑遺跡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第4層的一座干欄式長屋,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殘存220余根,較規(guī)則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東南走向。現存最長一行樁木長23米，由西南到東北的第 1、2、3行之間的距離大體相等，合計寬約7米，推知室內面積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間距1.3米,這是設在面向東北一邊的前廊過道。建筑遺跡范圍內，出土有蘆席殘片，許多陶片以及人們食后丟棄的大量植物皮殼、動物碎骨等。這座大型干欄式建筑當屬公共住宅，室內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間。干欄式建筑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發(fā)現的為最早。除干欄式建筑外，早期稍后，還出現一種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墊放木板作為基礎，有的則是填塞紅燒土塊、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實加固形成臼狀柱礎，中間立木柱。
榫卯木構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遺址第 2層發(fā)現一眼木構淺水井遺跡。這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跡，也是迄今發(fā)現的采用豎井支護結構的最古老遺存。水井位于一處淺圓坑內，井口方形,邊長約2 米，井深約1.35米。井內緊靠四壁栽立幾十根排樁，內側用一個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頂，以防傾倒。排樁上端平放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圍是一圈直徑約6米呈圓形分布的28根柵欄樁,另在井內發(fā)現有平面略呈輻射狀的小長圓木和葦席殘片等，可見井上還當蓋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層的居住區(qū),發(fā)現以陶釜、陶罐為葬具的嬰兒甕棺葬2座。第1至3層有20多座墓,均不見墓坑和葬具,僅有1座以木板墊底。成人和嬰兒多為單人葬。有3座是兩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兩個兒童。第2和3層內的墓流行單人側身屈肢葬,個別的是俯身葬,頭向東或東北,大多數無隨葬品。第1層內的墓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個別仰身屈肢葬，頭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隨葬品但并不豐富，最多的兩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見生產工具。總的看，不同時期的葬式、頭向和隨葬品是有所變化的。
居民種屬
見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
與其他文化的關系
以河姆渡遺址第 4層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遺存,與以羅家角遺址第4層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羅家角類型，年代相當，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盤盆類和弧斂口雙耳缽等形制接近，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階段，分別與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文化（見崧澤遺址大體同時。馬家浜類型發(fā)達的素面腰沿釜（或稱寬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階段偶有所見,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數量雖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馬家浜類型中也有個別發(fā)現。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階段，長條石錛、突棱鏤孔豆、花瓣形圈足、鑿形鼎足等，均與崧澤文化的風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強烈影響。也有人認為，河姆渡遺址第4層、第3層是新發(fā)現的河姆渡文化，第2層、第1層則應分屬于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類型（或單獨命名為崧澤文化），并進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發(fā)展為馬家浜文化的意見。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銜接關系及發(fā)展去向，有待于在發(fā)現更多的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對其晚期遺存的性質和歸屬，需再作進一步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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