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個什么樣的人? 曹操是個什么樣的人
曹操是三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雖然一部《三國演義》將曹操寫成奸詐小人，可縱觀歷史其他文獻，如：《三國志》《后漢史記》《資治通鑒》等對曹操的評價均是正面大于負面。《三國志》中說曹操：曹公“明略最優(yōu)”，成事則“攬申、商之法術(shù)，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御軍十余年，但手不釋卷，登高必賦，長于詩文、草書、圍棋。生活節(jié)儉，不好華服。與人議論，談笑風生。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此正是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所特有的豐采。作者遙想在那金戈鐵馬的年代，一個并非出身于名門望族大家（孫武之后的孫堅），也無皇室血統(tǒng)（所謂天子皇叔的劉備），也非有三公四卿資歷的家族（袁家兄弟），僅僅是宦官的過繼之子的后人，本家也不過是有些錢財而已，于亂世之中，挺身而出，刺董卓，（《魏武略》還說他去刺殺過張讓）聚義眾，發(fā)矯詔。靠個人魅力自立于亂世，進而戰(zhàn)略明確，進京城，挾天子以令諸侯，一統(tǒng)北方，成就大業(yè)。
自古以來，罵曹操者無非兩個借口：一，汝南許劭曾經(jīng)評價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既然如此，三國又是亂世，曹操當然便是奸雄。況且曹操自己說：寧我負天下，不可天下人負我。這便是奸雄的確鑿證據(jù)，故天下義士以此為依據(jù)，視曹操為不義之人；其實，許劭的原話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也。后來的反對者特別是那個寫《魏氏春秋》的史家，東晉的孫盛，為了自己貶魏抬蜀的目的，將英雄改成了奸雄。（我很奇怪，對于孫盛的書，歷史上認同的人還很多，連司馬遷在寫《資字通鑒》的時候，都選用了他不少的章節(jié)和資料。包括這句話。）一字之差呀。唉，有時候，一個人就毀在一個字上，曹操就是這樣的。
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一些人看來，世上之人，天子為大，天子事便是天下人的事。不是有句話嗎：天下乃皇帝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至于這個天子有沒有本事，是不是明君都無所謂，作為他的臣民，就要聽他的，要你活，你才能活，要你死，你就得死，死還要謝恩。而曹操竟敢挾天子以令諸侯，上朝配劍，把皇帝當傀儡，當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曹操便成了不忠不孝的奸臣，應(yīng)該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的。
當然現(xiàn)在的很多人（也有不少人還是這樣認為的）不這樣認為：曹操生于東漢未年，民不聊生，農(nóng)民起義頻繁。人與人之間真情少，利用大。作為一個想要在亂世中生存并有所作為之人，警惕性是很重要的，雖然曹操做的過分了點（史說其性格多疑）所以才有“寧我負天下，不可天下人負我”一說（連這個說法都找不到史料依據(jù)），然而這也是情形所逼。世間多少人不是如此想的？卻只有曹操敢于直說。而曹操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性格也是上當多了造成的。作者寧喜歡曹操這種真小人的性格，卻不喜歡劉備這種偽君子。
至于挾天子以令諸侯不過是曹操的戰(zhàn)略措施。作者本人設(shè)想如果生于那種亂世，也寧可選擇作一方霸主，成就一凡事業(yè)，也不會對一個行將就木的腐敗無能的政府寄予希望。況且就如曹操所言：如果不是他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知當時的中原大地有幾人稱霸，幾人稱帝，天下大亂幾時休。整個三國一百年左右的歷史，真正動亂時代前后不過二，三十年，過后雖然分為三國，民眾的生活相對反而比較安定。反觀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國內(nèi)的動亂長達百余年，戰(zhàn)火不斷，比三國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三國初期諸侯稱霸，國內(nèi)的動蕩遠比戰(zhàn)國時期還亂，沒有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動亂的局面的確無法控制。所以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不是罪，反而對民眾而言是功。
同時作為一個諸侯霸主，曹操身上的霸氣未見，倒是文氣逼人。曹操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學大家。不提他本身的詩詞歌賦的成就，看他促進民族大融合，取文姬歸汗的一系列重文政策，也是三國時期其他霸主所不能相比較的。即使是把他打的一敗涂地，在歷史上享有盛名的諸葛亮和有著顧曲周郎之稱的小輩英豪周瑜又留下幾部詩篇，著作？除因政治原因殺了幾個文人（如孔融等）外，曹操對士族是極其容忍的，也未曾迫害文人才子，否則就沒有建安七子的存在了。而他殺孔融等人是因為他們阻礙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不是因為這些人太忠于皇帝，而是因為這些人容不得他。政治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歷史上這種血腥的政治鎮(zhèn)壓難道只有曹操曾經(jīng)做過？不提太遙遠的事情，就是近代一，兩百年的歷史上的這種政治鎮(zhèn)壓我們知道的還少了嗎？這些斗爭的殘酷性恐怕比曹操有過之而無不及吧。為什么對曹操便如此苛刻呢？相反，曹操對有才之士是非常喜歡和寬容的。對關(guān)羽和趙云的喜愛，對殺死陳宮的不得已，對殺死沮授的痛心無一不表現(xiàn)出曹操的愛才之心。反對曹操的人說他這一切都是惺惺作態(tài)。可是這樣的惺惺作態(tài)，袁紹，張魯，孫權(quán)等以及歷史上的許多人都做不出來。劉備到是哭出來了，真假幾分相信現(xiàn)在的人們都看出來了。而且在諸葛亮時代，蜀地能留下的人才恐曲指能數(shù)。
作者再來說說這千古討論最多的曹操的大罪：挾天子以令諸侯。千百年來，對于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對還是錯的爭論是最多的。特別是現(xiàn)代，更是討論的非常之多。作者略作了一下統(tǒng)計，竟是贊同的少，反對的多。
在這里，讓我們一起回顧下曹操這個政策的出臺前后。當時，漢獻帝經(jīng)過了董卓將他挾恃到長安，后又被李傕、郭汜搶來搶去，好不容易被韓暹和楊奉救回了長安，可已經(jīng)被嚇怕了。當時漢室不興，典籍盡失，連皇帝的面子都沒什么人去理了。當漢獻帝他們被韓暹、楊奉帶回洛陽的時候，人都快被餓死了。漢獻帝這時候先想到的是呂布，他發(fā)昭書，封呂布為平東將軍和平陶侯，請呂布去勤王保架。可是呂布也餓的夠嗆，有心無力，所以給漢獻帝回書，說自己找到糧食就去。漢獻帝想等你找到糧食我就餓死了。正沒辦法的時候，派去找呂布的使者對漢獻帝說有個叫曹操的很有本事，試試找他。漢獻帝是抓個稻草就不會放手的，馬上就給曹操去了昭書。曹操時在許昌，與眾謀士們商量是否迎接漢獻帝，許多人對此不感興趣，有人認為洛陽守將韓暹、楊奉自恃有功于漢室，恐難以控制。唯獨曹操的首席謀士荀彧主張迎接漢獻帝，他說：“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影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jié)，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杰生心，后雖為慮，亦無及矣。”于是，曹操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決定，也是讓后世爭論不休的決定：將漢獻帝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實，荀彧是個忠于漢室的人物，他鼓動曹操迎漢獻帝，并非為曹操著想，純是欲挽狂瀾于既倒、扶漢室于傾危。他想借曹操的手扶助漢室。他真誠地希望曹操能匡扶天下、振興漢室，他列舉的迎獻帝的理由有三，即“奉主上以從人望，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義以致英俊”。后來，當曹操逼迫漢獻帝封自己為“國公”，荀彧還要公開反對，認為：“曹公本興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其實在當時，漢室已經(jīng)沒有任何號召力，人們都認為漢朝“氣數(shù)已盡”，早已不堪扶持。正如郭圖和淳于瓊所言：“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可曹操不這么想，當時的他還真有做名臣的心。他大概覺得漢室再危，也是正統(tǒng)。骨子里的曹操還是那種文人的氣質(zhì)，士大夫的思想。既然已經(jīng)決定迎接皇帝了，曹操馬上命令曹洪帶兵前往。可惜，曹洪的兵被袁紹堵住了。跟皇帝聯(lián)系不上了。就在曹操嘆氣的時候，有個叫董昭的家伙早就看上了曹操，所以他都沒跟曹操打個招呼就用曹操的名義給楊奉寫了封非常恭敬的信，表示了曹操勤王的決心。這個楊奉正和韓暹爭權(quán)呢，接到信，大喜，立即派人聯(lián)系了曹操，并在皇帝和董承這些大臣面前說曹操的好話。皇帝聽的高興呀（你快餓死了，有人送飯，你能不高興嗎？），馬上封曹操將軍，并讓董承親自迎接曹操前來勤王，伴駕。好。這下曹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找皇帝了。帶著大批的口糧，曹操見到了皇帝，自然是皆大歡喜。曹操隨后的工作就是借口洛陽距離他的根據(jù)地太遠，請漢獻帝遷都許昌。這點漢獻帝是完全贊成的，洛陽連個象樣的房子都沒有，召見朝臣的時候一幫士兵就爬在墻頭上跟看耍猴似的看皇帝朝會。但是楊奉反對，他再傻也知道到了曹操的地盤上什么都得聽曹操的。反對無效后，楊奉決定打，可惜又打不過，部下大將徐晃投了曹操，楊奉只好自己逃跑。漢獻帝到了許昌以后終于可以住上好房子，吃上飽飯，還可以“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再擺擺譜。曹操也并沒有學董卓“劍履上朝，參拜不名”，照常給漢獻帝下跪，漢獻帝自然更是得意，就馬上加封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這個時候，兩人的關(guān)系還很不錯。真正的交惡要在三年以后了。現(xiàn)在的漢獻帝還是心滿意足的。
開始的時候，漢獻帝挺配合曹操，讓封誰，就封誰，讓下昭就下昭。那些小軍閥還是不得不聽皇帝的。孫子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初的四年間，曹操充分利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yōu)勢，以伐謀、伐交為主，開始了對周圍各個小集團的兼并。曹操倒霉就倒霉在了袁紹身上。這家伙，在當初漢獻帝窮困潦倒的時候，也打過這個主意的，出主意的是沮授。沮授對袁紹說“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這是明目張膽地提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可郭圖和淳于瓊不同意：“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并起，各據(jù)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quán)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都知道袁紹是個墻頭草的，最拿不定主意的一個人。好了，現(xiàn)在這個事情被曹操做了，袁紹不高興了。心想我不做的事情你居然敢做，那我肯定不給你好果子吃的。所以，當不知道那個家伙出主意讓漢獻帝封了袁紹一個太尉的時候，袁紹氣極了，破口大罵。把本來是沮授說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安在了曹操的身上。從此世人就開始說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了。曹操知道了沒辦法，趕緊把自己的大將軍讓給袁紹，并且還讓皇帝封他做鄴侯。夠低聲下氣的了。可袁紹接受了大將軍的稱號，因為他不讓曹操做，但拒絕了鄴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
漢獻帝當然也明白這其中的名堂。其實他就是不明白，他身邊的那些所謂忠臣些也會讓他明白。這些董承之流，作者想他們定是對曹操十分不滿的。為什么呀？很簡單，他們看不起曹操的，你一個閹官的后代，憑什么那么橫？曹操呢，自己有本事，當然看不起這群吃白飯不會做事的家伙。好，有了袁紹的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了的說法，再加上這些忠臣的攛掇，漢獻帝不高興了。不是有俗話說的嘛：升米恩，斗米仇呀。你給我一升米，沒讓我餓死，我感激你，你是我的恩人；可你給了我一斗米，就能給更多，你不繼續(xù)多給，那你就是仇人。好，這下曹操開始吃苦頭了。為了這個所謂的天子和朝廷，曹操付出了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物力，可不僅不討好，還受了不少的氣。在漢獻帝和那些吃了飯不做事的忠臣眼里，你曹操既然供給了我這些吃的，用的，還恢復(fù)了典章制度，你就應(yīng)該再知趣點，把你的權(quán)利完全放棄了，全部獻給我好了，至于你，功勞已經(jīng)太大了，可以自動去了，歸隱也好，死了更好，就是不要在我這里指手畫腳了。曹操當然明白，可曹操又怎么放心把權(quán)利交給這么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廢物，那簡直就是將自己一生的辛苦白白打了水漂？所以他就是不放手。這樣一來，那個漢獻帝就多次欲殺了他而后快了。可曹操不能讓人把自己殺了呀，他就只有去殺那些人。好了，殺人，再加上文人的渲染，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罪名就傳了開來，一傳就是幾上千年。那些反對曹操做天子以令諸侯這件事情的討論的依據(jù)就是這樣來的。
贊同的呢？除了曹操在開始階段是有過一點好處以外，作者認為主要的是，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對他自己的好處不大的，真正得到好處的還是中原的老百姓。因為不論怎么爭論，有一個事實是明擺的，那就是沒有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漢室早玩完了，（那個漢獻帝多半會餓死在洛陽。如果真那樣，曹操會怎么樣？）那天下真的不知幾人要稱帝，幾人要稱霸了。就像張魯之輩就說漢室尚在，安敢稱帝？在遼東稱霸幾十年的公孫度父子也沒敢稱皇帝。真正稱皇帝的只有袁術(shù)這個不學無術(shù)的家伙。劉備那么想做皇帝，在曹丕稱帝前，他都不敢動。眾所周知，要是真的稱皇帝的人多起來，人民的生活將受到更大的影響。因為大家都可以做皇帝了，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方法。那就會回到戰(zhàn)國時代。當然文字是不會亂了，可經(jīng)濟呢？錢幣自然混亂，社會秩序一點都沒了。戰(zhàn)亂更加頻繁，中原的混亂局面將更加不堪。三國的歷史也會重寫。所以作者堅決支持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因為他帶給了老百姓實惠。可惜曹操竟然為了這個背付了上千年的罵名。
哼，這些所謂的文人墨客只不過是當權(quán)者的口舌，他們怎么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看事情呢？還有那個羅貫中，真是個顛倒黑白的主，就是他，讓本來應(yīng)該感激曹操的百姓竟也恨曹操入骨。而那時候的老百姓不會寫字，更沒有戲曲之流，當然留不下他們的感激。不過當時的青州，幽州的百姓聽到曹操滅了袁紹父子可是很高興的。所以我喜歡曹操的原因也是這個。
曹操在當時的社會情形下，其實是沒人能理解他的。因為他的思想已經(jīng)超越了那個時代了，正所謂曲高和寡也。而后人所認識的曹操不過是文人筆下的曹操。文人，特別是古代的文人，在忠君思想下洗腦過的文人，誰敢說曹操的好話？自然是人云，我云，將曹操貶之又貶，乃至于貶到十八層地獄，不能再貶了，就讓曹操在那里受罪好了。我為曹操一哭爾。
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chǎn)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nóng)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zhàn)。在混戰(zhàn)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lǐng)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xiàn)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yīng)當歸罪于東漢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chǎn)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各方面的表現(xiàn)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fù)和經(jīng)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wù)摻?jīng)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quán)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quán)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shù)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yīng)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tǒng)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并非無據(jù)。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wù)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jié)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于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quán)于己，不容許臣下有結(jié)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雖私結(jié)好于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jiān)視群臣，設(shè)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luò)，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quán)；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于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后孫權(quán)的話來回答。孫權(quán)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quán)也仿效操設(shè)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shè)置監(jiān)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nèi)大臣結(jié)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quán)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shè)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quán)術(shù)，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qū)俟拢诱取薄２龠€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tǒng)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jīng)濟逐步恢復(fù)，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所以我們說操之統(tǒng)一北方及其相應(yīng)采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于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quán)，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zhèn)守合肥。次年，操于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fā)”。不久，孫權(quán)親自率領(lǐng)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quán)至者，張、李將軍出戰(zhàn)，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zhàn)”。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余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zhàn)，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zhàn)，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于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shù)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quán)麾下。權(quán)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quán)下戰(zhàn)，權(quán)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shù)重。遼一再突圍，權(quán)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zhàn)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quán)軍經(jīng)此一戰(zhàn)，銳氣頓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quán)和數(shù)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quán)，極將甘寧、呂蒙、凌統(tǒng)等竭死格斗，權(quán)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zhàn)；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diào)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zhàn)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quán)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于孫權(quán)經(jīng)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面并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責矣！”于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quán)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于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方面，常能應(yīng)付裕如。操在戰(zhàn)斗時，常能根據(jù)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于毒農(nóng)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zhàn)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zhuǎn)弱為強。在戰(zhàn)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后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zhàn)后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后，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zhàn)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guān)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zhàn)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采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jù)？”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yīng)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fā)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zhàn)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zhàn)斗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shù)最多，經(jīng)過多次較量之后，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zhàn)斗力是很強的。操軍戰(zhàn)斗力之所以強，乃由于操一貫采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chǎn)及運輸?shù)却胧２僭f：“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zhàn)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zhàn)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zhàn)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zhàn)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lǐng)，他只有二十領(lǐng)；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shù)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jié)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于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于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fā)，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zhuǎn)危為安、變?nèi)鯙閺姟Ｆ渌婇y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fù)”；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shù)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quán)術(shù)、“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guān)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nèi)绻娴匾罁?jù)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fā)表評論文章，亦無濟于事。評論歷史人物，應(yīng)當從有關(guān)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于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jié)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做過分析，曹魏政權(quán)是曹操在農(nóng)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jīng)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余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quán)……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quán)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于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jù)《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shù)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jù)《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于被劫之后，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后，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于誤會，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于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yīng)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采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后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zāi)。后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后，“操召養(yǎng)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并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后。”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shè)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zhàn)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quán)術(shù)”。“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quán)術(shù)，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quán)術(shù)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quán)術(shù)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quán)術(shù)，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quán)術(shù)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于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zhèn)壓黃巾起義，關(guān)于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guān)于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于《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yīng)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于下邳時，關(guān)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繡時，亦曾納張繡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繡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么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quán)變、法術(shù)和用人、創(chuàng)業(yè)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quán)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于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yīng)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后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yīng)當對后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gu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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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chǎn)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nóng)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zhàn)。在混戰(zhàn)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lǐng)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xiàn)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yīng)當歸罪于東漢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chǎn)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各方面的表現(xiàn)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fù)和經(jīng)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wù)摻?jīng)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quán)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quán)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shù)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yīng)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tǒng)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并非無據(jù)。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wù)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jié)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于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quán)于己，不容許臣下有結(jié)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雖私結(jié)好于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jiān)視群臣，設(shè)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luò)，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quán)；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于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后孫權(quán)的話來回答。孫權(quán)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quán)也仿效操設(shè)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shè)置監(jiān)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nèi)大臣結(jié)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quán)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shè)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quán)術(shù)，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qū)俟拢诱取薄２龠€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tǒng)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jīng)濟逐步恢復(fù)，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所以我們說操之統(tǒng)一北方及其相應(yīng)采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于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quán)，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zhèn)守合肥。次年，操于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fā)”。不久，孫權(quán)親自率領(lǐng)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quán)至者，張、李將軍出戰(zhàn)，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zhàn)”。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余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zhàn)，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zhàn)，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于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shù)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quán)麾下。權(quán)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quán)下戰(zhàn)，權(quán)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shù)重。遼一再突圍，權(quán)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zhàn)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quán)軍經(jīng)此一戰(zhàn)，銳氣頓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quán)和數(shù)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quán)，極將甘寧、呂蒙、凌統(tǒng)等竭死格斗，權(quán)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zhàn)；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diào)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zhàn)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quán)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于孫權(quán)經(jīng)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面并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責矣！”于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quán)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于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方面，常能應(yīng)付裕如。操在戰(zhàn)斗時，常能根據(jù)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于毒農(nóng)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zhàn)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zhuǎn)弱為強。在戰(zhàn)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后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zhàn)后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后，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zhàn)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guān)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zhàn)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采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jù)？”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yīng)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fā)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zhàn)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zhàn)斗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shù)最多，經(jīng)過多次較量之后，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zhàn)斗力是很強的。操軍戰(zhàn)斗力之所以強，乃由于操一貫采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chǎn)及運輸?shù)却胧２僭f：“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zhàn)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zhàn)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zhàn)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zhàn)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lǐng)，他只有二十領(lǐng)；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shù)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jié)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于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于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fā)，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zhuǎn)危為安、變?nèi)鯙閺姟Ｆ渌婇y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fù)”；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shù)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quán)術(shù)、“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guān)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nèi)绻娴匾罁?jù)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fā)表評論文章，亦無濟于事。評論歷史人物，應(yīng)當從有關(guān)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于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jié)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做過分析，曹魏政權(quán)是曹操在農(nóng)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jīng)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余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quán)……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quán)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于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jù)《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shù)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jù)《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于被劫之后，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后，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于誤會，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于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yīng)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采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后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zāi)。后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后，“操召養(yǎng)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并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后。”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shè)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zhàn)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quán)術(shù)”。“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quán)術(shù)，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quán)術(shù)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quán)術(shù)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quán)術(shù)，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quán)術(shù)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于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zhèn)壓黃巾起義，關(guān)于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guān)于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于《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yīng)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于下邳時，關(guān)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繡時，亦曾納張繡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繡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么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quán)變、法術(shù)和用人、創(chuàng)業(yè)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quán)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于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yīng)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后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yīng)當對后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guī)格。
曹操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雖然沒當皇帝，但自196年迎獻帝都許，直到220年去世，牢牢把持了東漢朝政大權(quán)，“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沒有名號的皇帝。
曹操是卓越的軍事家，他精通兵法，在漢末征戰(zhàn)群雄的戰(zhàn)爭中，他用兵用計，勝人一籌，多次取得勝利，尤其在官渡之戰(zhàn)中，以少勝多，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袁紹，奠定了統(tǒng)一北方的基礎(chǔ)。曹操善于用人，招攬賢能之士，凡能治國用兵者，都盡力網(wǎng)羅，他手下“猛將如云，謀臣如雨”，人才濟濟。
曹操喜文學，其詩作慷慨悲涼，頗具感染力，不少名篇傳留至今。他與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對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曹操之所以成為歷史上杰出的人物，還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在漢末天下大亂之時，他始終以漢相自居，堅持不稱帝。曹操晚年，已經(jīng)占據(jù)了東漢十三州的九州，稱帝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但仍然執(zhí)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孫權(quán)寫信勸他稱帝，曹操說：“是兒欲著吾爐火上邪！”意思是，這小子要把我放在爐火上烤！曹操始終不稱帝，并非他不愿意當皇帝，只是他冷靜地分析了形勢，以天下為己任，以理智克服了個人的欲望。曹操始終奉行漢朝正朔，避免了天下再度陷入混亂，他曾說：“設(shè)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不稱帝，雖然是一種政治謀略，但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主義。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春秋時齊桓、晉文“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表明“以大事小”，可謂至德。曹操心目中有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周公、管仲等。他稱贊周文王說：“周西伯昌，懷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jié)不墜。”曹操對周文王情有獨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業(yè)與周文王有較多的可比性。然而，周文王被后世儒家美化為“圣德之君”，曹操卻被視為“漢賊”，周瑜就說曹操：“雖名托漢相，其實漢賊也。”周瑜是曹操的政敵，當然不會說曹操好話。用今天的眼光看，曹操身上雖然有不少污點，但他的一生，為平定天下而南征北伐；為吸引人才不遺余力；為發(fā)展文化，精心創(chuàng)作。他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充分體現(xiàn)了政治家的情懷。曹操始終是的理想主義者，又具有堅定的實踐精神。
我們應(yīng)該剝?nèi)Σ懿俚姆N種歪曲之詞，還原真實的曹操。可以說，他是一位對中國歷史有重要貢獻的政治家，胸懷博大的理想主義者。用《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話說：“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參考資料：news.tom.com/4005
胸花大志，腹有韜略，雖然文武兼?zhèn)洌鍪聟s也能納諫，文章也佳，詩文氣勢大氣磅礴，有理想、有遠見，要殺就殺，要罰就罰，人說他是小人，我卻認為他是真君子，不像劉備做壞事都是暗地里，所以人叫他君子，呵呵
曹操英雄也，為將有勇有謀、善罰分明；倘若為君，必定也是一代明君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在歷史中是個怎么樣的人 -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曹操是一個迷一樣的人,有人說只有京劇中的白臉才能用來膚淺的形容曹操,也只有那無法揣測的白色才能體現(xiàn)他的人生吧 1.曹操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曹操是一個性格復(fù)雜但又很可愛的人 曹操是一個奸詐的人 曹操是一個溫情的人 曹操是一個...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是個什么樣子的人? -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操(155—220),字孟德,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從小就有著過人的智慧.實話說,三國群雄中,他在我心里的位置甚至高過諸葛亮,他是個有勇有謀的人.官渡之戰(zhà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官渡之戰(zhàn)是歷史上的一次出奇...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在三國演義中是一個怎樣的人? -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我認為曹操在三國里應(yīng)該是一個有野心,有文才的人.他是一開明的人,聽的他人意見,但同時也心狠手辣.從他所作的詩,可以反映出他有氣魄,且不拘小結(jié),是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曹操是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詩人,統(tǒng)一了北方、挾天子以令諸侯,戎馬一生. 曹操擁有杰出的軍事能力.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官渡之戰(zhàn)中充足地體現(xiàn)了他獨特的軍事能力,從曹操行刺董卓未遂,獻刀脫險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曹操不僅有...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是個怎樣的人 -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曹操可能是歷史上性格最復(fù)雜、形象最多樣的人. 他聰明透頂,又愚不可及; 奸詐奸猾,又坦率真誠; 豁達大度,又疑神疑鬼; 寬宏大量,又心胸狹窄; 可以說是大家風范,小人嘴臉; 英雄氣派,兒女情懷; 閻王脾氣,菩薩心腸. 看來,曹操好像有好幾張臉,但又都長在他身上,一點都不矛盾,這真是一個奇跡.實際上,曹操是真實的,也是本色的.包括他的奸詐、狡猾、殘忍、暴虐,都表現(xiàn)得從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誠而坦然.這實在是一種“大氣”.我認為曹操是“奸雄”.不過前面要加三個字:可愛的.曹操是“可愛的奸雄”.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是個怎樣的人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治國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一代詩人,政治家,軍事家.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是個什么樣的人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政刮17177283952： 曹操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曹操實屬奸臣,也屬英雄,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奸雄.說他奸,那是因為他到后期大權(quán)獨攬,架空皇帝,說他雄,是因為他叱咤風云,才智過人. 其實曹操是很不好評價的,他的性格非常復(fù)雜,不能單憑一面之詞. 剛開始他也是一個忠臣,也...
政刮17177283952： 三國中曹操是個什么樣的人 -
萊城區(qū)重合： ______ 西方人眼中,同為陣營首腦且名字也很相近的擎天柱(英文原名OptimusPrime)便成了曹操的形象“代言”. 毫無疑問,曹操并不好用,但這僅限于在游戲里.實際上曹操是一位毀譽參半的強大君主,他有著和拿破侖一樣的個頭,統(tǒng)治著將近...
自古以來，罵曹操者無非兩個借口：一，汝南許劭曾經(jīng)評價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既然如此，三國又是亂世，曹操當然便是奸雄。況且曹操自己說：寧我負天下，不可天下人負我。這便是奸雄的確鑿證據(jù)，故天下義士以此為依據(jù)，視曹操為不義之人；其實，許劭的原話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也。后來的反對者特別是那個寫《魏氏春秋》的史家，東晉的孫盛，為了自己貶魏抬蜀的目的，將英雄改成了奸雄。（我很奇怪，對于孫盛的書，歷史上認同的人還很多，連司馬遷在寫《資字通鑒》的時候，都選用了他不少的章節(jié)和資料。包括這句話。）一字之差呀。唉，有時候，一個人就毀在一個字上，曹操就是這樣的。
二，挾天子以令諸侯。在一些人看來，世上之人，天子為大，天子事便是天下人的事。不是有句話嗎：天下乃皇帝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至于這個天子有沒有本事，是不是明君都無所謂，作為他的臣民，就要聽他的，要你活，你才能活，要你死，你就得死，死還要謝恩。而曹操竟敢挾天子以令諸侯，上朝配劍，把皇帝當傀儡，當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曹操便成了不忠不孝的奸臣，應(yīng)該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的。
當然現(xiàn)在的很多人（也有不少人還是這樣認為的）不這樣認為：曹操生于東漢未年，民不聊生，農(nóng)民起義頻繁。人與人之間真情少，利用大。作為一個想要在亂世中生存并有所作為之人，警惕性是很重要的，雖然曹操做的過分了點（史說其性格多疑）所以才有“寧我負天下，不可天下人負我”一說（連這個說法都找不到史料依據(jù)），然而這也是情形所逼。世間多少人不是如此想的？卻只有曹操敢于直說。而曹操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性格也是上當多了造成的。作者寧喜歡曹操這種真小人的性格，卻不喜歡劉備這種偽君子。
至于挾天子以令諸侯不過是曹操的戰(zhàn)略措施。作者本人設(shè)想如果生于那種亂世，也寧可選擇作一方霸主，成就一凡事業(yè)，也不會對一個行將就木的腐敗無能的政府寄予希望。況且就如曹操所言：如果不是他挾天子以令諸侯，不知當時的中原大地有幾人稱霸，幾人稱帝，天下大亂幾時休。整個三國一百年左右的歷史，真正動亂時代前后不過二，三十年，過后雖然分為三國，民眾的生活相對反而比較安定。反觀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時期，國內(nèi)的動亂長達百余年，戰(zhàn)火不斷，比三國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三國初期諸侯稱霸，國內(nèi)的動蕩遠比戰(zhàn)國時期還亂，沒有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種動亂的局面的確無法控制。所以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不是罪，反而對民眾而言是功。
同時作為一個諸侯霸主，曹操身上的霸氣未見，倒是文氣逼人。曹操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學大家。不提他本身的詩詞歌賦的成就，看他促進民族大融合，取文姬歸汗的一系列重文政策，也是三國時期其他霸主所不能相比較的。即使是把他打的一敗涂地，在歷史上享有盛名的諸葛亮和有著顧曲周郎之稱的小輩英豪周瑜又留下幾部詩篇，著作？除因政治原因殺了幾個文人（如孔融等）外，曹操對士族是極其容忍的，也未曾迫害文人才子，否則就沒有建安七子的存在了。而他殺孔融等人是因為他們阻礙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不是因為這些人太忠于皇帝，而是因為這些人容不得他。政治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歷史上這種血腥的政治鎮(zhèn)壓難道只有曹操曾經(jīng)做過？不提太遙遠的事情，就是近代一，兩百年的歷史上的這種政治鎮(zhèn)壓我們知道的還少了嗎？這些斗爭的殘酷性恐怕比曹操有過之而無不及吧。為什么對曹操便如此苛刻呢？相反，曹操對有才之士是非常喜歡和寬容的。對關(guān)羽和趙云的喜愛，對殺死陳宮的不得已，對殺死沮授的痛心無一不表現(xiàn)出曹操的愛才之心。反對曹操的人說他這一切都是惺惺作態(tài)。可是這樣的惺惺作態(tài)，袁紹，張魯，孫權(quán)等以及歷史上的許多人都做不出來。劉備到是哭出來了，真假幾分相信現(xiàn)在的人們都看出來了。而且在諸葛亮時代，蜀地能留下的人才恐曲指能數(shù)。
作者再來說說這千古討論最多的曹操的大罪：挾天子以令諸侯。千百年來，對于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對還是錯的爭論是最多的。特別是現(xiàn)代，更是討論的非常之多。作者略作了一下統(tǒng)計，竟是贊同的少，反對的多。
在這里，讓我們一起回顧下曹操這個政策的出臺前后。當時，漢獻帝經(jīng)過了董卓將他挾恃到長安，后又被李傕、郭汜搶來搶去，好不容易被韓暹和楊奉救回了長安，可已經(jīng)被嚇怕了。當時漢室不興，典籍盡失，連皇帝的面子都沒什么人去理了。當漢獻帝他們被韓暹、楊奉帶回洛陽的時候，人都快被餓死了。漢獻帝這時候先想到的是呂布，他發(fā)昭書，封呂布為平東將軍和平陶侯，請呂布去勤王保架。可是呂布也餓的夠嗆，有心無力，所以給漢獻帝回書，說自己找到糧食就去。漢獻帝想等你找到糧食我就餓死了。正沒辦法的時候，派去找呂布的使者對漢獻帝說有個叫曹操的很有本事，試試找他。漢獻帝是抓個稻草就不會放手的，馬上就給曹操去了昭書。曹操時在許昌，與眾謀士們商量是否迎接漢獻帝，許多人對此不感興趣，有人認為洛陽守將韓暹、楊奉自恃有功于漢室，恐難以控制。唯獨曹操的首席謀士荀彧主張迎接漢獻帝，他說：“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影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jié)，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杰生心，后雖為慮，亦無及矣。”于是，曹操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決定，也是讓后世爭論不休的決定：將漢獻帝迎至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實，荀彧是個忠于漢室的人物，他鼓動曹操迎漢獻帝，并非為曹操著想，純是欲挽狂瀾于既倒、扶漢室于傾危。他想借曹操的手扶助漢室。他真誠地希望曹操能匡扶天下、振興漢室，他列舉的迎獻帝的理由有三，即“奉主上以從人望，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義以致英俊”。后來，當曹操逼迫漢獻帝封自己為“國公”，荀彧還要公開反對，認為：“曹公本興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其實在當時，漢室已經(jīng)沒有任何號召力，人們都認為漢朝“氣數(shù)已盡”，早已不堪扶持。正如郭圖和淳于瓊所言：“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可曹操不這么想，當時的他還真有做名臣的心。他大概覺得漢室再危，也是正統(tǒng)。骨子里的曹操還是那種文人的氣質(zhì)，士大夫的思想。既然已經(jīng)決定迎接皇帝了，曹操馬上命令曹洪帶兵前往。可惜，曹洪的兵被袁紹堵住了。跟皇帝聯(lián)系不上了。就在曹操嘆氣的時候，有個叫董昭的家伙早就看上了曹操，所以他都沒跟曹操打個招呼就用曹操的名義給楊奉寫了封非常恭敬的信，表示了曹操勤王的決心。這個楊奉正和韓暹爭權(quán)呢，接到信，大喜，立即派人聯(lián)系了曹操，并在皇帝和董承這些大臣面前說曹操的好話。皇帝聽的高興呀（你快餓死了，有人送飯，你能不高興嗎？），馬上封曹操將軍，并讓董承親自迎接曹操前來勤王，伴駕。好。這下曹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找皇帝了。帶著大批的口糧，曹操見到了皇帝，自然是皆大歡喜。曹操隨后的工作就是借口洛陽距離他的根據(jù)地太遠，請漢獻帝遷都許昌。這點漢獻帝是完全贊成的，洛陽連個象樣的房子都沒有，召見朝臣的時候一幫士兵就爬在墻頭上跟看耍猴似的看皇帝朝會。但是楊奉反對，他再傻也知道到了曹操的地盤上什么都得聽曹操的。反對無效后，楊奉決定打，可惜又打不過，部下大將徐晃投了曹操，楊奉只好自己逃跑。漢獻帝到了許昌以后終于可以住上好房子，吃上飽飯，還可以“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再擺擺譜。曹操也并沒有學董卓“劍履上朝，參拜不名”，照常給漢獻帝下跪，漢獻帝自然更是得意，就馬上加封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這個時候，兩人的關(guān)系還很不錯。真正的交惡要在三年以后了。現(xiàn)在的漢獻帝還是心滿意足的。
開始的時候，漢獻帝挺配合曹操，讓封誰，就封誰，讓下昭就下昭。那些小軍閥還是不得不聽皇帝的。孫子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初的四年間，曹操充分利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yōu)勢，以伐謀、伐交為主，開始了對周圍各個小集團的兼并。曹操倒霉就倒霉在了袁紹身上。這家伙，在當初漢獻帝窮困潦倒的時候，也打過這個主意的，出主意的是沮授。沮授對袁紹說“今州域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這是明目張膽地提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可郭圖和淳于瓊不同意：“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并起，各據(jù)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quán)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都知道袁紹是個墻頭草的，最拿不定主意的一個人。好了，現(xiàn)在這個事情被曹操做了，袁紹不高興了。心想我不做的事情你居然敢做，那我肯定不給你好果子吃的。所以，當不知道那個家伙出主意讓漢獻帝封了袁紹一個太尉的時候，袁紹氣極了，破口大罵。把本來是沮授說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安在了曹操的身上。從此世人就開始說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了。曹操知道了沒辦法，趕緊把自己的大將軍讓給袁紹，并且還讓皇帝封他做鄴侯。夠低聲下氣的了。可袁紹接受了大將軍的稱號，因為他不讓曹操做，但拒絕了鄴侯，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
漢獻帝當然也明白這其中的名堂。其實他就是不明白，他身邊的那些所謂忠臣些也會讓他明白。這些董承之流，作者想他們定是對曹操十分不滿的。為什么呀？很簡單，他們看不起曹操的，你一個閹官的后代，憑什么那么橫？曹操呢，自己有本事，當然看不起這群吃白飯不會做事的家伙。好，有了袁紹的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了的說法，再加上這些忠臣的攛掇，漢獻帝不高興了。不是有俗話說的嘛：升米恩，斗米仇呀。你給我一升米，沒讓我餓死，我感激你，你是我的恩人；可你給了我一斗米，就能給更多，你不繼續(xù)多給，那你就是仇人。好，這下曹操開始吃苦頭了。為了這個所謂的天子和朝廷，曹操付出了大量的財力，人力和物力，可不僅不討好，還受了不少的氣。在漢獻帝和那些吃了飯不做事的忠臣眼里，你曹操既然供給了我這些吃的，用的，還恢復(fù)了典章制度，你就應(yīng)該再知趣點，把你的權(quán)利完全放棄了，全部獻給我好了，至于你，功勞已經(jīng)太大了，可以自動去了，歸隱也好，死了更好，就是不要在我這里指手畫腳了。曹操當然明白，可曹操又怎么放心把權(quán)利交給這么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廢物，那簡直就是將自己一生的辛苦白白打了水漂？所以他就是不放手。這樣一來，那個漢獻帝就多次欲殺了他而后快了。可曹操不能讓人把自己殺了呀，他就只有去殺那些人。好了，殺人，再加上文人的渲染，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罪名就傳了開來，一傳就是幾上千年。那些反對曹操做天子以令諸侯這件事情的討論的依據(jù)就是這樣來的。
贊同的呢？除了曹操在開始階段是有過一點好處以外，作者認為主要的是，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對他自己的好處不大的，真正得到好處的還是中原的老百姓。因為不論怎么爭論，有一個事實是明擺的，那就是沒有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漢室早玩完了，（那個漢獻帝多半會餓死在洛陽。如果真那樣，曹操會怎么樣？）那天下真的不知幾人要稱帝，幾人要稱霸了。就像張魯之輩就說漢室尚在，安敢稱帝？在遼東稱霸幾十年的公孫度父子也沒敢稱皇帝。真正稱皇帝的只有袁術(shù)這個不學無術(shù)的家伙。劉備那么想做皇帝，在曹丕稱帝前，他都不敢動。眾所周知，要是真的稱皇帝的人多起來，人民的生活將受到更大的影響。因為大家都可以做皇帝了，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方法。那就會回到戰(zhàn)國時代。當然文字是不會亂了，可經(jīng)濟呢？錢幣自然混亂，社會秩序一點都沒了。戰(zhàn)亂更加頻繁，中原的混亂局面將更加不堪。三國的歷史也會重寫。所以作者堅決支持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因為他帶給了老百姓實惠。可惜曹操竟然為了這個背付了上千年的罵名。
哼，這些所謂的文人墨客只不過是當權(quán)者的口舌，他們怎么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看事情呢？還有那個羅貫中，真是個顛倒黑白的主，就是他，讓本來應(yīng)該感激曹操的百姓竟也恨曹操入骨。而那時候的老百姓不會寫字，更沒有戲曲之流，當然留不下他們的感激。不過當時的青州，幽州的百姓聽到曹操滅了袁紹父子可是很高興的。所以我喜歡曹操的原因也是這個。
曹操在當時的社會情形下，其實是沒人能理解他的。因為他的思想已經(jīng)超越了那個時代了，正所謂曲高和寡也。而后人所認識的曹操不過是文人筆下的曹操。文人，特別是古代的文人，在忠君思想下洗腦過的文人，誰敢說曹操的好話？自然是人云，我云，將曹操貶之又貶，乃至于貶到十八層地獄，不能再貶了，就讓曹操在那里受罪好了。我為曹操一哭爾。
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chǎn)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nóng)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zhàn)。在混戰(zhàn)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lǐng)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xiàn)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yīng)當歸罪于東漢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chǎn)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各方面的表現(xiàn)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fù)和經(jīng)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wù)摻?jīng)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quán)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quán)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shù)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yīng)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tǒng)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并非無據(jù)。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wù)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jié)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于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quán)于己，不容許臣下有結(jié)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雖私結(jié)好于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jiān)視群臣，設(shè)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luò)，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quán)；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于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后孫權(quán)的話來回答。孫權(quán)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quán)也仿效操設(shè)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shè)置監(jiān)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nèi)大臣結(jié)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quán)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shè)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quán)術(shù)，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qū)俟拢诱取薄２龠€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tǒng)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jīng)濟逐步恢復(fù)，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所以我們說操之統(tǒng)一北方及其相應(yīng)采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于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quán)，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zhèn)守合肥。次年，操于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fā)”。不久，孫權(quán)親自率領(lǐng)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quán)至者，張、李將軍出戰(zhàn)，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zhàn)”。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余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zhàn)，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zhàn)，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于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shù)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quán)麾下。權(quán)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quán)下戰(zhàn)，權(quán)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shù)重。遼一再突圍，權(quán)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zhàn)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quán)軍經(jīng)此一戰(zhàn)，銳氣頓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quán)和數(shù)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quán)，極將甘寧、呂蒙、凌統(tǒng)等竭死格斗，權(quán)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zhàn)；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diào)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zhàn)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quán)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于孫權(quán)經(jīng)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面并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責矣！”于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quán)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于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方面，常能應(yīng)付裕如。操在戰(zhàn)斗時，常能根據(jù)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于毒農(nóng)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zhàn)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zhuǎn)弱為強。在戰(zhàn)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后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zhàn)后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后，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zhàn)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guān)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zhàn)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采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jù)？”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yīng)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fā)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zhàn)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zhàn)斗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shù)最多，經(jīng)過多次較量之后，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zhàn)斗力是很強的。操軍戰(zhàn)斗力之所以強，乃由于操一貫采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chǎn)及運輸?shù)却胧２僭f：“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zhàn)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zhàn)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zhàn)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zhàn)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lǐng)，他只有二十領(lǐng)；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shù)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jié)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于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于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fā)，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zhuǎn)危為安、變?nèi)鯙閺姟Ｆ渌婇y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fù)”；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shù)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quán)術(shù)、“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guān)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nèi)绻娴匾罁?jù)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fā)表評論文章，亦無濟于事。評論歷史人物，應(yīng)當從有關(guān)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于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jié)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做過分析，曹魏政權(quán)是曹操在農(nóng)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jīng)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余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quán)……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quán)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于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jù)《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shù)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jù)《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于被劫之后，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后，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于誤會，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于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yīng)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采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后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zāi)。后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后，“操召養(yǎng)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并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后。”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shè)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zhàn)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quán)術(shù)”。“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quán)術(shù)，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quán)術(shù)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quán)術(shù)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quán)術(shù)，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quán)術(shù)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于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zhèn)壓黃巾起義，關(guān)于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guān)于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于《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yīng)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于下邳時，關(guān)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繡時，亦曾納張繡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繡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么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quán)變、法術(shù)和用人、創(chuàng)業(yè)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quán)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于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yīng)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后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yīng)當對后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gu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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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曹操的評價
（1）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chǎn)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nóng)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zhàn)。在混戰(zhàn)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lǐng)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xiàn)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yīng)當歸罪于東漢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chǎn)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各方面的表現(xiàn)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fù)和經(jīng)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這些都將在談?wù)摻?jīng)濟時再介紹。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quán)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quán)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shù)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yīng)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我們只要翻看一下《三國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統(tǒng)治下，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風氣都與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傾軋營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為而不受懲罰的官吏和豪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并非無據(jù)。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wù)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jié)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于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quán)于己，不容許臣下有結(jié)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雖私結(jié)好于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jiān)視群臣，設(shè)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luò)，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quán)；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于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后孫權(quán)的話來回答。孫權(quán)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quán)也仿效操設(shè)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shè)置監(jiān)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nèi)大臣結(jié)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quán)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shè)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quán)術(shù)，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qū)俟拢诱取薄２龠€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tǒng)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jīng)濟逐步恢復(fù)，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zhuǎn)。所以我們說操之統(tǒng)一北方及其相應(yīng)采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于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quán)，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zhèn)守合肥。次年，操于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賊至乃發(fā)”。不久，孫權(quán)親自率領(lǐng)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若孫權(quán)至者，張、李將軍出戰(zhàn)，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zhàn)”。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余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zhàn)，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zhàn)，諸君何疑！”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于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shù)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沖至孫權(quán)麾下。權(quán)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quán)下戰(zhàn)，權(quán)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shù)重。遼一再突圍，權(quán)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zhàn)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quán)軍經(jīng)此一戰(zhàn)，銳氣頓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quán)和數(shù)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quán)，極將甘寧、呂蒙、凌統(tǒng)等竭死格斗，權(quán)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贊揚，胡三省認為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zhàn)；樂進持重，使之守。”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diào)配，“參以同異”。我以為：張遼作戰(zhàn)固極勇銳，樂進也以“驍果”顯名，常先登陷陣，“奮強突圍，無堅不陷”。如果把樂進說成是“怯”者或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quán)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及其未合，折其盛氣”，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
由于孫權(quán)經(jīng)常進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帶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兗州刺史裴潛等作好行軍準備。因這時合肥方面并無軍事氣氛，故裴潛等動作不速。揚州刺史溫恢暗自對裴潛說：“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責矣！”于是裴潛趕緊作好快速行軍準備。果然不久接到快速進軍的命令。接著張遼等也收到詔書。說明操對諸將約束甚嚴，不容有忽慢詔令和動作遲緩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將，對之要求也很嚴格，但能得到他們的擁護。甚至連孫權(quán)都說操之“御將，自古少有”。證明操是善于御將的。
曹操還富有韜略、足智多謀，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方面，常能應(yīng)付裕如。操在戰(zhàn)斗時，常能根據(jù)敵我情況，臨機決策，變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對于毒農(nóng)民軍、呂布、張繡、袁紹、馬超、韓遂等一系列戰(zhàn)爭中，常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埋伏、包抄、突襲、離間、劫糧、攻彼救此、棄物誘敵等方法，譎敵致勝，轉(zhuǎn)弱為強。在戰(zhàn)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屬智慧，擇善而從，少有失誤。例如當操與呂布爭奪兗州，相持不下時，徐州牧陶謙病死，操欲乘機襲取徐州，然后再擊呂布。荀彧勸阻之。操乃改變主意，以全力擊敗呂布，平定了兗州。接著徐州也歸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戰(zhàn)后下一年，操因糧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荀彧說：“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余燼，承虛以出人后，則公事去矣”。操從之，終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戰(zhàn)略決策方面屢次糾正操的疑誤想法，因而對操的成敗存亡起了很關(guān)鍵的作用。其他謀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樣功勛，為操所稱譽。足證操對戰(zhàn)略部署極為重視，事先都與群僚仔細商討。他能采納別人的正確策略，說明他的判斷力是很強的。
當操與袁紹起兵討伐董卓時，紹問操：“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jù)？”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jù)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又對別人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yīng)機而變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敵致勝，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說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發(fā)揮臣下的智慧和將士的戰(zhàn)斗積極性。所謂使“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
無論曹操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做得怎樣出色，如果其軍隊沒有較強的戰(zhàn)斗力還是不行的。呂布的軍隊號稱勇悍；袁紹的軍隊人數(shù)最多，經(jīng)過多次較量之后，都為操所敗，說明操軍的戰(zhàn)斗力是很強的。操軍戰(zhàn)斗力之所以強，乃由于操一貫采取精兵、簡政、重視糧食生產(chǎn)及運輸?shù)却胧２僭f：“孤所以能常以少兵勝敵者，常念增戰(zhàn)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zhàn)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zhàn)士愛糧也”。操自言當官渡會戰(zhàn)時，袁紹有鎧甲一萬領(lǐng)，他只有二十領(lǐng)；袁紹有馬鎧三百具，他連十具都不到。操軍人數(shù)雖少，裝備雖差，但操治軍帶兵，比較重視紀律，賞罰比較嚴明，結(jié)果打敗了袁軍。一次在行軍途中，操傳令不得讓馬踐踏麥地。如有違犯，一律斬首。于是士兵皆下馬步行，惟恐踏壞了麥子。可是操自己所騎的馬卻因吃驚而踏了麥田。于是操即拔劍割下自己一撮頭發(fā)，做為處罰，這雖只是做做樣子，但也可說明操在軍中持法是比較認真的。操起兵初期，打過不少敗仗，但軍隊始終沒有潰散，就是因操治軍嚴整，而且在政治、經(jīng)濟各方面也能較好地配合和支持軍事。所以終能轉(zhuǎn)危為安、變?nèi)鯙閺姟Ｆ渌婇y如袁紹則“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呂布則“勇而無計”、“輕狡反復(fù)”；劉表則“不習軍事”、只“保境自守”；袁術(shù)則“奢淫放肆”、“無纖介之善”。所以操終能將他們各個擊破。
由此，我們說曹操可以稱得上古代卓越的軍事家。
（3）曹操的為人和作風。
操在中國歷史上是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們對他的看法紛紜錯雜，毀譽不一。毀者把他說成白臉的奸臣、專門玩弄權(quán)術(shù)、“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的極端利己者：譽者則目之為命世英雄、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關(guān)史書記載，既善惡錯出，真假難辨。我們?nèi)绻娴匾罁?jù)某些記述，斷章取義，縱然再多發(fā)表評論文章，亦無濟于事。評論歷史人物，應(yīng)當從有關(guān)的可靠記述中歸納出居于主流的東西（如德、才、功、過、善、惡、作用、影響等），從而得出確切的結(jié)論。不僅要把這一人物與他同時的人相比較，也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同一類型的人相比較，這樣便不難估計其在各方面的價值，以確定其歷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與奸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做過分析，曹魏政權(quán)是曹操在農(nóng)民起義的影響下，自己苦心經(jīng)營出來的。當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漢朝還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奪呢？曹操確實是玩弄了一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把戲，但這樣做，還是為漢朝延長了二十余年的名義上的國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話，那末，二袁、劉表、劉備、孫權(quán)……誰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個能維護漢政權(quán)的忠臣來，還能說操是奸臣嗎？
至于曹操對人是否奸詐？專門傾人利己呢？傳說中曹操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是否真實呢？據(jù)《三國志》卷1《武帝紀》注引《魏書》：
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字刃擊殺數(shù)人。
《武帝紀》注又引《世語》：
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武帝紀》注又引孫盛《雜記》：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根據(jù)《魏書》的說法，操殺人系于被劫之后，這種殺人，不能說是負人，而只是懲罰歹徒的行為。《雜記》所說操夜殺人，乃是怕別人殺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這還可以說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行為。但操過后，還是很快就感到凄愴傷懷，說明這次殺人是屬于誤會，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負人之事。而且，“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只見于此書，其他二書均未道及。可知這話是不可靠的。從當時實際情況論，操恐懼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輕易做殺人惹禍之事。他當時如畏人圖己，就應(yīng)趁人無備時逃走，何必殺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書所記大相徑庭，陳壽既不采用，裴注雖引出，但未置評，僅備遺聞。所以我們不宜視之為真實材料，與其在這個問題上多做糾纏，遠不如從操許多比較確鑿的行事中尋找答案。比如：陳宮，原來是擁戴操為競州牧的有功大員，操“待之如赤子”。但后來陳宮趁操東征徐州牧陶謙之際，叛操而迎呂布為兗州牧，使操幾遭滅頂之災(zāi)。后來陳宮與呂布一起被操禽獲，“宮請就刑，操為之泣涕”，頗有故人依戀之情。宮死后，“操召養(yǎng)其母終其身，嫁其女，撫視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操對死者的囑托，并無背負之事。王粲的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后。”操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還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那些述說操詐騙傾人的傳聞、軼事，多非歷史的真實。但這種講法從何而來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設(shè)奇，譎敵制勝”，呂布與操作戰(zhàn)時，曾告誡部屬：“曹操多譎”。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時的“多譎”，擴大到其為人和作風上；其次，陳壽說操“少機警，有權(quán)術(shù)”。“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權(quán)術(shù)，趙翼言操用人系以權(quán)術(shù)相馭。操在用人上，確實有用權(quán)術(shù)的地方，但說他用人全靠權(quán)術(shù)，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腦有幾個不用權(quán)術(shù)的？有幾個沒有濫殺過人？袁紹早就讓操殺楊彪、孔融、梁紹。就以孔融為例，他何嘗不隨意殺人！當他任北海相時，僅因“租賦少稽”，就一朝殺五部督郵。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鄰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勸他“自托強國”，僅因這個建議，就被孔融殺害。至于歷代開國帝王，因鏟除異己，而濫殺錯殺的更史不絕書，如果只責操譎詐負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點，首先是他參與鎮(zhèn)壓黃巾起義，關(guān)于此事，前面已多處提及，不再詳述。其次是他有過屠殺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說過。關(guān)于操攻徐州牧陶謙的原因，各書說法不一。即使操父真為陶謙所殺，操也不該大量屠殺無辜人民。陳壽于《三國志》中敘述曹操之事，從不做過分的貶抑，對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較他書為簡，然亦不能不承認：“所過多所殘戮”。操還曾有“圍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諸將常有“屠城”之事，這是不應(yīng)寬恕的。其他如當操攻圍呂布于下邳時，關(guān)羽屢向操求取布將秦宜祿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張繡時，亦曾納張繡的從叔母，以致引起張繡的叛變。諸如此類的事，在當時雖算不上什么很壞，但總是欠缺的。陳壽在評論曹操時，極稱贊其謀略、權(quán)變、法術(shù)和用人、創(chuàng)業(yè)的功績，從無一語贊及他的品德。陳壽論到劉備時，認為備“機權(quán)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極力稱頌劉備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說明陳壽是善于抓住曹、劉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軍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還認為曹操是我國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覺得有點偏高。因為曹操有過濫殺無辜人民的暴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應(yīng)當不這樣。另外，在個人品德作風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為后世法。既然稱作歷史上的政治家，就應(yīng)當對后世能起榜樣作用，曹操在這方面還不夠規(guī)格。
曹操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雖然沒當皇帝，但自196年迎獻帝都許，直到220年去世，牢牢把持了東漢朝政大權(quán)，“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沒有名號的皇帝。
曹操是卓越的軍事家，他精通兵法，在漢末征戰(zhàn)群雄的戰(zhàn)爭中，他用兵用計，勝人一籌，多次取得勝利，尤其在官渡之戰(zhàn)中，以少勝多，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袁紹，奠定了統(tǒng)一北方的基礎(chǔ)。曹操善于用人，招攬賢能之士，凡能治國用兵者，都盡力網(wǎng)羅，他手下“猛將如云，謀臣如雨”，人才濟濟。
曹操喜文學，其詩作慷慨悲涼，頗具感染力，不少名篇傳留至今。他與其子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對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曹操之所以成為歷史上杰出的人物，還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在漢末天下大亂之時，他始終以漢相自居，堅持不稱帝。曹操晚年，已經(jīng)占據(jù)了東漢十三州的九州，稱帝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但仍然執(zhí)行“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孫權(quán)寫信勸他稱帝，曹操說：“是兒欲著吾爐火上邪！”意思是，這小子要把我放在爐火上烤！曹操始終不稱帝，并非他不愿意當皇帝，只是他冷靜地分析了形勢，以天下為己任，以理智克服了個人的欲望。曹操始終奉行漢朝正朔，避免了天下再度陷入混亂，他曾說：“設(shè)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不稱帝，雖然是一種政治謀略，但更主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主義。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春秋時齊桓、晉文“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表明“以大事小”，可謂至德。曹操心目中有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周公、管仲等。他稱贊周文王說：“周西伯昌，懷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jié)不墜。”曹操對周文王情有獨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業(yè)與周文王有較多的可比性。然而，周文王被后世儒家美化為“圣德之君”，曹操卻被視為“漢賊”，周瑜就說曹操：“雖名托漢相，其實漢賊也。”周瑜是曹操的政敵，當然不會說曹操好話。用今天的眼光看，曹操身上雖然有不少污點，但他的一生，為平定天下而南征北伐；為吸引人才不遺余力；為發(fā)展文化，精心創(chuàng)作。他為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矢志不渝，充分體現(xiàn)了政治家的情懷。曹操始終是的理想主義者，又具有堅定的實踐精神。
我們應(yīng)該剝?nèi)Σ懿俚姆N種歪曲之詞，還原真實的曹操。可以說，他是一位對中國歷史有重要貢獻的政治家，胸懷博大的理想主義者。用《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話說：“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參考資料：news.tom.com/4005
胸花大志，腹有韜略，雖然文武兼?zhèn)洌鍪聟s也能納諫，文章也佳，詩文氣勢大氣磅礴，有理想、有遠見，要殺就殺，要罰就罰，人說他是小人，我卻認為他是真君子，不像劉備做壞事都是暗地里，所以人叫他君子，呵呵
曹操英雄也，為將有勇有謀、善罰分明；倘若為君，必定也是一代明君
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寫20句
2、填入“動詞＋名詞”構(gòu)成的形容詞 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我是一個愛突破的人；我是一個自信的人；我是一個要強的人；我是一個知錯就改的人；我是一個幽默的人；我是一個有自制力的人；我是一個愛生活的人；我是一個愛自己的人；我是一個了解自己的人。作文：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從提筆...
你是一個愛操心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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