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一下杜甫 請用一句話,介紹一下杜甫
杜甫
（712～770）
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因曾居長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嚴武薦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稱之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20歲以后可分4個時期。
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過著“裘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吳越和齊趙一帶。其間赴洛陽考進士失敗。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結(jié)為摯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會。杜甫此期詩作現(xiàn)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為代表。
天寶五載至十四載，杜甫困守長安，窮困潦倒。他不斷投獻權(quán)貴，以求仕進。六載曾應試“制舉”；十載獻“大禮賦”三篇得玄宗賞識，命宰相試文章；但均無結(jié)果。直到十四載十月，安史之亂前一個月，才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之職。仕途的失意沉淪和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比較客觀地認識到了統(tǒng)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使他逐漸成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產(chǎn)生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不朽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警世之句。此期流傳下來的詩大約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亂最盛。杜甫也盡歷艱危，但創(chuàng)作成就很大。長安陷落后，他北上靈武投奔肅宗，但半路被俘，陷賊中近半年，后冒死從長安逃歸鳳翔肅宗行在，受左拾遺。不久因房案直諫忤旨，幾近一死。長安收復后，回京任原職。758年5月，外貶華州司功參軍，永別長安。此時期的杜甫，對現(xiàn)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先后寫出了《悲陳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別”等傳世名作。759年，關(guān)輔大饑，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辭官，經(jīng)秦州、同谷，于年底到達成都。此期流傳下來詩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杰作。
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歷五年（770）11年內(nèi)，杜甫在蜀中八年，荊、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斷續(xù)住了五年。其間曾因亂流亡梓、閬二州。765年，嚴武去世，杜甫失去憑依，舉家離開成都。因病滯留云安，次年暮春遷往夔州。768年出峽，輾轉(zhuǎn)江陵、公安，于年底達岳陽。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無定所。飄泊于岳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時間多在船上度過。770年冬，杜甫死于長沙到岳陽的船上，年59歲。逝世前作36韻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有“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之句，仍以國家災難為念。這11年，他寫詩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詩的七分之五強。多是絕句和律詩，也有長篇排律。名作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登高》、《又呈吳郎》等。
杜詩現(xiàn)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經(jīng)歷；把社會現(xiàn)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jié)合，達到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shù)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稱作“詩史”。但杜甫并非客觀地敘事，以詩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廣泛反映現(xiàn)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藝術(shù)手段表達自己的主觀感情。正如浦起龍所云：“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時事政治詩。短篇如《洗兵馬》、《有感》、《麗人行》、《三絕句》、《病橘》、《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長篇如《夔州書懷》、《往在》、《草堂》、《遣懷》，雖內(nèi)容各異，但都是個人情感與事實相結(jié)合，抒情色彩較濃。戰(zhàn)爭題材在杜詩中數(shù)量很大。杜甫對不同性質(zhì)的戰(zhàn)爭態(tài)度不同。反對朝廷窮兵黷武，消耗國力的有《兵車行》、《又上后園山腳》等；支持平息叛亂，抵御外侮的有《觀安西兵過赴關(guān)中待命二首》、《觀兵》、《歲暮》等。《前出塞》、《后出塞》兩組詩，既歌頌了戰(zhàn)士的壯烈英勇，又譴責了君王拓邊無厭和主將驕橫奢侈；以一個戰(zhàn)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shù)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三吏”、“三別”中，詩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憤恨野蠻拉丁；但大敵當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淚勸慰被征者。表現(xiàn)出作者內(nèi)心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杜甫有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lián)系自己，也聯(lián)系時事，是情、景與時事的交融，而不僅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劍門》。
杜甫還有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筑、舞蹈、用具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感情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這是他經(jīng)過長期飄泊，得到暫時休息后心境的表現(xiàn)。在《屏跡》、《為農(nóng)》、《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詩中，詩人對花草樹木、鳥獸魚蟲的動態(tài)有細膩的觀察，無限的喜愛和深刻的體會。體現(xiàn)了杜甫詩歌和為人的另一側(cè)面。杜甫懷念親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如《月夜》懷念妻子，《月夜憶舍弟》懷念弟弟。眾多懷友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談到李白的詩有15首。表現(xiàn)了他對李白的推崇和情誼。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偶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轉(zhuǎn)益多師”、“別裁為體”，揚棄古今而自鑄偉辭的藝術(shù)主張。在困守長安和飄泊西南時期，為求仕進和維持生計，杜甫也作過一些內(nèi)容無聊、格調(diào)不高的投贈權(quán)貴、奉和應酬的詩。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詩體制多樣，奄有眾長，兼工各體，并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其五言古詩融感事、紀行、抒懷于一爐；博大精深、無施不可，開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贈衛(wèi)八處士》、“三吏”、“三別”。七言古詩長于陳述意見，感情豪放、沉郁，風格奇崛拗峭；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詩功力極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旅夜書懷》、《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有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fā)展。其《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jiān)李賓客一百韻》長達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獻應酬之作。其絕句即景抒情，反映時事，并開絕句中議論之體，別開異徑，貢獻頗大。杜詩內(nèi)容廣闊深刻，感情真摯濃郁；藝術(shù)上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詩歌領(lǐng)域，給后世以廣泛的影響。杜甫也被后人尊為詩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詩“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jié)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注等專書，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后世注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匯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杜甫
（712～770）
唐代詩人。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因曾居長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嚴武薦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稱之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20歲以后可分4個時期。
玄宗開元十九年（731）至天寶四載（745），杜甫過著“裘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吳越和齊趙一帶。其間赴洛陽考進士失敗。天寶三載，在洛陽與李白結(jié)為摯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會。杜甫此期詩作現(xiàn)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為代表。
天寶五載至十四載，杜甫困守長安，窮困潦倒。他不斷投獻權(quán)貴，以求仕進。六載曾應試“制舉”；十載獻“大禮賦”三篇得玄宗賞識，命宰相試文章；但均無結(jié)果。直到十四載十月，安史之亂前一個月，才得到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之職。仕途的失意沉淪和個人的饑寒交迫使他比較客觀地認識到了統(tǒng)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使他逐漸成為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產(chǎn)生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樣的不朽名篇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警世之句。此期流傳下來的詩大約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體詩。
肅宗至德元載（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亂最盛。杜甫也盡歷艱危，但創(chuàng)作成就很大。長安陷落后，他北上靈武投奔肅宗，但半路被俘，陷賊中近半年，后冒死從長安逃歸鳳翔肅宗行在，受左拾遺。不久因房案直諫忤旨，幾近一死。長安收復后，回京任原職。758年5月，外貶華州司功參軍，永別長安。此時期的杜甫，對現(xiàn)實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先后寫出了《悲陳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別”等傳世名作。759年，關(guān)輔大饑，杜甫對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辭官，經(jīng)秦州、同谷，于年底到達成都。此期流傳下來詩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詩中的杰作。
肅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歷五年（770）11年內(nèi)，杜甫在蜀中八年，荊、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斷續(xù)住了五年。其間曾因亂流亡梓、閬二州。765年，嚴武去世，杜甫失去憑依，舉家離開成都。因病滯留云安，次年暮春遷往夔州。768年出峽，輾轉(zhuǎn)江陵、公安，于年底達岳陽。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無定所。飄泊于岳陽、長沙、衡陽、耒陽之間，時間多在船上度過。770年冬，杜甫死于長沙到岳陽的船上，年59歲。逝世前作36韻長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有“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之句，仍以國家災難為念。這11年，他寫詩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詩的七分之五強。多是絕句和律詩，也有長篇排律。名作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登高》、《又呈吳郎》等。
杜詩現(xiàn)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經(jīng)歷；把社會現(xiàn)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jié)合，達到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shù)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稱作“詩史”。但杜甫并非客觀地敘事，以詩寫歷史；而是在深刻、廣泛反映現(xiàn)實的同時，通過獨特的藝術(shù)手段表達自己的主觀感情。正如浦起龍所云：“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天寶后期以來，杜甫寫了大量時事政治詩。短篇如《洗兵馬》、《有感》、《麗人行》、《三絕句》、《病橘》、《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長篇如《夔州書懷》、《往在》、《草堂》、《遣懷》，雖內(nèi)容各異，但都是個人情感與事實相結(jié)合，抒情色彩較濃。戰(zhàn)爭題材在杜詩中數(shù)量很大。杜甫對不同性質(zhì)的戰(zhàn)爭態(tài)度不同。反對朝廷窮兵黷武，消耗國力的有《兵車行》、《又上后園山腳》等；支持平息叛亂，抵御外侮的有《觀安西兵過赴關(guān)中待命二首》、《觀兵》、《歲暮》等。《前出塞》、《后出塞》兩組詩，既歌頌了戰(zhàn)士的壯烈英勇，又譴責了君王拓邊無厭和主將驕橫奢侈；以一個戰(zhàn)士的自白概括了無數(shù)英勇士兵的不幸命運。“三吏”、“三別”中，詩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憤恨野蠻拉丁；但大敵當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淚勸慰被征者。表現(xiàn)出作者內(nèi)心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杜甫有不少歌詠自然的詩。歌詠的對象，往往是既聯(lián)系自己，也聯(lián)系時事，是情、景與時事的交融，而不僅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劍門》。
杜甫還有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筑、舞蹈、用具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詩，同樣貫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時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詩，時代氣氛不濃，個人感情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寫的一部分詩。這是他經(jīng)過長期飄泊，得到暫時休息后心境的表現(xiàn)。在《屏跡》、《為農(nóng)》、《田舍》、《徐步》、《水檻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詩中，詩人對花草樹木、鳥獸魚蟲的動態(tài)有細膩的觀察，無限的喜愛和深刻的體會。體現(xiàn)了杜甫詩歌和為人的另一側(cè)面。杜甫懷念親友的詩，大都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如《月夜》懷念妻子，《月夜憶舍弟》懷念弟弟。眾多懷友詩中，以懷念李白的最為突出。從與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談到李白的詩有15首。表現(xiàn)了他對李白的推崇和情誼。杜甫還以詩論詩，在《戲為六絕句》、《偶題》、《解悶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達了“轉(zhuǎn)益多師”、“別裁為體”，揚棄古今而自鑄偉辭的藝術(shù)主張。在困守長安和飄泊西南時期，為求仕進和維持生計，杜甫也作過一些內(nèi)容無聊、格調(diào)不高的投贈權(quán)貴、奉和應酬的詩。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詩體制多樣，奄有眾長，兼工各體，并能推陳出新，別開生面。其五言古詩融感事、紀行、抒懷于一爐；博大精深、無施不可，開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贈衛(wèi)八處士》、“三吏”、“三別”。七言古詩長于陳述意見，感情豪放、沉郁，風格奇崛拗峭；如《醉時歌贈鄭廣文》、《洗兵馬》、《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歲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詩功力極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懷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檻遣心》、《旅夜書懷》、《登岳陽樓》，七律如《蜀相》、《野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詩很少能超過它們。杜甫還有許多五言排律，幾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發(fā)展。其《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jiān)李賓客一百韻》長達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獻應酬之作。其絕句即景抒情，反映時事，并開絕句中議論之體，別開異徑，貢獻頗大。杜詩內(nèi)容廣闊深刻，感情真摯濃郁；藝術(shù)上集古典詩歌之大成，并加以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詩歌領(lǐng)域，給后世以廣泛的影響。杜甫也被后人尊為詩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詩“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jié)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注等專書，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后世注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匯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詩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鞏縣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他一生寫了一千四百多首詩，博得后人廣泛的稱贊。他的詩不僅具有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詩歌反映了唐代由盛轉(zhuǎn)衰時期的社會面貌，成為那個時期階級斗爭、民族斗爭和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斗爭的一面鏡子，他的這類膾炙人口的詩歌很多。《兵車行》反映了朝廷擴邊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麗人行》反映了統(tǒng)治集團的奢侈荒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深刻地指出當時社會貧富懸殊的現(xiàn)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也是對整個封建社會階級對立的概括。再如《春望》等詩表現(xiàn)了詩人對戰(zhàn)亂的嫉恨和對家破人亡的悲痛。“三吏”、“三別”等詩反映了安史之亂對廣大農(nóng)村的禍害。
杜甫大量的詩篇除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外，還具有高度的藝術(shù)性。杜甫善于從豐富的社會生活中提煉主題，從普遍現(xiàn)象中概括出本質(zhì)，塑造出許多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并寄寓了自己的愛憎感情。在他的筆下，京城、山村、戰(zhàn)場、旅途等等環(huán)境無不逼真如畫，他善于運用細節(jié)描寫、氣氛渲染及對話等表現(xiàn)手法，并將敘述、描寫、議論、抒情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詩人的語言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典雅的文學語言、質(zhì)樸的民間口語都被加以恰當?shù)剡\用。在詩歌體裁方面，他各體兼善，尤擅律詩。總之，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不僅表現(xiàn)了明顯的進步傾向，而且在藝術(shù)上也是我國古代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集大成，對后代文學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人們稱杜甫的詩為“詩史”，是“千古絕唱”，稱譽杜甫是“詩學宗師”，“詩圣”，對于這些高度的稱譽，杜甫是當之無愧的。
苦難人生的寫照—“三吏”、“三別”
“三吏”、“三別”是指杜甫的現(xiàn)實主義杰作《新安吏》、《石壕吏》、《潼關(guān)吏》和《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
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暴發(fā)，安祿山帶兵反叛朝廷，從范陽長驅(qū)南下，攻陷洛陽。次年在洛陽稱帝，不久又攻占長安。天寶十六年唐軍收復了長安和洛陽。在與潰敗的叛軍作戰(zhàn)中，唐軍也受到重大損失。為了與叛軍繼續(xù)作戰(zhàn)，軍隊到處拉丁補充兵源，臨近前線的新安、石壕一帶受害最深。杜甫當時因諫言觸怒肅宗，從左拾遺貶為華州司功。他由洛陽回華州任所，經(jīng)過新安、石壕、潼關(guān)等地，將一路見聞寫成了“三吏”、“三別”。
《新安吏》寫安新安縣吏奉命征兵，因為壯丁早已征完，只好用“中男”（未受過訓練的未成年男子）來充數(shù)。詩中描寫了征夫離別的凄涼場面。《石壕吏》寫官吏夜里到石壕村捉人當兵，一個老婦人的三個兒子全都當了兵，這次老婦人又被拉去服役應急。《潼關(guān)吏》寫潼關(guān)士卒筑城御敵的場景。《新婚別》寫一對新婚夫婦由于征兵，不得不“暮婚晨告別”。新娘痛苦地說：“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他想隨夫出征而不能，只得勉勵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戍行”。《垂老別》寫一個子孫陣亡的老翁應征別妻的慘景。《無家別》寫敗陣的戰(zhàn)士回到一片荒涼的家鄉(xiāng)，而家人已死絕，正當他想務(wù)農(nóng)安生之時，縣吏又來要他應征，這回已是無家可別了。
“三吏”、“三別”是杜甫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杰作。它真實地描寫了特定環(huán)境下的縣吏、關(guān)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和廣大勞動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一幕幕凄慘的人生悲劇。在這些人生苦難的描述中，一方面，詩人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對官吏給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惡痛絕；另一方面，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zhàn)爭，希望人民忍受苦難，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詩人憂國憂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詩人之一，被人們稱為“詩圣”。杜甫草堂是杜甫的故居，坐落在成都市西郊的浣花溪畔。杜甫在顛沛流離中到了成都，靠了友人的幫助在城西浣花溪畔營建了草堂。他在這里居住了將近4年，寫下240多首詩篇。膾炙人口的<<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就是在這里寫的。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北宋以來，就有人在詩人故居處建園立祠，供人瞻仰。當年杜甫居住的草堂早已不存在了。而現(xiàn)在的草堂，實際上是后人為紀念杜甫而建的包括“大廨”、“詩史堂”和“工部祠”等建筑在內(nèi)的一所優(yōu)美的園林。
“大廨”里陳放著國畫杜甫草堂全景和杜甫生平介紹。“詩史堂”正中是杜甫行吟的雕塑之像，壁柱間懸掛著歷代石刻杜甫像的拓片、木刻板和紀念詩人的對聯(lián)；兩側(cè)陳列室展出近代書畫家的“杜甫詩意畫”和書法。“工部祠”內(nèi)有杜甫彩塑像，明、清石刻像和兩通“少陵草堂圖”碑刻；后人把在四川當過地方官的宋代著名詩人黃庭堅和陸游，也塑像配祀祠內(nèi)。“工部祠”左邊的“草堂書屋”和右邊的“恰受航軒”，陳列著宋代以來各個時期的古版杜甫作品和各種外文譯本。
杜甫草堂內(nèi)溪流環(huán)繞，竹木蔥蘢，亭臺池閣掩映在花木叢中，是一處頗有特色的祠宇園林。
杜甫
杜甫與李白一向被視為唐詩世界中兩座并峙的高峰，同時，他們也構(gòu)成了唐詩的分野。盡管李、杜的年齡只相差十一歲，他們也都經(jīng)歷過唐王朝的全盛時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亂，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卻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詩歌的主導風格，形成于大唐帝國最為輝煌的年代，以抒發(fā)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的渴望與追求，成為其顯著特征。
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而滋長于其后數(shù)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因此，流響于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diào)，到了杜甫這里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負著對于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nèi)心的悲哀。這種深入社會、關(guān)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chuàng)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不僅標志了唐詩內(nèi)容與風格的重大轉(zhuǎn)折，也對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詩歌的發(fā)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盛唐詩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仍然有所體現(xiàn)。激情雖然在他的詩中受到抑制，卻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偉壯大之美，也仍然是詩人的愛好。他的那些關(guān)于時事政治的詩篇，大抵是真誠情感的流露和結(jié)晶，而并非以預定的社會功利目的為首要的出發(fā)點。從這些方面來說，杜甫與盛唐文化終究有很深的關(guān)聯(lián)。
一、杜甫的生平和個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于一個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進雕賦表》）。其母系為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親杜閑只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給予杜甫正統(tǒng)的儒家文化教養(yǎng)，和務(wù)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終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頭很少占據(jù)他的頭腦。另外，唐代是重視詩歌的時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詩人，這更加深了杜甫對詩歌的興趣。他曾很驕傲地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業(yè)和不朽的詩名，共同構(gòu)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jù)稱七歲便能寫詩，十四、五歲時便“出游翰墨場”（《壯游》），與文士們交游酬唱。二十歲以后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游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jié)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后的仕進作準備。他先到了吳越一帶，江南景物和文化，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歲時，杜甫赴洛陽考試，未能及第，又浪游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來回憶說：“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壯游》）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相識于洛陽，又在梁、宋一帶為豪俠之游。李白當時已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稱做官為他們家族的“素業(yè)”——世代相襲的職業(yè)，他的各種文化教養(yǎng)都是與這一點相聯(lián)系的。三十五歲左右，杜甫來到長安求取官職。開始，他滿懷信心，“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但滯留十年卻一再碰壁。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夠有力，而把持權(quán)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對引進人才采取阻礙的態(tài)度。大約在杜甫到長安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變得艱困起來，為了生存，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權(quán)貴門下，作詩投贈，希望得到他們的引薦。此外，他還多次向玄宗皇帝獻賦，如《雕賦》、《三大禮賦》等，指望玄宗對他的文才投以青睞。種種努力的結(jié)果，是到天寶十四載才獲得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
天寶后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一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quán)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jié)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tǒng)一。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xiàn)實中的弊病，當一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tài)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qū)往戰(zhàn)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志了杜甫詩歌的轉(zhuǎn)變。此后，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xù)對災難性的開邊戰(zhàn)爭提出質(zhì)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huán)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tǒng)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軍占據(jù)下的長安。后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jīng)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后于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于戰(zhàn)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yǎng)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fā)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yǎng)，達到了顛峰狀態(tài)。
《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jié)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zhèn)蜀時，并表薦杜甫擔任了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一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并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jié)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nèi)亂方面，則出現(xiàn)普遍的軍閥割據(jù)或半割據(jù)狀態(tài)，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qū)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一個重點，也是容易發(fā)生軍閥割據(jù)的地方。
就在嚴武二次鎮(zhèn)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fā)生一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一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一場暴烈的動蕩轉(zhuǎn)化為持續(xù)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后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fā)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一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zhuǎn)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zhàn)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于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歷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一生，在這里得到一個凄涼的結(jié)束。
“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yōu)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chuàng)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tǒng)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jié)、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于浪漫氣質(zhì)的一面。他的《壯游》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yè)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見他是多么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游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后來經(jīng)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斂了許多，傳統(tǒng)的儒家人生觀對于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jù)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一個詩人。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quán)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卻成為一名失業(yè)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zhì)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關(guān)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于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zhí)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zhí)著態(tài)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xiàn)實。他的這種執(zhí)著態(tài)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處，對于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xiàn)實的熱情和勇氣。
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時間并不長，但當李白遭遇危險時，他卻魂牽夢繞，再三寫下《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詩篇。他在夔州離開自己住過的一所房屋時，也不能忘記以前常來自己院中打棗為食的鄰家老婦人，特意寫了《又呈吳郎》詩，囑托新主人對她應多加體諒。當然，更多的詩篇抒發(fā)了他對戰(zhàn)亂中的國家和貧苦大眾的強烈的憂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jié)制。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復錘煉的語言來抒發(fā)情感。
二、亂離時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shù)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來的作品有明顯區(qū)別。如《房兵曹胡馬》以“所向無空闊”、“萬里可橫行”寫馬，《畫鷹》以“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寫鷹，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詩起首“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氣勢宏大；結(ji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覺到詩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狀態(tài)。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xiàn)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
《兵車行》的創(chuàng)作標志著杜甫詩歌的轉(zhuǎn)變。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詩歌創(chuàng)作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tǒng)治集團中的腐朽現(xiàn)象給予嚴厲的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兵車行》的開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接著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繼續(xù)寫到戰(zhàn)爭導致國內(nèi)生產(chǎn)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最后借想象為那些無辜的死者發(fā)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xiàn)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而在稍后寫成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杜詩的批判精神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詩中既寫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同時又對正在驪山行宮中肆意揮霍享樂的玄宗君臣提出責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在這里，杜甫的筆已經(jīng)觸及統(tǒng)治者與人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根本性對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xiàn)為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yè)，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然而事實上這僅是一種空想。他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嚴肅地面對現(xiàn)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杜詩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詩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從華州去洛陽時。此前不久，唐軍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遭到大敗，形勢危急，唐軍為了守住洛陽、潼關(guān)一線，在民間拼命抓丁，連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敘事詩的形式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悲慘情形。
從這些典型的憂國憂民之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憂國”和“憂民”并不是很容易統(tǒng)一起來的事情。因為杜甫所憂念的“國”同李氏王朝的“皇綱”之存亡密不可分，這“國”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內(nèi)的統(tǒng)治階級的國，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依其地位高下從這個“國”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貧困的勞動人民，即使他們的利益同這個王朝的存亡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他們也主要是犧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亂就其根本的性質(zhì)來說，是一場企圖改朝換代的軍事叛亂。雖然安史集團的頭領(lǐng)以漢化的胡族人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說，普通民眾是被爭奪最高權(quán)力的兩大集團推進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淚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讀到這里，我們感受到詩人對受難的人民的極其真實深切的悲憫之情。當他說出“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樣悲憤的話時，他指出了一個慘痛的事實：民眾在這個世界上走到了絕路。沿著這個方向追問下去，會出現(xiàn)嚴重的問題：犧牲到最后的人民有無義務(wù)繼續(xù)為大唐王朝作出犧牲？而詩人就在這危險關(guān)頭收剎了他的筆，轉(zhuǎn)到另外的方向：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yǎng)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謂官軍中勞役輕、官長愛惜士兵，并且似乎沒有什么危險，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這樣幻想，并以此安慰從軍少年和他們的家人。而歸根結(jié)蒂，他還是要求人民繼續(xù)為唐王朝作出犧牲。還有《新婚別》，寫一位結(jié)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從軍，詩中既寫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又以較多的筆墨描繪了這位女子“深明大義”的形象。她要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我們不能說杜甫筆下的新娘不是真實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親人走向“死地”的婦女。而之所以選擇這一位新娘作為主人公，乃是從國家利益考慮。包括《垂老別》中那位“子孫征亡盡”而自己又被征去當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說凄慘至極，詩人對他也確實充滿同情，但在篇末，他還是讓老人說出“何鄉(xiāng)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樣偏向豪壯的調(diào)子。
總之，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回避眼見的事實①；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xiàn)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我們沒有理由苛責杜甫，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xiàn)實，關(guān)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圣”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shù)萬，封建史家和正統(tǒng)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贊揚，這和杜詩的態(tài)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勢越發(fā)不可收拾，自身的處境也日見窘迫，他對軍閥、官僚的橫暴、腐敗，態(tài)度變得更為尖銳嚴峻。雖然像《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jīng)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寫蜀中軍閥的叛亂和相互殺戮：“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被殺者似乎仍在號哭，而他們的妻妾和馬，都面帶愁容供殺戮者取樂，這是一幅何等慘酷的圖景！又如《三絕句》中寫道官軍的殘暴：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是，他對現(xiàn)實有什么辦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賢明：“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嘆：“安得務(wù)農(nóng)息戰(zhàn)斗，普天無吏橫索錢！”
（《晝夢》）這些無奈的、固執(zhí)的哀告，說出了受盡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jié)在一起的。人們從他的詩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誠實的、富于正義感和同情心的詩人，如何輾轉(zhuǎn)掙扎于漂泊的旅途，歷經(jīng)饑寒困危，備嘗憂患。對于生活在動亂時代的人們，這一類詩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困居長安時所作，抒發(fā)了詩人對被戰(zhàn)火阻隔的妻子的懷念：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
當他逃至鳳翔后，有了機會去鄜州探家時，又寫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錄第一首：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詩中呈現(xiàn)一幅戲劇性的異常感人的場面。在那一場突發(fā)的大戰(zhàn)亂中，家破人亡是尋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了。杜甫以準確生動的語言，把他們一家人重新相見時，彼此如在夢中、亦驚亦悲亦喜的復雜心情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可謂感人至深。千百年來，它不知引發(fā)了多少人內(nèi)心的共鳴！
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jié)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lián)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如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饑餓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畢竟還享有某些特權(quán)，那些地位低下的“失業(yè)徒”、“遠戍卒”，又將如何掙扎下去呢？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風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凍，發(fā)出“安得廣廈萬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祈愿。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后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應該指出：
詩歌并不會僅僅因為記載了某些史實就成為好詩。杜甫其實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歷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紀述自身經(jīng)歷而折射出歷史面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歷史相隨而飽經(jīng)憂患的結(jié)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后代有些詩人雖然也關(guān)注社會政治問題，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們的詩作難以像杜詩一樣引起我們的感動。
當然，杜甫的詩歌不盡是同當日的政治、社會問題相關(guān)聯(lián)的，也下完全是憂憤之作。他的作品題材其實很廣泛，尤其描繪山水風光自然景物的詩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過很多地方，吟詠美好的山川風光，為他多難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像西南一帶的景色，很多是因為有了杜甫的詩才開始為世人所知。有時，杜甫也會忘懷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種種細微的變化中，寫出諸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云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遣意》）那樣一類情味悠閑的詩句。畢竟，生活是多彩的，作為詩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失去對優(yōu)美事物的興趣。
三、杜甫詩歌的藝術(shù)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詩人。比較而言，李白的詩天然涌發(fā)、飄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詩則千錘百煉、苦心經(jīng)營，可以為人典則。就這一點來說，杜詩對后人的影響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詩歌類型眾多、風格也富于變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詩歌應用范圍極廣。他不僅用詩歌來敘事抒情，還用來寫人物傳記和自傳、書信、游記、政論、詩文評，幾乎無所不能。不過這也帶來部分詩歌偏向于理性化的問題。
二是杜甫對前代詩歌的態(tài)度比較寬容，主張“轉(zhuǎn)益多師”而不輕易否定。比如對南朝詩，杜甫雖亦有所批評，但卻不曾像李白那樣大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之一）。他對庾信、何遜、陰鏗等眾多六朝作家，都能誠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長處，從而豐富了自身的創(chuàng)作。這一點元稹在為杜甫寫的墓志銘中曾強調(diào)地指出。
杜甫善于運用各種詩歌體式。他的五、七言律詩和五、七言古體詩，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絕句雖不如李白、王昌齡那樣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絕，數(shù)量較少，成就亦稍為遜色。在杜甫的詩歌中，有幾種類型特別具有獨創(chuàng)性，也最能夠代表他對中國詩史的貢獻，我們分別加以介紹。
一類是用五言古體形式寫成的自敘性的詩篇，《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這類詩大都篇幅較長，往往是融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于一體，能夠表達相當復雜的內(nèi)容。如《北征》詩長達七百字，敘述作者自鳳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經(jīng)歷和所見所思，沿途的景物、戰(zhàn)亂的瘡痕、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對個人遭遇的感慨、與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內(nèi)容交織在一起，情緒起伏變化，充分表現(xiàn)了杜甫當時復雜的心理。這類詩是從辭賦體變化而來的，帶有明顯的散文成份。宋代詩歌有“以文為詩”的傾向，顯然受到杜甫這一類作品的影響。但在杜甫詩中由于感情濃郁厚重，仍有足夠的力量支撐如此長篇，而不致失去詩的特性。
一類是以《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體、又有五言古體的敘事詩。這一類詩實際是古代樂府民歌的流變，但杜甫打破慣例，不用樂府古題而“即事名篇”（根據(jù)所敘事實命名），這樣就更能夠反映現(xiàn)實，更富于生活氣息。這一創(chuàng)造，直接導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從敘事藝術(shù)來看，這些詩善于描繪人物形象，尤其是運用對話來表現(xiàn)人物個性，在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類是七律。杜甫在這方面的成就，對中國詩歌藝術(shù)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宮廷應制唱和，這類詩內(nèi)容貧乏，其語言亦平緩無力，而在這以外，佳作也為數(shù)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聲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發(fā)展了這一詩歌形式所蘊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樣，是固定的詩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當大的容量；在語言節(jié)奏方面，雖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經(jīng)過杜甫的精心調(diào)節(jié)，卻可以產(chǎn)生多種多樣的變化。于是，七律成為一種既工麗嚴整，又開合動蕩，具有獨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詩型。試看他的名作《秋興八首》之一：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
杜甫介紹 簡單介紹一下
1、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2、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后游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后，先在長安...
簡單介紹一下杜甫?
9. 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間（759-766年），其居所后來被稱為杜甫草堂，成為后人紀念他的地方。10. 杜甫的詩集原有六十卷，后散佚。北宋時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后世又有錢謙益的《箋注杜工部集》等版本流傳。
簡單介紹一下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
請介紹一下杜甫
杜甫，字子美，盛唐時期大詩人，原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是初唐詩人杜審言之孫。唐肅宗時任左拾遺，后入蜀，友人嚴武推薦他做劍南節(jié)度府參謀，加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后世又稱他杜拾遺、杜工部。與李白齊名，世稱“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
詩人杜甫杜牧的簡單介紹 杜甫杜牧是哪個朝代的詩人
杜甫杜牧是哪個朝代的詩人1、杜甫杜牧都是唐朝著名的詩人。2、杜牧（803年－約852年），字牧之，號樊川居士，京兆萬年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詩人、散文家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詩歌以七言絕句著稱，內(nèi)容以詠史抒懷為主，其詩英發(fā)俊爽，多切經(jīng)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頗高。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3、杜甫...
關(guān)于杜甫的介紹?
杜甫的介紹如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
杜甫是哪里人?請簡單介紹一下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鞏縣的瑤灣。他的出身是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quán)。這一階級出身規(guī)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熱愛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
誰給介紹下杜甫的資料?
763癸卯代宗廣德一(寶應二)七月改元閏正月,李懷仙殺史朝義。杜甫五十二歲。正月,在梓州,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便欲還都,俄而復思東下吳楚。間嘗至閬州(四川閬中),因游牛頭、兜率、惠義諸寺。既歸梓,又因送辛員外,至綿州。自綿歸梓。又往漢州。夏,返梓州。初秋,復別梓赴閬。九月,祭房管。秋盡,得家書,知女病...
能介紹一下杜甫的生平嗎
杜甫（公元712--770），漢族，字子美，祖籍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后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世稱杜工部、杜拾遺，自號少陵野老，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詩圣，世界文化名人，與同年代“詩仙”李白并稱“李杜”。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乃祖為初唐詩人杜審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鞏縣...
唐朝詩人杜甫的生平
下面我為大家?guī)黻P(guān)于介紹一下杜甫的生平經(jīng)歷,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詩人簡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漢族,唐朝河南鞏縣(今河南鄭州鞏義市)人,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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