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個人簡介 王安石生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xiāng)縣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謚號“文”。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鎮(zhèn)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宋神宗時宰相。創(chuàng)新法，改革舊政，世稱王荊公。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詞作不多，但其詞能夠“一洗五代舊習”，境界醒豁。今傳《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政治家王安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tǒng)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zhí)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fā)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于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斗爭還要激烈。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里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王安石，便是這樣一位歷史的過客，留下了印跡，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卻并沒有留下輝煌。要說有輝煌的話，那也是文學，而非政績。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于守成，而不思創(chuàng)舉的趙禎并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于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于民。王安石處于“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并于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臺。后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xù)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茍，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動機，并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系到財理到哪里去了，實際關系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并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么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zhèn)鳎踔撂K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干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來有利于趙氏統(tǒng)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并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干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并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后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jié)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采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于政治投機的動機，并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后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xù)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于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yǎng)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范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樣韓琦的道德無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問題了，在北宋西夏國之間的戰(zhàn)爭他是定難戰(zhàn)區(qū)的司令官。他有個特點，就是屢戰(zhàn)屢敗，縱觀宋史研究，就會發(fā)現韓琦的智商有些問題。在他的那個著名的“七條例”中的內容實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認為放棄植樹國防（當然指變法后），放棄于高麗通商，護城河隨它淤塞，城墻隨它倒塌，人民隨它痛苦，就會使遼國歡欣，不再找北宋麻煩。趙頊遠小人奸佞（王安市）親正人君子（他與司馬光）就會使天下太平。我們真搞不明白一個愛國者為何用這樣的措辭。文彥博，這個人沒有民本思想，趙頊曾經對他說“小民們支持變法”。文彥博說“陛下是靠小民治國還是靠士大夫治國“。目光短淺之本質暴露無遺，我們真搞不明白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堅持者為什末會如此反對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諍臣，原因很簡單，在北宋胡說八道的最嚴厲懲罰不過是遠離中央，貶為地方官。這更可能是一種獎勵，不僅既得利益不受損，而且還得到正值等好名聲。這點宋做的不如唐，因為在唐朝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在那個年代出現魏征才是值得中國人欣慰的事。 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zhèn)鳎┓吨傺偷娜似肺乙恢庇行岩桑谡Z文書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個忠心愛國，敢于抗擊西夏人的文戎雙料英雄，其實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說法。范仲淹在軍事上是個外門漢，但對內宣傳能力舉世無雙，他到定難戰(zhàn)區(qū)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宣傳“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萬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結果在他與韓琦的帶領下宋軍大敗。范仲淹執(zhí)政頗為玲瓏，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棄了（為了避免人身攻擊)它可比王安石差遠了。
所以我們得出結論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強，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謂的杰出的人不懂得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好的單導致的結果很嚴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變法，北宋可能連西夏都對付不了）后來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軍事天才王韶，他是帶領變法后的軍隊擊敗了西夏，收復了實現土番國200年的領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
王安石少懷大志，博學多思，隨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旗幟鮮明的標明自己的唯物主義立場，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對后來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同時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tǒng)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范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荊，死后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自22歲考中進士，踏入仕途，幾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興修水利，發(fā)展生產，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寫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書》，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張，為后來的熙寧新法構思了一幅初步的藍圖。1069-1076年，王安石兩度為相，在他的荊公新學思想基礎上，大膽的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聲發(fā)饋的政治思想。
為改變北宋“積貧積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顧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發(fā)動和領導了一場以“理財”“整軍”為中心，以“富國強民”為目的，涉及到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各個方面的規(guī)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史稱“熙寧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寧稱贊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在文學方面，王安石不僅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別具一格。他的詩詞瘦硬雄直，散文說理邏輯嚴密，行文峭拔凌厲，給后人留下1540多首詩歌，800多篇散文的豐富文化遺產。其詩文《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堪為千古絕唱。《桂枝香 金陵懷古》一詞寫景言志為詩詞名篇。散文《答司馬諫議書》《游褒禪山記》作為范文精選入中學課本。卓絕的文學造詣實為唐宋八大家之中堅，現存作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周官新義》，《宋說》等。
他的散文緊貼社會、政治和人生的實際問題，直接為他的政治斗爭服務。《答司馬諫議書》剖析了司馬光反對新政的言詞，言詞簡練、委婉、堅決，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讀孟嘗君傳》分析歷史事實，駁斥了孟嘗君養(yǎng)士的傳統(tǒng)觀念，暢談如何才算“得士”的問題。即使像《傷仲永》這樣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現文思上，其實際的用意是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
在游記這一最具辭采和情趣的文體里，王安石也常將極富哲理的主題引入，如《游褒禪山記》中用了近一半篇幅來議論這樣一個理性的問題：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達到超越常規(guī)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強的意志，此外，別無捷徑可尋。
王安石的散文以議論性居多。他較少注意文章氣氛的醞釀，從感情上打動人，而是多針砭時弊，根據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主張。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較強的概括力與邏輯性，語言簡練、樸素，立意非凡。
王安石家族簡介
王安石（1021—1086）中國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提出和堅持“權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抑郁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tǒng)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范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荊，死后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與王安石家族 據史料記載，王安石家族臨川王氏為太原王氏分派，臨川王氏祖先為王安石的曾祖王明。王明以子貴贈尚書員外郎。其長子王用之，衛(wèi)尉寺丞；次子王觀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臨川王氏先世衰徽無聞，至王觀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為吏，再到王用之子孫輩開始興盛，王用之娶妻謝氏，封永安縣君，生有五子，其中長子王益和五子王孟最像父親。王孟官楚州司理參軍，其子沆，官荊南府建寧縣令。王益，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歷任建安主薄、臨江軍判，知新淦、新繁縣，天圣時以殿中丞知韶州，終官尚書都官員外郎，卒贈工部郎中，后以子貴追封楚國公，贈太師中書令。王益中進士和做官，標志著臨川王氏已經崛起。
臨川王氏傳到王益的兒子輩時，家族臻于極盛。王益娶妻徐氏、吳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學問，嘗以五經教授弟子于江淮間，其門下成器者甚眾，后以進士下科補宜州司戶，終官于監(jiān)江寧鹽院，著有文集15卷。王安國，熙寧初以材引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后歷任崇文院校書、秘閣校理、著作郎、大理寺丞，屢以新法力諫，后為呂惠卿所誣陷，卒年47歲，有文集60卷。王安禮，嘉佑六年(1061年)進士，歷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知潤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終知太原府。王安禮為人剛直寬諒，多次以直諫聞名。當年蘇軾下獄，情勢危急，無人敢救，獨王安禮從容上諫守神宗，使蘇軾得以減輕處罰。后因得罪權貴而見黜不得重用。紹圣二年去世，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宋史》68卷有傳。
在王益七子中，最優(yōu)秀的當屬王安石。王安石之后，臨川王氏也隨變法失敗而日益衰落。王安石娶妻吳氏，封越國夫人，生二子：長子王雱，為人聰敏過人，有才學，未及冠已著書數萬言。治平四年進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閣侍制。王安石變法，王雱實導之。但其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為政尚嚴酷，年33歲去世，特贈左諫議大夫，《宋史》有傳。次子王旁(滂)，初以父官蔭江寧府糧料院勾當，累官奉議郎秘書省正字。王雱無嗣，王旁則有一子王桐，官承事郎龍圖閣直學士，累贈特進。王桐之子王玨，初因王安石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紹興二年起家鹽官縣丞，歷兩浙湖南提舉常平茶鹽，興利除弊，遷湖北夔州轉運判官，有政聲。終官太府少卿，卒于蘇州寶華山。王玨有子王宜之，是為王安石玄孫，其后不詳。
王安石
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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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qū)鄧家巷）[1]人。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2]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chuàng)“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fā)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概述圖來源：中華英烈祠[3]）
本名
王安石
別名
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
字
介甫
號
半山
所處時代
北宋
人物關系
王雱
兒子
王益
父親
王安禮
弟弟
王無咎
學生
徐禧
對手
快速
導航
為政舉措文學成就主要作品人物評價軼事典故親屬成員史料記載后世紀念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江西臨川。他的父親王益，時任臨江軍判官。[5][1]
王安石題跋像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6][7][8]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江西人曾鞏，曾鞏向同為江西出身的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9][10]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jié)度判官。[11]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12]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13][14]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yǎng)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15]
王安石主張“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16]
他質疑皇帝和龍雜交，還懟天懟地，被認為是王莽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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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說政事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17]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18]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19][20]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21]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2]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23]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24]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guī)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25]
宋英宗在位時期（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26]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27][28]，起用他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29]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30]
熙寧變法
參見：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zhí)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31][32]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33]
共6張
王安石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34]
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古代科舉考試難不難？只八股文你就不會寫，900年前源頭總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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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黨爭
參見：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35]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guī)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zhí)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guī)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37]
王安石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38]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39][40]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41]
「阿云殺夫案」：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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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面前，一切仁義道德都不復存在，王安石變法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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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百姓告狀，這位大宋宰相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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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3」宋神宗方法論：王安石被起用以及司馬光主動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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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jiān)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42]
王安石畫像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徑授吏部尚書之銜。[43]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神宗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44]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xù)推行下去。[45]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極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46]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47]
歷史上的今天︱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變法，為何又兩度將他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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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為司空。[48]
王安石半身畫像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49]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執(zhí)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50]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51]
王安石：人生總要有一種執(zhí)念，去對得起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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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說王安石：世人對他毀譽參半，一口氣看完“拗相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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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寧變法中，文壇大佬間的恩怨情仇
眠眠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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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你說是亂臣賊子，他說是千古名相
周公子愛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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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者，還是偏執(zhí)狂？
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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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舉措
政治
參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御，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tǒng)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后，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52]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fā)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53][54]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占的商業(yè)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fā)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55][56]
軍事
參見：熙河開邊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并節(jié)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zhàn)斗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jié)省了大量養(yǎng)馬費用；軍器監(jiān)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王安石頭像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zhàn)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余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zhàn)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zhàn)例。同時培養(yǎng)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將領，并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qū)的有利戰(zhàn)線，對宋與西夏的戰(zhàn)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55][56][57][58][59]
北宋能改變貧弱，王安石變法能成功，全都離不開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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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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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一位“妖人”出生，造就“弱宋”國富兵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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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砸缸救友震動京洛，卻為何成為好友改革變法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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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找到了: 好經讓人念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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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變法失敗，為什么范仲淹被稱一代名相，王安石卻背上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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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成就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不失大家風范。
散文
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60][61]
王安石立像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62]，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游，亦說理。[63][64]
詩歌
參見：王荊公體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前期創(chuàng)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后，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
《梅花》
后期創(chuàng)作“窮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詩歌藝術，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65][66][67][68]張舜民評：“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69]南宋敖陶孫稱其詩“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69]
詞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70]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豪縱沉郁，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71][72]
主要作品
王安石的存世作品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類型 內容
散文
《傷仲永》《上仁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材論》《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慈溪縣學記》《揚州新園亭記》《上人書》《祭歐陽文忠公文》
詩歌
《明妃曲二首》《書湖陰先生壁》 《棋》 《泊船瓜洲》 《與薛肇明弈棋賭》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驛》 《示長安君》 《郊行》《登飛來峰》《千秋歲引》《梅花》《元日》《商鞅》《蘇秦》《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夢中作》
詞
《桂枝香·金陵懷古》 《南鄉(xiāng)子·自古帝王州》《漁家傲·燈火已收正月半》 《菩薩蠻·數家茅屋閑臨水》 《清平樂·留春不住》《浣溪沙·百畝中庭半是苔》《千秋歲引·秋景》《菩薩蠻·集句》《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
人物評價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73]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74]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75]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76]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77]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78]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79]
朱熹：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80]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yè)，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81]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yǎng)交，寖成大弊。[82]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83]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84]
羅大經：國家一統(tǒng)之業(yè)，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85]
袁桷：儒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秪益其病。在漢懿侯，治守清凈。惟爾荊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已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羞視七制。廷議藉藉，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銳。發(fā)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鐘陵，惘兮慎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吾將疇，依為學是師。[86]（《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顏元：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87]②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87]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88]
梁啟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89]
蔡東藩：①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90]②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zhí)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zhí)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91]
呂思勉：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92]
毛澤東：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93]
蔣介石：我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漢以前則推周公，至于秦漢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94]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zhí)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95]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后，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zhí)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96]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97]
王安石：德如壁立千仞，才如汪洋恣肆，終究是大忠還是大奸？
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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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1月9日，金國攻陷宋朝首都開封，王安石卻為此躺槍
趣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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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事典故
拗相公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xiāng)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zhí)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98]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并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guī)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后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tài)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99]
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里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后，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100]
不邇聲色
王安石任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xiāng)縣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大詩人、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謚號“文”。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鎮(zhèn)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宋神宗時宰相。創(chuàng)新法，改革舊政，世稱王荊公。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詞作不多，但其詞能夠“一洗五代舊習”，境界醒豁。今傳《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1]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2]，創(chuàng)“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fā)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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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王安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tǒng)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zhí)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fā)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于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斗爭還要激烈。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里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王安石，便是這樣一位歷史的過客，留下了印跡，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卻并沒有留下輝煌。要說有輝煌的話，那也是文學，而非政績。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于守成，而不思創(chuàng)舉的趙禎并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于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于民。王安石處于“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并于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臺。后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xù)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茍，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動機，并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系到財理到哪里去了，實際關系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并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么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zhèn)鳎踔撂K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干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來有利于趙氏統(tǒng)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并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干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并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后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jié)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采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于政治投機的動機，并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后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xù)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于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yǎng)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范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敗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樣韓琦的道德無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問題了，在北宋西夏國之間的戰(zhàn)爭他是定難戰(zhàn)區(qū)的司令官。他有個特點，就是屢戰(zhàn)屢敗，縱觀宋史研究，就會發(fā)現韓琦的智商有些問題。在他的那個著名的“七條例”中的內容實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認為放棄植樹國防（當然指變法后），放棄于高麗通商，護城河隨它淤塞，城墻隨它倒塌，人民隨它痛苦，就會使遼國歡欣，不再找北宋麻煩。趙頊遠小人奸佞（王安市）親正人君子（他與司馬光）就會使天下太平。我們真搞不明白一個愛國者為何用這樣的措辭。文彥博，這個人沒有民本思想，趙頊曾經對他說“小民們支持變法”。文彥博說“陛下是靠小民治國還是靠士大夫治國“。目光短淺之本質暴露無遺，我們真搞不明白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堅持者為什末會如此反對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諍臣，原因很簡單，在北宋胡說八道的最嚴厲懲罰不過是遠離中央，貶為地方官。這更可能是一種獎勵，不僅既得利益不受損，而且還得到正值等好名聲。這點宋做的不如唐，因為在唐朝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在那個年代出現魏征才是值得中國人欣慰的事。 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zhèn)鳎┓吨傺偷娜似肺乙恢庇行岩桑谡Z文書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個忠心愛國，敢于抗擊西夏人的文戎雙料英雄，其實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說法。范仲淹在軍事上是個外門漢，但對內宣傳能力舉世無雙，他到定難戰(zhàn)區(qū)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宣傳“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萬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結果在他與韓琦的帶領下宋軍大敗。范仲淹執(zhí)政頗為玲瓏，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棄了（為了避免人身攻擊)它可比王安石差遠了。
所以我們得出結論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強，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謂的杰出的人不懂得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好的單導致的結果很嚴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變法，北宋可能連西夏都對付不了）后來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軍事天才王韶，他是帶領變法后的軍隊擊敗了西夏，收復了實現土番國200年的領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
王安石少懷大志，博學多思，隨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在哲學，經濟，教育倫理等方面，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新的思想體系－“荊公新學”，旗幟鮮明的標明自己的唯物主義立場，給當時的思想界帶來一絲清新的空氣，對后來中國學術思想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也同時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tǒng)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范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荊，死后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自22歲考中進士，踏入仕途，幾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興修水利，發(fā)展生產，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寫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書》，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張，為后來的熙寧新法構思了一幅初步的藍圖。1069-1076年，王安石兩度為相，在他的荊公新學思想基礎上，大膽的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聲發(fā)饋的政治思想。
為改變北宋“積貧積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顧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發(fā)動和領導了一場以“理財”“整軍”為中心，以“富國強民”為目的，涉及到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各個方面的規(guī)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史稱“熙寧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寧稱贊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在文學方面，王安石不僅在理論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別具一格。他的詩詞瘦硬雄直，散文說理邏輯嚴密，行文峭拔凌厲，給后人留下1540多首詩歌，800多篇散文的豐富文化遺產。其詩文《泊船瓜洲》中“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堪為千古絕唱。《桂枝香 金陵懷古》一詞寫景言志為詩詞名篇。散文《答司馬諫議書》《游褒禪山記》作為范文精選入中學課本。卓絕的文學造詣實為唐宋八大家之中堅，現存作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周官新義》，《宋說》等。
他的散文緊貼社會、政治和人生的實際問題，直接為他的政治斗爭服務。《答司馬諫議書》剖析了司馬光反對新政的言詞，言詞簡練、委婉、堅決，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讀孟嘗君傳》分析歷史事實，駁斥了孟嘗君養(yǎng)士的傳統(tǒng)觀念，暢談如何才算“得士”的問題。即使像《傷仲永》這樣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現文思上，其實際的用意是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
在游記這一最具辭采和情趣的文體里，王安石也常將極富哲理的主題引入，如《游褒禪山記》中用了近一半篇幅來議論這樣一個理性的問題：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達到超越常規(guī)的境界，就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具有超強的意志，此外，別無捷徑可尋。
王安石的散文以議論性居多。他較少注意文章氣氛的醞釀，從感情上打動人，而是多針砭時弊，根據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主張。因此，他的散文一般具有較強的概括力與邏輯性，語言簡練、樸素，立意非凡。
王安石家族簡介
王安石（1021—1086）中國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提出和堅持“權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抑郁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fā)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tǒng)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范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荊，死后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與王安石家族 據史料記載，王安石家族臨川王氏為太原王氏分派，臨川王氏祖先為王安石的曾祖王明。王明以子貴贈尚書員外郎。其長子王用之，衛(wèi)尉寺丞；次子王觀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臨川王氏先世衰徽無聞，至王觀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為吏，再到王用之子孫輩開始興盛，王用之娶妻謝氏，封永安縣君，生有五子，其中長子王益和五子王孟最像父親。王孟官楚州司理參軍，其子沆，官荊南府建寧縣令。王益，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歷任建安主薄、臨江軍判，知新淦、新繁縣，天圣時以殿中丞知韶州，終官尚書都官員外郎，卒贈工部郎中，后以子貴追封楚國公，贈太師中書令。王益中進士和做官，標志著臨川王氏已經崛起。
臨川王氏傳到王益的兒子輩時，家族臻于極盛。王益娶妻徐氏、吳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學問，嘗以五經教授弟子于江淮間，其門下成器者甚眾，后以進士下科補宜州司戶，終官于監(jiān)江寧鹽院，著有文集15卷。王安國，熙寧初以材引召試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后歷任崇文院校書、秘閣校理、著作郎、大理寺丞，屢以新法力諫，后為呂惠卿所誣陷，卒年47歲，有文集60卷。王安禮，嘉佑六年(1061年)進士，歷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知潤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終知太原府。王安禮為人剛直寬諒，多次以直諫聞名。當年蘇軾下獄，情勢危急，無人敢救，獨王安禮從容上諫守神宗，使蘇軾得以減輕處罰。后因得罪權貴而見黜不得重用。紹圣二年去世，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宋史》68卷有傳。
在王益七子中，最優(yōu)秀的當屬王安石。王安石之后，臨川王氏也隨變法失敗而日益衰落。王安石娶妻吳氏，封越國夫人，生二子：長子王雱，為人聰敏過人，有才學，未及冠已著書數萬言。治平四年進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閣侍制。王安石變法，王雱實導之。但其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為政尚嚴酷，年33歲去世，特贈左諫議大夫，《宋史》有傳。次子王旁(滂)，初以父官蔭江寧府糧料院勾當，累官奉議郎秘書省正字。王雱無嗣，王旁則有一子王桐，官承事郎龍圖閣直學士，累贈特進。王桐之子王玨，初因王安石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紹興二年起家鹽官縣丞，歷兩浙湖南提舉常平茶鹽，興利除弊，遷湖北夔州轉運判官，有政聲。終官太府少卿，卒于蘇州寶華山。王玨有子王宜之，是為王安石玄孫，其后不詳。
王安石
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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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qū)鄧家巷）[1]人。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2]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創(chuàng)“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fā)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概述圖來源：中華英烈祠[3]）
本名
王安石
別名
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
字
介甫
號
半山
所處時代
北宋
人物關系
王雱
兒子
王益
父親
王安禮
弟弟
王無咎
學生
徐禧
對手
快速
導航
為政舉措文學成就主要作品人物評價軼事典故親屬成員史料記載后世紀念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江西臨川。他的父親王益，時任臨江軍判官。[5][1]
王安石題跋像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6][7][8]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江西人曾鞏，曾鞏向同為江西出身的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9][10]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jié)度判官。[11]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12]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13][14]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yǎng)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15]
王安石主張“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16]
他質疑皇帝和龍雜交，還懟天懟地，被認為是王莽的“接班人”
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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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說政事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17]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18]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19][20]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21]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2]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23]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24]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guī)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25]
宋英宗在位時期（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職，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26]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27][28]，起用他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29]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30]
熙寧變法
參見：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躋身執(zhí)政之列。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31][32]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33]
共6張
王安石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34]
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古代科舉考試難不難？只八股文你就不會寫，900年前源頭總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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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黨爭
參見：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35]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guī)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zhí)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guī)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37]
王安石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38]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39][40]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41]
「阿云殺夫案」：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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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面前，一切仁義道德都不復存在，王安石變法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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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百姓告狀，這位大宋宰相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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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3」宋神宗方法論：王安石被起用以及司馬光主動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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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jiān)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42]
王安石畫像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徑授吏部尚書之銜。[43]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神宗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44]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xù)推行下去。[45]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極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46]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47]
歷史上的今天︱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變法，為何又兩度將他罷相？
朝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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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為司空。[48]
王安石半身畫像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49]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執(zhí)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50]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51]
王安石：人生總要有一種執(zhí)念，去對得起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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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說王安石：世人對他毀譽參半，一口氣看完“拗相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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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寧變法中，文壇大佬間的恩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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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你說是亂臣賊子，他說是千古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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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者，還是偏執(zhí)狂？
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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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舉措
政治
參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御，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tǒng)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后，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52]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fā)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53][54]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占的商業(yè)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fā)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55][56]
軍事
參見：熙河開邊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并節(jié)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zhàn)斗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jié)省了大量養(yǎng)馬費用；軍器監(jiān)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王安石頭像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zhàn)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余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zhàn)時，北宋朝廷開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zhàn)例。同時培養(yǎng)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將領，并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qū)的有利戰(zhàn)線，對宋與西夏的戰(zhàn)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55][56][57][58][59]
北宋能改變貧弱，王安石變法能成功，全都離不開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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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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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一位“妖人”出生，造就“弱宋”國富兵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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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砸缸救友震動京洛，卻為何成為好友改革變法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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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找到了: 好經讓人念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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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變法失敗，為什么范仲淹被稱一代名相，王安石卻背上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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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成就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不失大家風范。
散文
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60][61]
王安石立像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62]，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游，亦說理。[63][64]
詩歌
參見：王荊公體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前期創(chuàng)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后，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
《梅花》
后期創(chuàng)作“窮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詩歌藝術，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65][66][67][68]張舜民評：“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69]南宋敖陶孫稱其詩“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69]
詞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70]其抒情詞作，寫物詠懷，多選空闊蒼茫、淡遠純樸的形象，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豪縱沉郁，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71][72]
主要作品
王安石的存世作品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
類型 內容
散文
《傷仲永》《上仁皇帝言事書》《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答司馬諫議書》《材論》《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慈溪縣學記》《揚州新園亭記》《上人書》《祭歐陽文忠公文》
詩歌
《明妃曲二首》《書湖陰先生壁》 《棋》 《泊船瓜洲》 《與薛肇明弈棋賭》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驛》 《示長安君》 《郊行》《登飛來峰》《千秋歲引》《梅花》《元日》《商鞅》《蘇秦》《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夢中作》
詞
《桂枝香·金陵懷古》 《南鄉(xiāng)子·自古帝王州》《漁家傲·燈火已收正月半》 《菩薩蠻·數家茅屋閑臨水》 《清平樂·留春不住》《浣溪沙·百畝中庭半是苔》《千秋歲引·秋景》《菩薩蠻·集句》《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
人物評價
韓琦：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73]
曾公亮：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74]
唐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75]
曾鞏：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76]
司馬光：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zhí)拗耳。[77]
黃庭堅：余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云，不溺于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78]
楊時：今日之禍（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實安石有以啟之。[79]
朱熹：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80]
陸九淵：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yè)，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81]
朱光庭：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yǎng)交，寖成大弊。[82]
嚴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83]
崔鶠：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84]
羅大經：國家一統(tǒng)之業(yè)，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85]
袁桷：儒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秪益其病。在漢懿侯，治守清凈。惟爾荊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已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羞視七制。廷議藉藉，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銳。發(fā)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鐘陵，惘兮慎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吾將疇，依為學是師。[86]（《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顏元：①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87]②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87]
蔡上翔：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88]
梁啟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89]
蔡東藩：①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矯情立異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為唐太宗，而安石進之以堯、舜，神宗目安石為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況。試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為所惑乎？當時除吳奎、張方平、蘇洵外，如李師中者，嘗謂其必亂天下。[90]②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誤在未審國情，獨執(zhí)己見，但知理財之末跡，而未知理財之本原耳。當安石知鄞時，略行新法，邑人稱便，即嘵嘵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zhí)政非長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詬病，而安石愈覺自是，黜陟予奪，任所欲為。至若登州婦人一案，較諸斗鶉少年，尤關風化，同僚謂不宜減罪，而彼必欲減免之，蓋無非一矯情立異之見耳。夫朝廷舉措，關系天下安危，而顧可以矯情立異行之乎？我姑勿論安石之法，已先當誅安石之心。[91]
呂思勉：王安石的變法，舊史痛加詆毀，近來的史家，又有曲為辯護的，其實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錯的。但行政有一要義，即所行之事，必須要達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竇，必須減至極少。若弊竇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達，就不免徒滋紛擾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說他全無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極大，則亦不容為諱。[92]
毛澤東：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并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93]
蔣介石：我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漢以前則推周公，至于秦漢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94]
黃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zhí)行于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95]
余英時：神宗與王安石共定國是以后，皇帝事實上已與以宰相為首的執(zhí)政派聯成一黨，不復具有超越的地位。[96]
列寧：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成。[97]
王安石：德如壁立千仞，才如汪洋恣肆，終究是大忠還是大奸？
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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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1月9日，金國攻陷宋朝首都開封，王安石卻為此躺槍
趣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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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事典故
拗相公
明末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寫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事。王安石告老還鄉(xiāng)時，沿途所見所聞，都是百姓對變法的不滿和怨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寫道：“因他性子執(zhí)拗，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98]
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并不是王安石所說，卻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將它歸到王安石名下。“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異不必畏懼；“祖宗不足法”是指對前人制定的法規(guī)制度不應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需顧慮。后世對這三句話多加褒獎，認為它表達了一位改革家無所畏懼的精神態(tài)度。王安石正是以這種精神毅力來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的。[99]
清廉樸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沒準備。蕭公子心里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后，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100]
不邇聲色
王安石任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xiāng)縣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大詩人、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謚號“文”。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鎮(zhèn)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宋神宗時宰相。創(chuàng)新法，改革舊政，世稱王荊公。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詞作不多，但其詞能夠“一洗五代舊習”，境界醒豁。今傳《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1]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2]，創(chuàng)“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fā)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請介紹一下王安石的一生
如《周禮義序》、 《詩義序》等,在學術見解中體現了他反傳統(tǒng)的政治態(tài) 度,即蘇軾所謂“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王 安石贈太傅》);行文則“簡而能莊”(沈德潛《唐宋 八家文鈔》卷三十),字字著力。《答司馬諫議書》駁 司馬光對新法的非難,邏輯嚴密;《答呂吉甫書》以釋 憾解怨的態(tài)度作絕交書,置個人...
王安石的簡介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漢族。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區(qū)荊公路鄧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張改革變法。詩作《元日》、《梅花》等最為著名。更多的資料你可...
有誰了解兩晉南北朝的,知道謝安的簡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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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一定要簡單，詳細。謝謝。解析: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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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與孟郊的資料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江西臨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王安石出身官宦之家，於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嘉佑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
青年散文作家巴山夜雨簡介
近年來，安石藝術事跡成為海內外各大傳媒的文化熱點。其作品和簡介被編入《中國當代名人大辭典--文化藝術卷》、《世界書畫家大辭典》、《世界名人錄》、《中國專家大辭典》等書典中。安石先生利用名人效應，為西部貧困山區(qū)奔走海內外，聯系捐助希望工程,被譽為"大巴山希望工程的希望大使。他自己所賣的...
王安石簡介
1、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qū)）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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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市同軸： ______ 你好!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如有疑問,請追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