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獄 清代文字獄是怎樣的？
1、孫嘉淦偽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會上流傳所謂孫嘉淦偽奏稿。孫曾官至工部尚書，生性耿直，敢于犯顏直奏，因此社會上有人冒其名寫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過”（據(jù)后來所傳，說奏稿的主要內(nèi)容是批評他南巡擾民，奢侈浪費和賞罰不公等）。乾隆大怒，說這“全屬虛捏”，他下令各省督撫、各級官員嚴(yán)查偽稿的炮制者和傳播者。至同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東曾發(fā)現(xiàn)偽奏稿，山東巡撫以為“無庸深究”，被乾隆革職查辦；御史書成上疏委婉提出勸阻，說此案曠日持久，“株連終所難免，懇將人犯即行免釋”，乾隆閱后大怒，連降二道諭旨申斥書成為“喪心病狂之言”，書成被革職服苦役，此后無人敢諫
在繼續(xù)追查中，有挾仇誣告，有畏刑妄承，有株連擾累，總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容泰，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后斬決，家屬照例連坐。辦案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職拿問，連兩江總督、漕運總督也被牽連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盧的供詞前后矛盾，他說偽稿是劉所供，但二人并未對質(zhì)，又無其他證據(jù)，只是負(fù)責(zé)此案的官員怕?lián)?dāng)“查處不力”的罪名，就倉促判決定案了。
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己名寫偽奏稿。乾隆十八年，孫因驚懼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fēng)血雨中，正氣傲首俱喪，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xué)士及廣西學(xué)政等職，乾隆十八年，有人將胡所著《堅磨生詩抄》送乾隆處告密，說《詩抄》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乾隆大怒，認(rèn)為這是“悖逆詆訕怨望之詞”，日月合寫為明字，是胡有意恢復(fù)明朝，指斥胡詩：“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詩中還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認(rèn)為是胡諷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據(jù)此推理，胡的整部詩抄就成為有系統(tǒng)的反清的書
胡中藻案又引發(fā)鄂昌案。鄂昌，滿族人，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因胡曾任廣西學(xué)政，二人詩文唱和，這在當(dāng)時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沒有及時舉報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發(fā)現(xiàn)鄂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批示：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為胡兒，“此與自加詆毀何異？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賢良祠。乾隆又傳諭八旗，應(yīng)保持滿族人騎射尚武傳統(tǒng)，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xí)俗，玩物喪志，云云。
3、王錫候《字貫》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后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他心灰意冷，專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證都不容易，于是用數(shù)年的功夫，編了一部《字貫》，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瀧南告發(fā)，說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圣祖。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樣時應(yīng)如何改寫以避諱。王錫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規(guī)定，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還認(rèn)為該書沒有按更嚴(yán)格的避諱方法（如“弘�”二字應(yīng)寫成“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從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認(rèn)為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被斬立決，家屬按例受株連。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dāng)初在接到王瀧南控告后，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候的功名。乾隆認(rèn)為海成判的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因查繳出禁書8000多冊，曾受到乾隆嘉獎，如今一著不慎，便淪為階下囚。從此以后各省督撫大員及各級官員，遇到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擬具處理意見時，就寧嚴(yán)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案。徐為江蘇東臺縣舉人，生于康熙中葉，約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樓詩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卻被仇家蔡嘉樹告發(fā)，子孫因而獲罪。該詩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與“胡兒”諧音）擱半邊”；“清風(fēng)不識字，何須亂翻書？”等句都被乾隆認(rèn)為是“叛逆之詞”，說“壺兒”是諷刺滿人；“清風(fēng)”一句是指滿人沒文化。詩集中還有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說是指“明代”，因此這兩句便被說成是懷念明朝。最后判決：徐及其子已死，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徐的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詩”罪論斬。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發(fā)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發(fā)成濯”四個字，乾隆根據(jù)《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認(rèn)為此二人的名字是詆毀本朝剃發(fā)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死。
此前，江蘇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樹的告發(fā)，陶認(rèn)為蔡是挾嫌傾陷，令其幕友陸琰批文將此案交揚州府查辦。案發(fā)后，乾隆對如此處理震怒異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斬監(jiān)候，不久瘐死獄中。陸琰完全是辦理上級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曾為徐的詩文作序的、被認(rèn)為辦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職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黃梅縣監(jiān)生，在其所著《芥圃詩抄》中，有“大道目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經(jīng)仇家告發(fā)，乾隆批道：“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湮在讀《后漢書·趙壹傳》中的五言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發(fā)為以古諷今，判斬立決。
7、山東省壽光縣民魏塾讀史時，對一千多年前晉代大夫江統(tǒng)寫的《徙戎論》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論》針對晉朝時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漸遷入中原居住的情況，建議把他們遷徙回原處，以使“戎晉不雜，各得其所”。此議未被晉政權(quán)采納。魏塾對此加批注，說那時“在朝諸官俱是駑才豬眼，不用江統(tǒng)之論，遂釀成五胡之災(zāi)”。經(jīng)人告發(fā)，乾隆認(rèn)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斬立決。
8、江西省德興縣祝庭諍為教兒孫識字并學(xué)點歷史知識，手寫成一本《續(xù)三字經(jīng)》，經(jīng)人告發(fā)，官府查抄，發(fā)現(xiàn)該書“于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這樣幾句：“發(fā)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被乾隆認(rèn)為是影射清朝，“明系隱寓詆清”，結(jié)果已故的祝庭諍被開棺戮尸，其子及16歲以上的孫輩均被斬立決。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發(fā)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詩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約亭遺詩》中有“悖逆”句，如“長明寧易得”、“短發(fā)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認(rèn)為懷念明朝，咒罵本朝強迫剃發(fā)，“卜太平”一句被認(rèn)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這樣，戴移孝、戴昆雖死去數(shù)十年，仍被開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斬立決，其子侄多人亦被斬監(jiān)候。
10、清初浙江仁和縣人卓長齡亦因詩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等句。被人告發(fā)，乾隆判為逆詩，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雖已死多年，仍被開棺戮尸，其孫卓天柱等被斬立決。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蘇大災(zāi)，莊稼歉收，米價暴漲，災(zāi)民無以為生，而貪官污吏只顧自己享樂，置災(zāi)民于不顧。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氣憤，乃將《四書》湊集成文，題為《吊時語》，抨擊貪官。乾隆認(rèn)為這是“侮圣非法，實乃莠民”，朱被殺，凡看過《吊時語》而未告發(fā)的也被嚴(yán)懲
背棄即位之初的諾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獄。乾隆可能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xùn)，在他即位初年，頗表現(xiàn)了某些開明。大學(xué)士鄂爾泰曾奏請回避御諱。乾隆說：“避諱雖歷代相沿，而實文字末節(jié)，無關(guān)大義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如遇“弘�”二字，“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有避諱之意矣”。
乾隆還曾說，“（朕）自幼讀書宮中，從未與聞外事，耳目未及之處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見，深籌國計民生要務(wù)，詳酌人心風(fēng)俗之攸宜，毋欺毋隱”，“即朕之諭旨，倘有錯誤之處，亦當(dāng)據(jù)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xí)，而庶政之不能就緒者鮮矣”。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認(rèn)識到這一點，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監(jiān)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請寬妖言禁誣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時期文字獄的弊病：“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fēng)，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時人之習(xí)態(tài)，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違紀(jì)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dāng)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陳言，對清王朝康、雍兩代的文字獄造成的禍害條分縷析，切中時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響，在此后的十多年間，文字獄較少見，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孫嘉淦偽奏稿以后，他就背棄了自己的諾言，不只不許臣民“據(jù)實直陳”他的“錯誤之處”，而且對臣民的詩文吹毛求疵，斷章取義，隨意附加“影射譏諷”等罪名，殺人無數(shù)。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見。
一般認(rèn)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網(wǎng)稍寬，對下面官員或因邀功或因畏罰而送上來的文字獄案，乾隆有時批示：“朕凡事不為己甚，豈于文字反過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僥幸逃過此難的。
但縱觀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獄上，應(yīng)說以乾隆為最甚。
按《大清律例》規(guī)定：“凡謀反及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還有史料說：罪人家的十五歲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之前，俱應(yīng)先予閹割，十分殘忍。上述許多以“悖逆”罪判決的文字獄，大都是按此處理。御史湯先甲曾上奏折，建議：凡收藏野史之類的案件，不宜視為大逆而過分誅求，結(jié)果被乾隆嚴(yán)加申斥，將原奏折擲還。自后無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撫大員和各級官吏，搜查禁書。對于有積極表現(xiàn)的，就獎勵升官；對于不積極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級官員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到處搜查禁書，翻箱倒柜，弄得各州縣鄉(xiāng)里騷然。官員們在處理案犯時也就無限上綱，寧枉勿縱，而何謂“悖逆”，何謂“禁書”，又沒有個標(biāo)準(zhǔn)，所以奸人就可以亂加解釋，挾嫌誣告，或因敲詐不遂而告發(fā)。
在這種社會風(fēng)氣下，勢必產(chǎn)生一批文化鷹犬，如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報：“為查獲行蹤妄僻，詩句牢騷可疑之犯……臣諄飭各屬，不論窮鄉(xiāng)僻壤，庵堂歇店細加盤詰。”官府尚且如此，一些無恥文人更為虎作倀，用各種卑鄙手段獲取告密材料，以為自己升官發(fā)財進身之階。梁啟超在《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中說：“文字獄頻興，學(xué)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xué)術(shù)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xí)。”魯迅也說：“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這種文化專制恐怖主義之下，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不得不聲明，此書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賈雨（假語）村言，甄士（真事）隱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為了躲過殘酷的森嚴(yán)文網(wǎng)。當(dāng)時的士人絕大多數(shù)也終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提心吊膽過日子，更不敢言創(chuàng)新和改革，只能謹(jǐn)守“祖宗之法”，終日揣摩上意，歌功頌德，唯唯諾諾。
大清建國以來，對中原民族不但在軍事上予以殘酷殺戮，而且在經(jīng)濟上大肆掠奪破壞，尤有遠見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獄，大搞文化壓迫。早在清軍入關(guān)不久，清廷就開始了對中華文化的壓迫摧殘。順治二年(1645年)，江陰人黃毓祺被告發(fā)寫有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fù)明，抄家滅門戮尸，兒女發(fā)配給旗人為奴。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和尚釋函可身攜一本紀(jì)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yán)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書的罪名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xué)士剛林認(rèn)為是“目無本朝”，是目無“正統(tǒng)”的“不赦之條”。由此清廷規(guī)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jīng)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就是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yán)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nèi)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后，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曉史事，于是出錢從朱國禎后人處買了史稿，并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rèn)清朝的正統(tǒng)，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guān)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后，起初并無事，只因幾年后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dāng)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yán)究。于是與莊氏《明史》有關(guān)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dāng)?shù)毓倮?，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數(shù)百人受牽連發(fā)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jì)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jīng)人營救方才出獄。后來竟發(fā)展到歹徒們索性自制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shù)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nèi)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jīng)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fā)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wèi)都指揮使，明亡后，隱居在家。曾經(jīng)接濟過于七農(nóng)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jié)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dāng)上翰林后，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jīng)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至于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就更是搞的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于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后，至于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后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yán)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shù)幾與四庫現(xiàn)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連宋應(yīng)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于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從日本找出來！中華歷史上的民族政權(quán)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tǒng)治者這樣，徹底摧毀中華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中華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中華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滿清統(tǒng)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獄；所“漢化”深者：工于心術(shù)而極力摧殘中華，尤其中華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外族統(tǒng)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難怪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jīng)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tǒng)治者利益相關(guān)的明朝人的文學(xué)和歷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zhàn)斗精神的作品盡量摒棄和抽毀，對于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xiāng)被金人占領(lǐng)：“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陳亮的《水調(diào)歌頭·不見南師久》詞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yīng)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還有更荒謬的，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yīng)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guān)涉。那么為什么還要改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做慣了奴才的《四庫全書》館臣看到就感到別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么自覺的奴才態(tài)度！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nèi)廷，而且“還頒之文風(fēng)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里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后雜談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們說什么根據(jù)《高宗實錄》(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這個《四庫全書》是乾隆帝親校(夠他校一輩子的)，紀(jì)曉嵐親自三校。這除了給出版界、學(xué)術(shù)界增添些笑料還能說明什么呢？
乾隆即位后，文網(wǎng)更加嚴(yán)密，文字獄更加頻繁。翰林學(xué)士胡中藻有句詩曰“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看到后大發(fā)雷霆：“加‘濁’字于國號‘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濁”字被殺，并罪及師友。有個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樓》詩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讀作朝代之“朝”，“要興明朝而去我本朝”。結(jié)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孫子和為詩集校對的人也全都處死。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翰林學(xué)士胡中藻有句詩曰“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看到后大發(fā)雷霆：“加‘濁’字于國號‘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濁”字被殺，并罪及師友。有個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樓》詩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讀作朝代之“朝”，“要興明朝而去我本朝”。結(jié)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孫子和為詩集校對的人也全都處死。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在繼續(xù)追查中，有挾仇誣告，有畏刑妄承，有株連擾累，總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容泰，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后斬決，家屬照例連坐。辦案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職拿問，連兩江總督、漕運總督也被牽連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盧的供詞前后矛盾，他說偽稿是劉所供，但二人并未對質(zhì)，又無其他證據(jù)，只是負(fù)責(zé)此案的官員怕?lián)?dāng)“查處不力”的罪名，就倉促判決定案了。
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己名寫偽奏稿。乾隆十八年，孫因驚懼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fēng)血雨中，正氣傲首俱喪，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xué)士及廣西學(xué)政等職，乾隆十八年，有人將胡所著《堅磨生詩抄》送乾隆處告密，說《詩抄》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乾隆大怒，認(rèn)為這是“悖逆詆訕怨望之詞”，日月合寫為明字，是胡有意恢復(fù)明朝，指斥胡詩：“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詩中還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認(rèn)為是胡諷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據(jù)此推理，胡的整部詩抄就成為有系統(tǒng)的反清的書
胡中藻案又引發(fā)鄂昌案。鄂昌，滿族人，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因胡曾任廣西學(xué)政，二人詩文唱和，這在當(dāng)時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沒有及時舉報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發(fā)現(xiàn)鄂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批示：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為胡兒，“此與自加詆毀何異？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賢良祠。乾隆又傳諭八旗，應(yīng)保持滿族人騎射尚武傳統(tǒng)，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xí)俗，玩物喪志，云云。
3、王錫候《字貫》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后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他心灰意冷，專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證都不容易，于是用數(shù)年的功夫，編了一部《字貫》，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瀧南告發(fā)，說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圣祖。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樣時應(yīng)如何改寫以避諱。王錫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規(guī)定，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還認(rèn)為該書沒有按更嚴(yán)格的避諱方法（如“弘�”二字應(yīng)寫成“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從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認(rèn)為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被斬立決，家屬按例受株連。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dāng)初在接到王瀧南控告后，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候的功名。乾隆認(rèn)為海成判的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因查繳出禁書8000多冊，曾受到乾隆嘉獎，如今一著不慎，便淪為階下囚。從此以后各省督撫大員及各級官員，遇到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擬具處理意見時，就寧嚴(yán)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案。徐為江蘇東臺縣舉人，生于康熙中葉，約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樓詩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卻被仇家蔡嘉樹告發(fā)，子孫因而獲罪。該詩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與“胡兒”諧音）擱半邊”；“清風(fēng)不識字，何須亂翻書？”等句都被乾隆認(rèn)為是“叛逆之詞”，說“壺兒”是諷刺滿人；“清風(fēng)”一句是指滿人沒文化。詩集中還有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說是指“明代”，因此這兩句便被說成是懷念明朝。最后判決：徐及其子已死，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徐的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詩”罪論斬。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發(fā)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發(fā)成濯”四個字，乾隆根據(jù)《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認(rèn)為此二人的名字是詆毀本朝剃發(fā)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死。
此前，江蘇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樹的告發(fā)，陶認(rèn)為蔡是挾嫌傾陷，令其幕友陸琰批文將此案交揚州府查辦。案發(fā)后，乾隆對如此處理震怒異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斬監(jiān)候，不久瘐死獄中。陸琰完全是辦理上級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曾為徐的詩文作序的、被認(rèn)為辦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職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黃梅縣監(jiān)生，在其所著《芥圃詩抄》中，有“大道目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經(jīng)仇家告發(fā)，乾隆批道：“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湮在讀《后漢書·趙壹傳》中的五言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發(fā)為以古諷今，判斬立決。
7、山東省壽光縣民魏塾讀史時，對一千多年前晉代大夫江統(tǒng)寫的《徙戎論》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論》針對晉朝時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漸遷入中原居住的情況，建議把他們遷徙回原處，以使“戎晉不雜，各得其所”。此議未被晉政權(quán)采納。魏塾對此加批注，說那時“在朝諸官俱是駑才豬眼，不用江統(tǒng)之論，遂釀成五胡之災(zāi)”。經(jīng)人告發(fā)，乾隆認(rèn)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斬立決。
8、江西省德興縣祝庭諍為教兒孫識字并學(xué)點歷史知識，手寫成一本《續(xù)三字經(jīng)》，經(jīng)人告發(fā)，官府查抄，發(fā)現(xiàn)該書“于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這樣幾句：“發(fā)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被乾隆認(rèn)為是影射清朝，“明系隱寓詆清”，結(jié)果已故的祝庭諍被開棺戮尸，其子及16歲以上的孫輩均被斬立決。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發(fā)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詩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約亭遺詩》中有“悖逆”句，如“長明寧易得”、“短發(fā)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認(rèn)為懷念明朝，咒罵本朝強迫剃發(fā)，“卜太平”一句被認(rèn)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這樣，戴移孝、戴昆雖死去數(shù)十年，仍被開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斬立決，其子侄多人亦被斬監(jiān)候。
10、清初浙江仁和縣人卓長齡亦因詩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等句。被人告發(fā)，乾隆判為逆詩，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雖已死多年，仍被開棺戮尸，其孫卓天柱等被斬立決。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蘇大災(zāi)，莊稼歉收，米價暴漲，災(zāi)民無以為生，而貪官污吏只顧自己享樂，置災(zāi)民于不顧。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氣憤，乃將《四書》湊集成文，題為《吊時語》，抨擊貪官。乾隆認(rèn)為這是“侮圣非法，實乃莠民”，朱被殺，凡看過《吊時語》而未告發(fā)的也被嚴(yán)懲
背棄即位之初的諾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獄。乾隆可能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xùn)，在他即位初年，頗表現(xiàn)了某些開明。大學(xué)士鄂爾泰曾奏請回避御諱。乾隆說：“避諱雖歷代相沿，而實文字末節(jié)，無關(guān)大義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如遇“弘�”二字，“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有避諱之意矣”。
乾隆還曾說，“（朕）自幼讀書宮中，從未與聞外事，耳目未及之處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見，深籌國計民生要務(wù)，詳酌人心風(fēng)俗之攸宜，毋欺毋隱”，“即朕之諭旨，倘有錯誤之處，亦當(dāng)據(jù)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xí)，而庶政之不能就緒者鮮矣”。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認(rèn)識到這一點，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監(jiān)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請寬妖言禁誣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時期文字獄的弊病：“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fēng)，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時人之習(xí)態(tài)，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違紀(jì)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dāng)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陳言，對清王朝康、雍兩代的文字獄造成的禍害條分縷析，切中時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響，在此后的十多年間，文字獄較少見，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孫嘉淦偽奏稿以后，他就背棄了自己的諾言，不只不許臣民“據(jù)實直陳”他的“錯誤之處”，而且對臣民的詩文吹毛求疵，斷章取義，隨意附加“影射譏諷”等罪名，殺人無數(shù)。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見。
一般認(rèn)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網(wǎng)稍寬，對下面官員或因邀功或因畏罰而送上來的文字獄案，乾隆有時批示：“朕凡事不為己甚，豈于文字反過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僥幸逃過此難的。
但縱觀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獄上，應(yīng)說以乾隆為最甚。
按《大清律例》規(guī)定：“凡謀反及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還有史料說：罪人家的十五歲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之前，俱應(yīng)先予閹割，十分殘忍。上述許多以“悖逆”罪判決的文字獄，大都是按此處理。御史湯先甲曾上奏折，建議：凡收藏野史之類的案件，不宜視為大逆而過分誅求，結(jié)果被乾隆嚴(yán)加申斥，將原奏折擲還。自后無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撫大員和各級官吏，搜查禁書。對于有積極表現(xiàn)的，就獎勵升官；對于不積極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級官員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到處搜查禁書，翻箱倒柜，弄得各州縣鄉(xiāng)里騷然。官員們在處理案犯時也就無限上綱，寧枉勿縱，而何謂“悖逆”，何謂“禁書”，又沒有個標(biāo)準(zhǔn)，所以奸人就可以亂加解釋，挾嫌誣告，或因敲詐不遂而告發(fā)。
在這種社會風(fēng)氣下，勢必產(chǎn)生一批文化鷹犬，如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報：“為查獲行蹤妄僻，詩句牢騷可疑之犯……臣諄飭各屬，不論窮鄉(xiāng)僻壤，庵堂歇店細加盤詰。”官府尚且如此，一些無恥文人更為虎作倀，用各種卑鄙手段獲取告密材料，以為自己升官發(fā)財進身之階。梁啟超在《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中說：“文字獄頻興，學(xué)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xué)術(shù)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xí)。”魯迅也說：“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這種文化專制恐怖主義之下，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不得不聲明，此書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賈雨（假語）村言，甄士（真事）隱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為了躲過殘酷的森嚴(yán)文網(wǎng)。當(dāng)時的士人絕大多數(shù)也終日戰(zhàn)戰(zhàn)兢兢，提心吊膽過日子，更不敢言創(chuàng)新和改革，只能謹(jǐn)守“祖宗之法”，終日揣摩上意，歌功頌德，唯唯諾諾。
大清建國以來，對中原民族不但在軍事上予以殘酷殺戮，而且在經(jīng)濟上大肆掠奪破壞，尤有遠見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獄，大搞文化壓迫。早在清軍入關(guān)不久，清廷就開始了對中華文化的壓迫摧殘。順治二年(1645年)，江陰人黃毓祺被告發(fā)寫有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fù)明，抄家滅門戮尸，兒女發(fā)配給旗人為奴。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和尚釋函可身攜一本紀(jì)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yán)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書的罪名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xué)士剛林認(rèn)為是“目無本朝”，是目無“正統(tǒng)”的“不赦之條”。由此清廷規(guī)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jīng)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就是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yán)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nèi)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后，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曉史事，于是出錢從朱國禎后人處買了史稿，并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rèn)清朝的正統(tǒng)，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guān)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后，起初并無事，只因幾年后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dāng)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yán)究。于是與莊氏《明史》有關(guān)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dāng)?shù)毓倮?，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數(shù)百人受牽連發(fā)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jì)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jīng)人營救方才出獄。后來竟發(fā)展到歹徒們索性自制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shù)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nèi)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jīng)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fā)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wèi)都指揮使，明亡后，隱居在家。曾經(jīng)接濟過于七農(nóng)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jié)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dāng)上翰林后，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jīng)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至于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就更是搞的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于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后，至于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咸、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后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yán)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shù)幾與四庫現(xiàn)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連宋應(yīng)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于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從日本找出來！中華歷史上的民族政權(quán)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滿清統(tǒng)治者這樣，徹底摧毀中華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中華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中華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滿清統(tǒng)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獄；所“漢化”深者：工于心術(shù)而極力摧殘中華，尤其中華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外族統(tǒng)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難怪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jīng)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tǒng)治者利益相關(guān)的明朝人的文學(xué)和歷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zhàn)斗精神的作品盡量摒棄和抽毀，對于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xiāng)被金人占領(lǐng)：“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陳亮的《水調(diào)歌頭·不見南師久》詞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yīng)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還有更荒謬的，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yīng)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guān)涉。那么為什么還要改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做慣了奴才的《四庫全書》館臣看到就感到別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么自覺的奴才態(tài)度！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nèi)廷，而且“還頒之文風(fēng)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里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后雜談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們說什么根據(jù)《高宗實錄》(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這個《四庫全書》是乾隆帝親校(夠他校一輩子的)，紀(jì)曉嵐親自三校。這除了給出版界、學(xué)術(shù)界增添些笑料還能說明什么呢？
乾隆即位后，文網(wǎng)更加嚴(yán)密，文字獄更加頻繁。翰林學(xué)士胡中藻有句詩曰“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看到后大發(fā)雷霆：“加‘濁’字于國號‘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濁”字被殺，并罪及師友。有個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樓》詩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讀作朝代之“朝”，“要興明朝而去我本朝”。結(jié)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孫子和為詩集校對的人也全都處死。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翰林學(xué)士胡中藻有句詩曰“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看到后大發(fā)雷霆：“加‘濁’字于國號‘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濁”字被殺，并罪及師友。有個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樓》詩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讀作朝代之“朝”，“要興明朝而去我本朝”。結(jié)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孫子和為詩集校對的人也全都處死。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古代文字獄是什么
秦朝被推翻后，關(guān)于文字獄的記載并沒有消失，之后的歷朝歷代還在繼續(xù)沿用。本文為“文史不假”個人原創(chuàng)，只發(fā)表于頭條號和百家號，其余平臺皆為抄襲！西漢時期，楊惲因為在《報孫會宗書》中文字不當(dāng)而觸怒了漢宣帝，遭到腰斬棄市的嚴(yán)厲懲處。此后，無論東漢、南北朝、隋唐、兩宋還是明代，基本上都有...
哪些朝代國家施行過文字獄
清代文字獄，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明史》案為起始，亦有追溯到順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的，下限則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賀世盛《篤國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間，文字獄多達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獄大致有3種情況：①清先世曾臣服于...
文字獄的清朝
1.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dāng)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允禛篡]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暴君早...
文字獄從什么時候開始哪三個朝代最厲害
秦朝開始，最厲害的順序依次是清代、文革時期。其他的文字獄只是知識分子運氣不好，剛剛被皇帝知道了，但是滿清朝的不一樣，比如康熙，每隔兩年就派人去找一找“文人的犯罪點”，乾隆最勤，一年翻一次。其他朝代的皇帝沒這么閑，也不會花國庫的銀子養(yǎng)一幫人專門迫害知識分子（注意，這是“專門”）。文...
文字獄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
文字獄，我認(rèn)為是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開始的，那時候在秦國已經(jīng)有了，那時候焚書坑儒。
拜托大家給我介紹幾個文字獄的典型!
而漢奸岳鐘琪也沒有好下場,他后來因進討準(zhǔn)噶爾失利,被大學(xué)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jiān)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準(zhǔn)確的來說,曾靜、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shè)置的刑獄。”的定義,并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6 【最典型】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
文字獄出現(xiàn)在什么朝代
這種做法造成了許多冤案和不幸，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阻礙了思想自由和學(xué)術(shù)進步，對社會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扼殺作用。它也限制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傳播，使許多優(yōu)秀作品被禁止或焚毀，造成了文化的斷層和缺失。明朝嘉靖年間的文字獄始于1546年，以弘治年間大學(xué)士楊廷和的《吾孫自述》為開端。這場文字獄的起因是...
文字獄開始于什么時間
最早的文字獄：夏桀所制造的關(guān)龍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個昏君、暴君。史稱：“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guān)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jié)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
雍正王朝文字獄第一案:年羹堯案是怎么發(fā)生的?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dāng)時還是雍親王的允禛。胤禛即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雍正...
洪武年間的文字獄是哪年\\以什么事件開始的
以上這個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黃溥所著的《閑中古今錄》。雖然不能就此確定這就是洪武年間文字獄的起因,但卻可以證明當(dāng)時確實存在著文字獄。其實,真正構(gòu)成文字獄的原因還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興起文字獄的目的無非兩條:1.打擊不順從于明朝的文人;2.個人心理上的極度自卑與自尊。前一條從維護統(tǒng)治的觀點來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