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搜山的二郎搜山圖歌
明代作家吳承恩有《二郎搜山圖歌》云:
李在唯聞畫山水,不謂兼能貌神鬼。筆端變幻真駭人,意態(tài)如生狀奇詭。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fēng)。星飛電掣各奉命,搜羅要使山林空。名鷹搏拏?cè)v嚙,大劍長刀瑩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灑嬌啼血。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縱。青鋒一下斷狂虺,金鏁交纏擒毒龍。神兵獵妖猶獵獸,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牙爪雖存敢馳驟。我聞古圣開鴻蒙,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來羣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終南進士老鍾馗,空向?qū)m闈啖虛耗。民災(zāi)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兇。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fēng)三嘆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
【注釋】(1)豸(zhi)史:執(zhí)法官吏,屬刑部,(2)青氈再還:《晉書·王羲之傳》附王獻之:“夜臥齋中,而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后以“青氈”指代故家舊物。(3)寶劍重合:傳說干將、莫邪二人為夫婦。楚王命干將鑄劍。三年鑄成雌雄二劍,分別命名干將、莫邪。干將自知劍成后必將被殺,故藏雌劍不獻,留給其子,希望為他報仇。后其子赤鼻終于向暴君報了仇,而二劍重合。事見《搜神記》和《列異傳》。(4)都:美。清源公,指二郎神。(5)搏拿:搏擊。騰嚙:跳躍咬嚙。鷹和犬是搜山的主要幫手。(6)此句謂刀劍像白雪青霜一樣晶瑩閃光。(7)六丁:火神。也是搜山除妖的助手。(8)青鋒:劍。虺(hui):毒蛇,毒蟲。(9)逸:逃逸。(10)敢馳驟:(妖邪)再也不敢逞威。(11)鴻蒙: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狀態(tài)。(12)絕地天之通:使天地各得其所,人于其間建立固定的綱紀秩序。(13)啗(dan):吃。耗:鼠。虛耗:意指鬼。傳說鐘馗捉鬼而啗之。(14)五鬼:宋真宗朝,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五人奸邪險偽,但能得到皇帝的歡心。時稱“五鬼”。(15)虞:虞舜。四兇:傳說舜流放的四人或四族首領(lǐng)。《尚書·堯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ji gu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感服。”(16)致麟鳳:將能使天下清寧的好意見上呈給圣主。麟:《春秋》杜預(yù)注:“麟者仁壽,圣王之嘉瑞也。”鳳:比喻有圣德之人。
這首詩見諸吳承恩詩文集《射陽先生存稿》卷一。胡適在《西游記考證》中指出:“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tài)度了”。
這首題畫詩與《西游記》到底有何聯(lián)系呢?當年胡適只是將之作為吳承恩是《西游記》作者內(nèi)證之一舉出,而未論述。我今則追其余緒,詮釋如次。
《二郎搜山圖歌》寫作在前,《西游記》寫作在后。小說融合詩意,有因循,有變異。所謂因循有四:其一,二郎所用武器相似。詩云:“大劍長刀瑩霜雪”,“青鋒一下斷狂虺”;小說第六回“小圣施威降大圣”寫二郎神“腰掛彈弓新月樣,手執(zhí)三尖兩面三刃槍”,交戰(zhàn)時“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那真君抖搜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只手舉著三尖兩刃神鋒,好便似華山頂上之鋒。”
其二,二郎伏“妖”方法相似。兩者都是于刀槍劍戟之類常規(guī)武器之外,借助鷹犬之力以伏“妖”,詩云:“名鷹搏拏?cè)v嚙”;小說中二郎奉旨降妖,“即點本部神兵,架鷹牽犬,踏弩張弓,縱狂風(fēng),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在戰(zhàn)斗中是“縱著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擒拿孫悟空是上有老君暗算,下有細犬幫忙,才能勉強成功的:“猴王只顧苦戰(zhàn)七圣,卻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老君之“金鋼套”),打中了天靈,立不穩(wěn)腳,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跑;被二郎爺爺?shù)募毴s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圣一擁按住,即將繩索捆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
其三,二郎戰(zhàn)斗的空間相似。詩中二郎搜山,或“江翻海攪”,或“探穴搗巢”,或“星飛電掣”;小說中二郎與悟空賭斗變化,或變飛禽,或變水族,也是在海、陸、空多維空間作戰(zhàn)。
其四,詩與小說的藝術(shù)精神相似。關(guān)于《西游記》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明人袁于令與近人魯迅都有過高見,袁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西游記題詞》);魯云:“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國小說史略》)。稍加詮釋,則主要表現(xiàn)三點,一為充滿幻想色彩的變形藝術(shù):將人間變異,經(jīng)變形處理融入神魔世界;二為別具丘壑的象征圖畫:以變形化的神魔世界,紀人間變異;三為別具一格的怪誕風(fēng)格:寓真于幻,寓哀于嬉,寓莊于諧。以此格之于《二郎搜山圖歌》,則是相通的,其就是將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五鬼”、“四兇”(如嚴嵩之流)變形為種種妖魔鬼怪(詳蘇興《吳承恩年譜》);反之則其妖魔形象中有象征意義: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fēng)三嘆息——因而涉筆鬼神,著意人間,亦如吳氏《禹鼎志序》云:“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二郎搜山圖歌》雖為題畫詩,卻通篇彌漫著一種怪誕風(fēng)格美。故云詩與小說之藝術(shù)方法、藝術(shù)風(fēng)格如出一轍。就其大旨精神而言,《西游記》中那斬妖除魔,專救人間災(zāi)害的孫悟空,當是《二郎搜山圖歌》“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那“天問”的形象化答案;孫悟空西天取經(jīng),歷經(jīng)九個人間國度,除玉華縣皆為妖魔橫行的黑暗王國,當是“民災(zāi)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兇”詩句的形象展現(xiàn);小說所追求的君圣臣賢,政治清明,世間太平的社會理想,“愿愿主皇圖永固”(第13回)云云,與《二郎搜山圖歌》所云“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何其相似乃爾。難怪胡適說:“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tài)度了”。
所謂變異有三:其一為詩中二郎所搜獵的是包括“猴老”在內(nèi)的群妖;小說中二郎卻是奉旨專擒孫悟空。其二,詩分兩段,前段敘事,后段言志,敘事部分著重寫二郎搜山過程;小說則著重寫二郎與孫悟空斗法,而“搜山”在第6回僅作側(cè)寫,一為戰(zhàn)斗之中:“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一齊掩殺,可憐沖散的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丟槍;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灑滿天星”;二為悟空被擒后,二郎上天請賞前對從將說:“賢弟……你們帥眾在此搜山,搜凈之后仍回灌口”;三為第28回美猴王被逐回花果山時,才目睹了二郎搜山之慘況:“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峰巖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么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圣二郎神率領(lǐng)那梅山七兄弟放火燒壞了”,且有一篇詠敗山頹景的古風(fēng)為證。這也叫該露的露,該藏的藏,詩與小說異體,各自之著眼點不一樣,藏露之處亦有別。其三,詩與小說的主角倒換了,詩中二郎神是被歌頌的救世英雄,而“猴老”是搜剿對象,在小說中孫悟空是被歌頌的救世英雄,他雖為二郎所擒,但作者的同情仍傾向于他,致有“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嘆小圣把人欺”的詩句。從詩到小說主角的這種變遷反映了作者對小說主人公的選擇過程。中國古代寫猴子的作品除極少數(shù)之外,猴子多被寫得有掠人妻女之類妖氣(如小說《陳巡檢梅嶺失妻記》、《西游記雜劇》等即是)。吳承恩也曾受這一傳統(tǒng)之影響,在《二郎搜山圖歌》中猴族即為妖魔而列入被掃蕩之列。唯于《西游記》,猴氏之形象被吳氏重鑄,從使其以嶄新的面貌立于中國小說藝術(shù)形象之林。《西游記》與《二郎搜山圖歌》的主角盡管轉(zhuǎn)換了,但二郎原來最神采的精神面貌:“擔(dān)山趕太陽”(亦即“救月有矢救日弓”的通俗化說法)的英雄氣概,卻被轉(zhuǎn)嫁給了孫悟空。《西游記》第33、46、63、67等回,或由悟空自敘,或由他人介紹,悟空“善會擔(dān)山趕日頭”。可見這已成為孫悟空精神世界的組成部分。總之,從詩到小說的種種變異都服從于小說典型化創(chuàng)造的需要。任何懂得文學(xué)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人,都不會以此變異為理由,判《二郎搜山圖歌》與《西游記》是出于兩個作者之手的。
總之,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中不僅有《西游記》的靈魂,還有眾多的肢肢節(jié)節(jié)。即使我們暫時擱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胡適《西游記考證》中提供的關(guān)于《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的種種證據(jù),上述《射陽先生存稿》的種種證據(jù)也足使否定吳承恩是《西游記》作者的學(xué)者深思:你的否定有多少硬證與力量。
《西游記》的作者長期存疑,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魯迅、胡適考定為吳承恩,1921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標點本《西游記》時,才將吳承恩的大名署之其上。但否吳派卻一直存在著,先是三十年代有俞平伯,繼而是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批域外的漢學(xué)家。在國內(nèi)再度引起反響是八十年代初章培恒訪日歸來所寫的《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1983/4),章文指出:“明清的各種《西游記》刊本沒有一部署此書是吳承恩所作;天啟《淮安府志》雖有‘吳承恩 《西游記》’的著錄,但并未說明《西游記》是通俗小說,而且天啟《淮安府志》的編者是否會著錄一部通俗小說也是問題;復(fù)參以《千頃堂書目》,吳作《西游記》當是游記性質(zhì)的作品,大概是記述其為荊府紀善時的游蹤的;書中的方言情況復(fù)雜,根據(jù)現(xiàn)有的材料,只能說長江北部地區(qū)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吳語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證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倒反而顯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吳語方言區(qū)的人;至于其他幾條欲以證明百回本《西游記》為吳承恩所作的旁證,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作為非吳承恩作的旁證”。蘇興先生立即著文駁斥章文,并指出章之“否吳說乃是襲自國外學(xué)術(shù)界”(《介紹、簡評國外及我國臺灣學(xué)術(shù)界對〈西游記〉作者問題的論述》,《東北師大學(xué)報》1986/3)。事隔十多年后,李安綱又重提此案,然他除了重復(fù)章培恒先生的理由,就是更增添了此不著邊際的推理,如說“淮賢文目”只收文不收書,但其舉例中《射陽集》四冊就明明是書;說寫《西游記》前后“沒有四十年功夫是不成的”則毫無依據(jù)。唯其口吻更決斷,章文曰《百回本〈西游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其文則曰《吳承恩不是〈西游記〉作者》(《文史知識》96/11)。而且其與章文一樣,以為《二郎搜山圖歌》主要寫搜山過程,而小說“主要的篇幅在于大圣與小圣的賭斗變化上”,“為此人們絕對不能把它看作是《西游記》的藍本。”因而我從《二郎搜山圖歌》與《西游記》之不解之緣入手,寫了這篇小文,力證吳承恩是《西游記》的作者然否,尚祈教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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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因此而放棄。盡管生活困苦,吳承恩卻保持著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的剛直不阿和對現(xiàn)實的批判,反映在他如《二郎搜山圖歌》等詩文中。他痛心于社會的腐敗,渴望改變,但才高而不第,這使他的人生充滿了挑戰(zhàn)。吳承恩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不僅是一部個人的奮斗史,也是一部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刻反思。
吳承恩 朝代
如《二郎搜山圖歌》是吳承恩精心構(gòu)思的上品,雖是題畫詩,卻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話故事,揭露了當時“五鬼”“四兇”橫行的黑暗現(xiàn)實,期望“胸中磨損斬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這與《西游記》贊揚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英雄精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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