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明清兩代墓志銘的研究 為什么明清墓志銘里那么多都是中憲大夫？
石景山地區(qū)出土了清代李綬墓志銘，引起社會廣泛關(guān)注，許多新聞媒體予以報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報》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講：墓志銘是在魯谷地區(qū)的道路施工中發(fā)現(xiàn)的，分為篆蓋和正文兩塊，墓志以紀曉嵐撰文和劉墉書寫為最大特點。
“五一”期間，筆者與李新樂先生前往模式口田義墓看到了該墓志。墓志的志蓋和志石均為上等的漢白玉石質(zhì)，正方形，長寬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細。志蓋陰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銘”，涂朱，書寫者叫董誥，書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蠅頭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風(fēng)鐫”，敘述了墓主李綬的生平。
李綬是什么人呢？據(jù)紀曉嵐所撰墓志講：李綬，“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歲。他“字佩廷，號杏浦，又別號竹溪”，是受到當(dāng)時學(xué)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從山東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區(qū)，后來因為他的名氣，祖先們“皆以公貴，覃恩贈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
李綬從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順風(fēng)。他22歲從科舉起步，從地方小官做到巡撫，兩次外任奉天府丞（相當(dāng)于今沈陽市長），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從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漢人做到如此職位，已是罕見的奇跡。
李綬的業(yè)績主要體現(xiàn)在教育上。他學(xué)問好，喜讀書，“作詩不下數(shù)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過進士，做過翰林，編寫過史書，任過內(nèi)閣學(xué)士。還做過主考官，提督過學(xué)政，制訂過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學(xué)者。所以，人們才尊稱他“杏浦先生”，紀曉嵐、劉墉才會給他撰寫和書寫墓志！他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區(qū)的黃莊呢？推測應(yīng)有兩個原因。一是那里景色優(yōu)美。黃莊在今魯谷小區(qū)的東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現(xiàn)存的碑文說那一帶“有田可耕，有園可種，果木繞于墻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幾案間。”二是傳說五代時的大教育家竇禹鈞在那里開辦過著名學(xué)校“五花院”，竇禹鈞就是《三字經(jīng)》中“教五子，名俱揚”的“竇燕山”。從李綬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學(xué)者心目中的又一個“竇燕山”！
李綬的人品也好。經(jīng)過他的努力，哥哥、弟弟們有了功名。他幫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時不愿意顯山露水，但關(guān)鍵時刻卻敢做敢為。如“官奉天府丞時奏毀前明違礙碑碣，官湖南巡撫時奏賑茶陵水災(zāi)、奏增衙郴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諭允。官御史時奏吏部胥魁受賄、奏浙江巡撫匿災(zāi)，并邀褒嘉”。那些事，沒有些膽量是做不來的。李綬有2子7女，他去世時已有7個孫子和2個重孫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
李綬墓志的撰寫者紀昀，字曉嵐，比墓主李綬小11歲，就是演員張國立在電視劇里扮演的與奸臣和珅唱對臺戲的歷史人物。《清史稿》上說他：“學(xué)問淵通，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沉摘隱，各得其要指，始終條理，蔚為巨觀”。有趣的是，他也當(dāng)過與李綬一樣的“左都御史”。他給李綬寫墓志，可能是職責(zé)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對李綬的敬重。
李綬墓志的書寫者劉墉，字崇如，號石庵，比李綬小7歲，就是民間傳說中的那個“劉羅鍋子”。他的書法受到清代學(xué)者的特別喜愛，他為李綬書寫墓志，無疑給墓主抬高了身價。
李綬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鴻章編《畿輔通志》卷165載：“國朝李綬墓在黃莊。”并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其墓志，與出土的志文比，僅少3行字，估計是采用了紀曉嵐文集的內(nèi)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輔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為考證清代歷史顯現(xiàn)了更直觀的資料，十分珍貴。
李綬墓何時被毀還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書寫、名家鐫刻于一身，說它是清代的“三絕碑”不算過譽，文物品位極高，也是北京市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一大驚喜！
近日，林埭鎮(zhèn)發(fā)現(xiàn)5塊明代墓志銘，據(jù)有關(guān)人士反映，盡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一些墓志銘，但在同一個地方發(fā)現(xiàn)5塊墓志銘還是比較少見。
這5塊墓志銘是林埭鎮(zhèn)共和村一農(nóng)民從土地整理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石塊呈正方形，由于受風(fēng)化，刻在墓上的字跡已經(jīng)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體清楚。據(jù)市博物館有關(guān)負責(zé)人分析，這5塊墓志銘大致是明朝中期的。
從依稀可辨的字體中可以看來，中間大的一塊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銘。據(jù)史料記載，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兩個兒子分別于1443年前后考中進士，是平湖建縣以來考取的首批進士。大兒子官至廣州知府，二兒子官至山東道監(jiān)察御使。市博物館有關(guān)負責(zé)人表示，5塊墓志銘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當(dāng)?shù)氐囊恍v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墓志銘
墓志銘是中國古代一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yè)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志銘一般是銘主死后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志銘為在墳?zāi)怪谢驂災(zāi)股希运勒呱绞论E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jīng)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xí)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一般而言，墓志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即為無韻散文。
墓志銘是中國古代一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yè)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志銘一般是銘主死后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志銘為在墳?zāi)怪谢驂災(zāi)股希运勒呱绞论E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jīng)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xí)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一般而言，墓志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即為無韻散文。
當(dāng)今收藏的門類多種多樣，其價值也各有不同，如果能對墓志銘加以收藏，更會別具一格。
所謂墓志，是古代埋在墓內(nèi)的刻石。《神僧傳》云：“寶志公歿，梁武帝命陸�制銘于冢內(nèi)。”指的就是墓志，一般是在安葬時和棺槨一起埋在墓內(nèi)。上面刻有死者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銜、事跡、出生及卒葬年月等，故墓志又有“埋銘”“塘銘”“塘志”“葬志”等名稱。墓志銘也有刻在磚上，叫塞磚銘。因墓志文后多用四言銘贊頌死者，故稱墓志銘。 墓志是由墓碑發(fā)展起來的。前些年河南洛陽出土的東漢延平三年（公元106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志》，據(jù)考是我國最早的墓志。由此可見，墓志至遲在東漢時就已出現(xiàn)，一直沿襲至清末。墓志的形狀各異，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等，一般用兩塊石板上下相合，平放置在棺槨前，上石為志蓋，刻有標題，即某朝某官墓志，有的還飾有花紋、神象，蓋文多為篆書，故又叫“篆蓋”；下石為志底，刻有志銘，主要內(nèi)容有死者的姓氏、籍貫、官階、事跡等。
墓志可以說是地下檔案，資料最原始、最真實。對于研究歷代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均有較重要的價值。首先是考古價值，可以補充或糾正歷史文獻中的闕遺和錯誤，如1974年河南省浚縣出土的唐代上柱國邢國公李密的墓志銘，彌補了新舊唐書無李密安葬記載的缺陷，同時糾正了舊唐書中關(guān)于李密安葬地點的錯誤。其次是藝術(shù)價值，歷代許多墓志銘堪稱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銘的作者，多系歷代著名書法家、金石學(xué)家、文學(xué)家，素為學(xué)術(shù)界所重視。因此，它也是研究我國文字演變和書法藝術(shù)的珍貴資料。例如唐代大文學(xué)家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不但文筆生動，感情豐富，堪稱千古膾炙人口的絕作，而且書法拓片至今仍是人們臨摹的字帖。
總之，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藏墓志銘或是墓志銘拓片，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它不僅有歷史價值、藝術(shù)價值，同時還有較高的經(jīng)濟價值。
一、鄧茂釧墓志銘
該件系1973年10月間在潯中公社高蔡大隊(今高陽村)后晏嶺開山造田時出土。
墓志用磚制成，高、寬各0.31米，呈四方形，厚0.035米。磚版完好，表面已有風(fēng)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
據(jù)銘文記載，鄧茂釧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卒于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志系萬歷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正月所立。銘文計312字，墨寫楷書。
二、郭蘭庭與妻劉氏合葬墓志銘
該墓在潯中鎮(zhèn)仙境村塔仔岐錦坑頭。墓志銘系墓葬被盜挖后丟棄山上。1989年12月18日由村民送交縣文管會辦公室。
郭蘭庭(公元1544—1591年)，明處士，本縣蓋德村人，其妻劉氏(公元1547—1625年)，墓志銘系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遷劉氏柩合葬時所立。銘文為蘭庭堂弟奉政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晉階朝列大夫郭維翰撰，戶部主事鄭揚題篆額，用貝頁巖刻制，高0.63米、寬0.34米，已殘斷，部分銘文已無法查補。在尚存的788字中記載了郭蘭庭夫婦的生平事跡。
三、張九娘墓志銘
該年系1973年9月20日三班公社三班大隊29生產(chǎn)隊社員在蜈蚣山泗濱分支山開山時出土。
墓志用白瓷版制成，釉色白略帶乳黃，高0.11米、寬0.11米、厚0.007米。銘文共127字，分別陰刻在版的兩面。其中正面89字，背面38字。字跡清楚，保存完好。
據(jù)銘文記載，張九娘生于明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墓志銘系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即清順治二年十月所制。
四、孫醇宇與妻周氏合葬墓志銘
該件系潯中村民在尾糍棨開山種茶樹時出土。
墓志用黑色貝頁巖刻制，寬0.5米，高0.75米。額中部豎刻“皇清”篆字，兩旁刻有對稱的云龍，額下從左至右橫刻篆字“誥封武德將軍醇宇孫公暨配誥宜人勤順墓志”。銘文堅刻楷書1083字。字跡工整秀麗，有些部位因損壞文字不清。
根據(jù)銘文記載，孫醇宇生于明天啟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627—1707年)；周氏生于明崇楨元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28—1680年)，兩人合葬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墓志銘為安葬時所立。
五、僧會司靜正和尚墓志銘
1973年12月18日下午，縣農(nóng)械廠(程田寺舊址)修理鑄工車間至翻砂車間路面時出土。
墓志銘用磚制成，高0.265米，寬0.263米，厚0.03米，銘文共284字，用紅漆寫在磚上，大部份文字尚可以認清。
根據(jù)銘文記載，靜正和尚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咸豐三年(公元1773—1853年)，葬于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墓志為安葬時所立。
六、昊緝堂墓志銘
該墓志為1984年12月19日在潯中鎮(zhèn)潯中村雙魚山(俗稱必石貢)北側(cè)基建平整土地時出土。
墓志用瓷版制成，分為銘文版和底座兩個部份。銘文版正面釉色白略泛青，背面露胎，呈扇形。底座粘墓室，出土?xí)r與銘版脫離。銘版中部最高處(包括連接底座的插版)高0.247米，兩旁高分別為0.145和0.15米，上額呈微圓形，下端左右各有斜角，角長分別為0.03和0.035米，總寬為0.205米，其中插版寬0.09米，銘文版厚0.011米。
銘文共512字，為釉下青花楷書，色澤鮮艷幽菁。字的顏字濃淡不均，字跡尚端莊清晰。
根據(jù)銘文記載，吳緝堂生于清嘉慶二十二年，卒于光鍺十六年(公元1816—1890年)，葬于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墓志銘為安葬時所立。
七、鄭二常與妻黃氏合葬墓志銘
墓葬在龍門灘鎮(zhèn)碩儒村龜山，墓志銘于1989年龍門灘引水工程基建時出土。
鄭二常諱耀伯，卒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妻黃卒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二柩合葬并附志銘。銘文用貝貢巖刻制，共489字，記載死者生卒時間和生平事跡。
八、連遜齋墓志銘
該墓在龍門灘鎮(zhèn)碩儒村，墓志銘于1989年龍門灘引水工程基建中出土。
連遜齋，清歲進士例贈修職郎，卒時88歲，墓志銘長0.6米，寬0.29米。用貝頁巖雙面刻制，已殘斷。賜進士文林郎湖北鄖陽府鄖西縣知縣兼署竹溪縣知縣丙子科湖北鄉(xiāng)試同考試官王必昌撰文，鄉(xiāng)進士文林郎吏部揀選知縣鄭秉鈞篆額，儒學(xué)訓(xùn)導(dǎo)侄孫天手書。正面銘文235字，背面357字，尚有一部分銘文刻在另一方貝頁巖上。現(xiàn)存殘斷的銘文記載了連遜齋的簡歷。
因為只能寫一萬字，故一下部分繼續(xù)~
中國古代一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yè)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志銘一般是銘主死后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志銘為在墳?zāi)怪谢驂災(zāi)股希运勒呱绞论E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jīng)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xí)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一般而言，墓志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即為無韻散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慶，北魏時官至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鎮(zhèn)，為就便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請求到江南去做縣令。后來又因為不能迎合權(quán)貴，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職，直到那個權(quán)貴死了，才重新被用為侍御史。為人以剛直著稱，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當(dāng)時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時候就精銳敏捷，通達事理。當(dāng)他父親還在世時，他雖然年紀輕，已經(jīng)獨立成人，能夠考中進士，顯露出超凡的氣象，眾人都說柳家有了個好兒子。以后又應(yīng)博學(xué)宏詞科考試合格，授集賢殿正字。他才能出眾，端方堅毅，每有議論往往引據(jù)古今事典為證，貫通經(jīng)史百家學(xué)說，識見高遠，意氣風(fēng)發(fā)，經(jīng)常使在座的人為之折服。他的名聲因此大振，一時間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顯要們，也爭著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門下，異口同聲地贊譽舉薦他。
貞元十九年，他由藍田縣尉晉升為監(jiān)察御史。順宗即位后，出任禮部員外郎。這時遇上當(dāng)權(quán)的人獲罪，他被視為一黨，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還未到任，又一道被貶為州司馬。居官清閑，愈加刻苦自勵，專心讀書記誦，寫作詩文，如江河泛濫，湖海蓄積，其造詣可謂精深博大無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間罷了。元和年間，曾將他和一道被貶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為刺史，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說：“這里難道就不值得實施政教嗎？”于是按照當(dāng)?shù)氐娘L(fēng)俗，制定了勸諭和禁止的政令，贏得了柳州民眾的順從和信賴。此地人借錢時習(xí)慣用子女作為人質(zhì)相抵押，如不能按約期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錢相等時，子女就要淪為債主的奴婢。子厚為借錢的人想盡辦法，讓他們?nèi)寄馨炎优H回去。其中特別貧窮實在無力贖取的，就讓債主記下人質(zhì)當(dāng)傭工所應(yīng)得到的酬勞，等到酬勞和所借錢數(shù)相當(dāng)時，便要債主歸還人質(zhì)。觀察使把這個辦法下達到其他的州，剛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歸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飛湘江以南考進士的人，都以子厚為老師。那些經(jīng)過子厚親自指點而撰寫文詞的人，從他們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譯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時常出現(xiàn)的頻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一腔愛國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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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間，筆者與李新樂先生前往模式口田義墓看到了該墓志。墓志的志蓋和志石均為上等的漢白玉石質(zhì)，正方形，長寬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細。志蓋陰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銘”，涂朱，書寫者叫董誥，書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蠅頭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風(fēng)鐫”，敘述了墓主李綬的生平。
李綬是什么人呢？據(jù)紀曉嵐所撰墓志講：李綬，“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歲。他“字佩廷，號杏浦，又別號竹溪”，是受到當(dāng)時學(xué)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從山東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區(qū)，后來因為他的名氣，祖先們“皆以公貴，覃恩贈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
李綬從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順風(fēng)。他22歲從科舉起步，從地方小官做到巡撫，兩次外任奉天府丞（相當(dāng)于今沈陽市長），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從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漢人做到如此職位，已是罕見的奇跡。
李綬的業(yè)績主要體現(xiàn)在教育上。他學(xué)問好，喜讀書，“作詩不下數(shù)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過進士，做過翰林，編寫過史書，任過內(nèi)閣學(xué)士。還做過主考官，提督過學(xué)政，制訂過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學(xué)者。所以，人們才尊稱他“杏浦先生”，紀曉嵐、劉墉才會給他撰寫和書寫墓志！他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區(qū)的黃莊呢？推測應(yīng)有兩個原因。一是那里景色優(yōu)美。黃莊在今魯谷小區(qū)的東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現(xiàn)存的碑文說那一帶“有田可耕，有園可種，果木繞于墻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幾案間。”二是傳說五代時的大教育家竇禹鈞在那里開辦過著名學(xué)校“五花院”，竇禹鈞就是《三字經(jīng)》中“教五子，名俱揚”的“竇燕山”。從李綬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學(xué)者心目中的又一個“竇燕山”！
李綬的人品也好。經(jīng)過他的努力，哥哥、弟弟們有了功名。他幫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時不愿意顯山露水，但關(guān)鍵時刻卻敢做敢為。如“官奉天府丞時奏毀前明違礙碑碣，官湖南巡撫時奏賑茶陵水災(zāi)、奏增衙郴諸路驛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諭允。官御史時奏吏部胥魁受賄、奏浙江巡撫匿災(zāi)，并邀褒嘉”。那些事，沒有些膽量是做不來的。李綬有2子7女，他去世時已有7個孫子和2個重孫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
李綬墓志的撰寫者紀昀，字曉嵐，比墓主李綬小11歲，就是演員張國立在電視劇里扮演的與奸臣和珅唱對臺戲的歷史人物。《清史稿》上說他：“學(xué)問淵通，撰《四庫全書提要》進退百家，鉤沉摘隱，各得其要指，始終條理，蔚為巨觀”。有趣的是，他也當(dāng)過與李綬一樣的“左都御史”。他給李綬寫墓志，可能是職責(zé)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對李綬的敬重。
李綬墓志的書寫者劉墉，字崇如，號石庵，比李綬小7歲，就是民間傳說中的那個“劉羅鍋子”。他的書法受到清代學(xué)者的特別喜愛，他為李綬書寫墓志，無疑給墓主抬高了身價。
李綬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鴻章編《畿輔通志》卷165載：“國朝李綬墓在黃莊。”并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其墓志，與出土的志文比，僅少3行字，估計是采用了紀曉嵐文集的內(nèi)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輔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為考證清代歷史顯現(xiàn)了更直觀的資料，十分珍貴。
李綬墓何時被毀還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書寫、名家鐫刻于一身，說它是清代的“三絕碑”不算過譽，文物品位極高，也是北京市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一大驚喜！
近日，林埭鎮(zhèn)發(fā)現(xiàn)5塊明代墓志銘，據(jù)有關(guān)人士反映，盡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陸續(xù)發(fā)現(xiàn)一些墓志銘，但在同一個地方發(fā)現(xiàn)5塊墓志銘還是比較少見。
這5塊墓志銘是林埭鎮(zhèn)共和村一農(nóng)民從土地整理過程中發(fā)現(xiàn)的，石塊呈正方形，由于受風(fēng)化，刻在墓上的字跡已經(jīng)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體清楚。據(jù)市博物館有關(guān)負責(zé)人分析，這5塊墓志銘大致是明朝中期的。
從依稀可辨的字體中可以看來，中間大的一塊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銘。據(jù)史料記載，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兩個兒子分別于1443年前后考中進士，是平湖建縣以來考取的首批進士。大兒子官至廣州知府，二兒子官至山東道監(jiān)察御使。市博物館有關(guān)負責(zé)人表示，5塊墓志銘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當(dāng)?shù)氐囊恍v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墓志銘
墓志銘是中國古代一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yè)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志銘一般是銘主死后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志銘為在墳?zāi)怪谢驂災(zāi)股希运勒呱绞论E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jīng)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xí)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一般而言，墓志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即為無韻散文。
墓志銘是中國古代一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yè)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志銘一般是銘主死后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志銘為在墳?zāi)怪谢驂災(zāi)股希运勒呱绞论E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jīng)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xí)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一般而言，墓志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即為無韻散文。
當(dāng)今收藏的門類多種多樣，其價值也各有不同，如果能對墓志銘加以收藏，更會別具一格。
所謂墓志，是古代埋在墓內(nèi)的刻石。《神僧傳》云：“寶志公歿，梁武帝命陸�制銘于冢內(nèi)。”指的就是墓志，一般是在安葬時和棺槨一起埋在墓內(nèi)。上面刻有死者生平梗概，主要是姓氏、世系、官銜、事跡、出生及卒葬年月等，故墓志又有“埋銘”“塘銘”“塘志”“葬志”等名稱。墓志銘也有刻在磚上，叫塞磚銘。因墓志文后多用四言銘贊頌死者，故稱墓志銘。 墓志是由墓碑發(fā)展起來的。前些年河南洛陽出土的東漢延平三年（公元106年）的《賈武仲妻馬姜墓志》，據(jù)考是我國最早的墓志。由此可見，墓志至遲在東漢時就已出現(xiàn)，一直沿襲至清末。墓志的形狀各異，有圭首碑形、梯形方版、方形等等，一般用兩塊石板上下相合，平放置在棺槨前，上石為志蓋，刻有標題，即某朝某官墓志，有的還飾有花紋、神象，蓋文多為篆書，故又叫“篆蓋”；下石為志底，刻有志銘，主要內(nèi)容有死者的姓氏、籍貫、官階、事跡等。
墓志可以說是地下檔案，資料最原始、最真實。對于研究歷代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均有較重要的價值。首先是考古價值，可以補充或糾正歷史文獻中的闕遺和錯誤，如1974年河南省浚縣出土的唐代上柱國邢國公李密的墓志銘，彌補了新舊唐書無李密安葬記載的缺陷，同時糾正了舊唐書中關(guān)于李密安葬地點的錯誤。其次是藝術(shù)價值，歷代許多墓志銘堪稱文物珍品，撰刻墓志銘的作者，多系歷代著名書法家、金石學(xué)家、文學(xué)家，素為學(xué)術(shù)界所重視。因此，它也是研究我國文字演變和書法藝術(shù)的珍貴資料。例如唐代大文學(xué)家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不但文筆生動，感情豐富，堪稱千古膾炙人口的絕作，而且書法拓片至今仍是人們臨摹的字帖。
總之，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收藏墓志銘或是墓志銘拓片，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它不僅有歷史價值、藝術(shù)價值，同時還有較高的經(jīng)濟價值。
一、鄧茂釧墓志銘
該件系1973年10月間在潯中公社高蔡大隊(今高陽村)后晏嶺開山造田時出土。
墓志用磚制成，高、寬各0.31米，呈四方形，厚0.035米。磚版完好，表面已有風(fēng)化，有些文字已模糊不清。
據(jù)銘文記載，鄧茂釧生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卒于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墓志系萬歷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正月所立。銘文計312字，墨寫楷書。
二、郭蘭庭與妻劉氏合葬墓志銘
該墓在潯中鎮(zhèn)仙境村塔仔岐錦坑頭。墓志銘系墓葬被盜挖后丟棄山上。1989年12月18日由村民送交縣文管會辦公室。
郭蘭庭(公元1544—1591年)，明處士，本縣蓋德村人，其妻劉氏(公元1547—1625年)，墓志銘系明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遷劉氏柩合葬時所立。銘文為蘭庭堂弟奉政大夫直隸揚州府同知晉階朝列大夫郭維翰撰，戶部主事鄭揚題篆額，用貝頁巖刻制，高0.63米、寬0.34米，已殘斷，部分銘文已無法查補。在尚存的788字中記載了郭蘭庭夫婦的生平事跡。
三、張九娘墓志銘
該年系1973年9月20日三班公社三班大隊29生產(chǎn)隊社員在蜈蚣山泗濱分支山開山時出土。
墓志用白瓷版制成，釉色白略帶乳黃，高0.11米、寬0.11米、厚0.007米。銘文共127字，分別陰刻在版的兩面。其中正面89字，背面38字。字跡清楚，保存完好。
據(jù)銘文記載，張九娘生于明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卒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墓志銘系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即清順治二年十月所制。
四、孫醇宇與妻周氏合葬墓志銘
該件系潯中村民在尾糍棨開山種茶樹時出土。
墓志用黑色貝頁巖刻制，寬0.5米，高0.75米。額中部豎刻“皇清”篆字，兩旁刻有對稱的云龍，額下從左至右橫刻篆字“誥封武德將軍醇宇孫公暨配誥宜人勤順墓志”。銘文堅刻楷書1083字。字跡工整秀麗，有些部位因損壞文字不清。
根據(jù)銘文記載，孫醇宇生于明天啟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627—1707年)；周氏生于明崇楨元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28—1680年)，兩人合葬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墓志銘為安葬時所立。
五、僧會司靜正和尚墓志銘
1973年12月18日下午，縣農(nóng)械廠(程田寺舊址)修理鑄工車間至翻砂車間路面時出土。
墓志銘用磚制成，高0.265米，寬0.263米，厚0.03米，銘文共284字，用紅漆寫在磚上，大部份文字尚可以認清。
根據(jù)銘文記載，靜正和尚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卒于咸豐三年(公元1773—1853年)，葬于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墓志為安葬時所立。
六、昊緝堂墓志銘
該墓志為1984年12月19日在潯中鎮(zhèn)潯中村雙魚山(俗稱必石貢)北側(cè)基建平整土地時出土。
墓志用瓷版制成，分為銘文版和底座兩個部份。銘文版正面釉色白略泛青，背面露胎，呈扇形。底座粘墓室，出土?xí)r與銘版脫離。銘版中部最高處(包括連接底座的插版)高0.247米，兩旁高分別為0.145和0.15米，上額呈微圓形，下端左右各有斜角，角長分別為0.03和0.035米，總寬為0.205米，其中插版寬0.09米，銘文版厚0.011米。
銘文共512字，為釉下青花楷書，色澤鮮艷幽菁。字的顏字濃淡不均，字跡尚端莊清晰。
根據(jù)銘文記載，吳緝堂生于清嘉慶二十二年，卒于光鍺十六年(公元1816—1890年)，葬于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墓志銘為安葬時所立。
七、鄭二常與妻黃氏合葬墓志銘
墓葬在龍門灘鎮(zhèn)碩儒村龜山，墓志銘于1989年龍門灘引水工程基建時出土。
鄭二常諱耀伯，卒子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妻黃卒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于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二柩合葬并附志銘。銘文用貝貢巖刻制，共489字，記載死者生卒時間和生平事跡。
八、連遜齋墓志銘
該墓在龍門灘鎮(zhèn)碩儒村，墓志銘于1989年龍門灘引水工程基建中出土。
連遜齋，清歲進士例贈修職郎，卒時88歲，墓志銘長0.6米，寬0.29米。用貝頁巖雙面刻制，已殘斷。賜進士文林郎湖北鄖陽府鄖西縣知縣兼署竹溪縣知縣丙子科湖北鄉(xiāng)試同考試官王必昌撰文，鄉(xiāng)進士文林郎吏部揀選知縣鄭秉鈞篆額，儒學(xué)訓(xùn)導(dǎo)侄孫天手書。正面銘文235字，背面357字，尚有一部分銘文刻在另一方貝頁巖上。現(xiàn)存殘斷的銘文記載了連遜齋的簡歷。
因為只能寫一萬字，故一下部分繼續(xù)~
中國古代一種悼念性的文體。
埋葬死者時，刻在石上，埋于墳前。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用散文撰寫，敘述死者的姓名、籍貫、生平事略；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贊揚死者的功業(yè)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
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要求是敘事概要，語言溫和，文字簡約。墓志銘一般是銘主死后由別人撰寫，偶有銘主本人生前撰寫的。
墓志銘為在墳?zāi)怪谢驂災(zāi)股希运勒呱绞论E所寫的一份簡介，尤其對于偉大或值得紀念的人其墓經(jīng)常有墓志銘，在中國和西方都有這種習(xí)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國已不流行寫墓志銘。
一般而言，墓志銘使用韻文寫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韓愈的《柳子厚墓志銘》即為無韻散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慶，北魏時官至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鎮(zhèn)，為就便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請求到江南去做縣令。后來又因為不能迎合權(quán)貴，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職，直到那個權(quán)貴死了，才重新被用為侍御史。為人以剛直著稱，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當(dāng)時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時候就精銳敏捷，通達事理。當(dāng)他父親還在世時，他雖然年紀輕，已經(jīng)獨立成人，能夠考中進士，顯露出超凡的氣象，眾人都說柳家有了個好兒子。以后又應(yīng)博學(xué)宏詞科考試合格，授集賢殿正字。他才能出眾，端方堅毅，每有議論往往引據(jù)古今事典為證，貫通經(jīng)史百家學(xué)說，識見高遠，意氣風(fēng)發(fā)，經(jīng)常使在座的人為之折服。他的名聲因此大振，一時間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顯要們，也爭著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門下，異口同聲地贊譽舉薦他。
貞元十九年，他由藍田縣尉晉升為監(jiān)察御史。順宗即位后，出任禮部員外郎。這時遇上當(dāng)權(quán)的人獲罪，他被視為一黨，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還未到任，又一道被貶為州司馬。居官清閑，愈加刻苦自勵，專心讀書記誦，寫作詩文，如江河泛濫，湖海蓄積，其造詣可謂精深博大無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間罷了。元和年間，曾將他和一道被貶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為刺史，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說：“這里難道就不值得實施政教嗎？”于是按照當(dāng)?shù)氐娘L(fēng)俗，制定了勸諭和禁止的政令，贏得了柳州民眾的順從和信賴。此地人借錢時習(xí)慣用子女作為人質(zhì)相抵押，如不能按約期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錢相等時，子女就要淪為債主的奴婢。子厚為借錢的人想盡辦法，讓他們?nèi)寄馨炎优H回去。其中特別貧窮實在無力贖取的，就讓債主記下人質(zhì)當(dāng)傭工所應(yīng)得到的酬勞，等到酬勞和所借錢數(shù)相當(dāng)時，便要債主歸還人質(zhì)。觀察使把這個辦法下達到其他的州，剛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歸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飛湘江以南考進士的人，都以子厚為老師。那些經(jīng)過子厚親自指點而撰寫文詞的人，從他們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譯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時常出現(xiàn)的頻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一腔愛國的熱情
滿肚子的悲憤淚
節(jié)寰袁公墓志銘的有關(guān)歷史
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wù)多年，參與并指揮明清戰(zhàn)爭。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在任上為毛文龍請餉募兵，后因指斥毛文龍貪功冒餉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末起袁可立兵部左侍郎，極力反對袁崇煥與后金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shè)，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zhàn)略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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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陵區(qū)機架： ______ 1、《明清杭州徽商研究》是2016年8月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圖書.2、作者是張育滋.
召陵區(qū)機架： ______ 1、《明清小說研究》是江蘇省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明清小說研究中心主辦的一份刊物,創(chuàng)辦于1985年,是目前國內(nèi)唯一的明清小說研究專業(yè)期刊,季刊,旬末出版.2、該刊主要發(fā)表明清小說研究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論文,兼發(fā)相關(guān)的古代白話、文言小說的論文,尤其注重發(fā)表在材料、觀點、方法上有創(chuàng)新的研究成果.
召陵區(qū)機架： ______ 1、《明清時期東陽木雕裝飾藝術(shù)研究》以明清時期的東陽建筑木雕裝飾藝術(shù)為研究對象,通過資料整理與查閱、實地勘測等方法對現(xiàn)存明清東陽建筑的現(xiàn)狀進行調(diào)查,對...
召陵區(qū)機架： ______ 縣志: 記載一個縣的歷史、地理、風(fēng)俗、人物、文教、物產(chǎn)等的專書.如《蓬溪縣知志》. 解釋:清汪啟淑 《水曹清暇錄》:“頃見《宜興縣志》,始信確有其事.” 王闿運 《慈溪令秦君墓志銘》:“ 文超 文學(xué)政事著名當(dāng)代,縣志有傳.” 現(xiàn)存最早的全國地方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編的《元和郡縣圖志》(后因圖佚,改名《元和郡縣志》),共40卷,后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47鎮(zhèn)為綱,每鎮(zhèn)一圖一志,詳細記載了全國各州縣的沿革、地理、戶口、貢賦等.南宋以后,地方志大量增加,尤以明清兩代最多.據(jù)1976年統(tǒng)計道,我國僅現(xiàn)存的地方志即達8000多種,約12萬卷.新中國成立后,各縣普遍修編了一次縣志.在全國方志辦組織下,進入縣志第二輪修編的縣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