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時期魏國丞相李悝簡介，李悝是哪一家的代表人物？

主張

政治

選賢任能，賞罰嚴明。李悝主張廢止世襲貴族特權(quán)，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名言。李悝將無功而食祿者稱為淫民，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腐朽落后的世襲制度的挑戰(zhàn)。由于廢除世襲制度，一批于國家無用且有害的特權(quán)階層的人物被趕出政治舞臺，一些出身于一般地主階層的人，可因戰(zhàn)功或因其才能而躋身政界，此舉實際開創(chuàng)了地主階級對奴隸主貴族的斗爭，為以后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開辟道路。這樣改革的結(jié)果，大大削弱了魏國的“世卿世祿”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國食邑內(nèi)沒有治民之權(quán)，只衣食租稅；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況較好。

經(jīng)濟

經(jīng)濟上，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糴法”（《漢書·食貨志》有較

詳細的記載）。簡單說來，盡地力就是統(tǒng)一分配農(nóng)民耕地，督促農(nóng)民勤于耕作，增加生產(chǎn)。平糴法是國家在豐收時平價收購糧食儲存，發(fā)生饑荒時又平價賣給農(nóng)民，取有余以補不足，以防谷物甚貴而擾民，或甚賤而傷農(nóng)。此法的實行，極大地促進了魏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使魏國因此而富強。

李悝以為“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還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有賞有罰，唯才是用，這是戰(zhàn)國時甚為流行的法家主張，當時不少國家都因貫徹這些主張走向富強。

在經(jīng)濟策略方面，盡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張。他認為田地的收成和為此付出的勞動成正比，“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又認為糧貴則對士民工商不利，谷賤則傷農(nóng)，善治國者必須兼顧士民工商和農(nóng)民雙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農(nóng)，每年除衣食、租稅和祭祀等開支外，還虧空四百五十錢，這就是農(nóng)民生活貧困和不安心于田畝的原因。他針對此情況作平糴法，即將豐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個等級，按比例向農(nóng)民糴糧；把荒年也分成大饑、中饑和小饑，在大饑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糴的糧食發(fā)放給農(nóng)民，其余則類推。這樣可使饑歲的糧價不致猛漲，農(nóng)民也不會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盡地力”是一種“重農(nóng)政策”。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他計算說：一百平方里之內(nèi)，有土地九萬頃，除了山澤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開田地六萬頃，“治田勤謹，則畝益（增產(chǎn)）三斗，不勤，則損（減產(chǎn)）亦如之。”這就是說，百里之地，每年的產(chǎn)量，由于勤與不勤，或增產(chǎn)一百八十萬石，或減產(chǎn)一百八十萬石。此數(shù)字關(guān)系重大，因此必須鼓勵農(nóng)民生產(chǎn)。

法律

李悝為了進一步實行變法，鞏固變法成果，匯集各國刑典，著成《法經(jīng)》一書，通

過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quán)。

《法經(jīng)》兵6篇，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晉書·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經(jīng)》，“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wǎng)》、《捕》二篇，其輕狡、越域、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

《法經(jīng)》的編訂，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春秋末年，晉、鄭諸國作刑鼎或刑書，以公布新的法律條文。到戰(zhàn)國時，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出現(xiàn)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諸國法”，修訂出《法經(jīng)》六篇，包括盜、賊、囚、捕、雜、具。盜是指侵犯財產(chǎn)的犯罪活動，大盜則戍為守卒，重者要處死。窺宮者和拾遺者要受臏、刖之刑，表明即使僅有侵占他人財物的動機，也仍構(gòu)成犯罪行為。賊律是對有關(guān)殺人、傷人罪的處洽條文，其中規(guī)定，殺一人者死，并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囚、捕兩篇是有關(guān)劾捕盜賊的律文。雜律內(nèi)容包羅尤廣，包括以下幾類：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關(guān)盜竊符璽及議論國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規(guī)定。④嬉禁。關(guān)于賭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關(guān)官吏貪污受賄的禁令。如規(guī)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以下受賄的要處死。具律是《法經(jīng)》的總則和序例。《法經(jīng)》出現(xiàn)后，魏國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帶往秦國，秦律即從《法經(jīng)》脫胎而成，漢律又承襲秦律，故《法經(jīng)》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農(nóng)業(yè)

李悝是重農(nóng)主義的開山祖，他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使魏國因而富強。李悝的盡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詳，只能從《漢書》 “食貨志”的記載略窺梗概。他指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居邑叁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矣。”

農(nóng)夫因為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現(xiàn)象，造成糧食的減產(chǎn)，糧價因而上揚。然而“耀甚貴傷民，甚賤傷農(nóng)；民傷則離散，農(nóng)傷則國貧。”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也以，“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nóng)益勸。”

重農(nóng)主義在商鞅手中達到了極致，他承繼了李悝的辦法而加以擴大，他體認到“國之所以興者，農(nóng)戰(zhàn)也”，“農(nóng)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而且“農(nóng)少、商多”的結(jié)果是“貴人貧、商貧、農(nóng)貧”，因而極力抑制末業(yè)(特別是商業(yè))，而使游食者群趨于農(nóng)，以達到“搏以于農(nóng)”、“壹民于農(nóng)的”的目的。史載商鞅的變法令云：

“大小戳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fù)其身。事末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來獎勵耕織，并以收為官奴的方法懲罰工商和怠惰貧窮的人。行之十年，家給人足。為了達到地盡其利，乃“開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舉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認，宣布舊田制的終結(jié)，而造就了秦國的富強。兵法說“帶甲數(shù)十萬，民有余糧弗得食也。”無論是經(jīng)由重商或重農(nóng)而求得國家富強，都必須在統(tǒng)治者的掌握中才能發(fā)揮效用。所以統(tǒng)治者在求國力整體富厚的同時，也都進行積聚。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秦繆公號為賢主，尚且如此，中

人以下，更無足數(shù)。戰(zhàn)國時代，各國之積聚以粟為主。蘇秦說齊宣王曰：“齊粟如邱山”；說楚威王、趙肅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積聚的結(jié)果，當然加重人民的負擔。由余在看了秦繆公的宮室積聚后，感慨地說：“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田制與賦稅改革后，地租由提供勞役（助、藉）改征實物（履畝而稅、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結(jié)果，雖有使稅負公平的作用，卻也使稅率超脫了原有的限制。魯哀公喟歡“二，吾猶不足”，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一要來得重。春秋晚年齊國的情況是：“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晉國也是“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饉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戶口不加，而租入歲倍，此由多課也。”

因此，列國爭勝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國君而農(nóng)民依然貧苦，上下之間分配的不均益趨嚴重，求均的呼聲乃應(yīng)時而起。

思想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quán)，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干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quán)的禮制則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quán)。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quán)已經(jīng)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zhàn)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zhàn)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jié)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fù)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fā)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既不能復(fù)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fā)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shù)、勢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shù)，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jié)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quán)勢，要獨掌軍政大權(quán)，術(shù)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quán)、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當代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qū)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quán)，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yīng)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著作

李悝的著作著錄于《漢書·藝文志》者有法家類《李子》三十二篇，儒家類《李克》七篇；兵權(quán)謀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術(shù)都屬于法家范疇，故其大多數(shù)作品被列入法家類。由于他和子夏學派有一定的關(guān)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帶有幾分儒家色彩，《藝文志》將其列入儒家也不為無因。以上三種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晉或隋唐時尚有零簡殘篇傳世。如《水經(jīng)注》和《文選·魏都賦》注都引有《李克書》。由于《漢書》以李悝與李克為兩人，后代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法經(jīng)》早已不存，唯桓譚《新論》中有關(guān)于《法經(jīng)》內(nèi)容的簡述，《晉書·刑法志》也有類似的記載。《新論》已亡佚，桓譚介紹《法經(jīng)》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七國考》之中，是我們今天了解《法經(jīng)》的重要依據(jù)。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法經(jīng)》，夾雜了天尊、佛像等語，當是誤引他書所致，故難以憑信。

軼事

魏文侯對李悝說：“先生曾經(jīng)教導(dǎo)我說：‘家貧就想得賢妻，國亂就想得賢相’'。如今要安排宰相，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這兩個人您看怎么樣？”

李悝回答說：“我聽說，卑賤的人不替尊貴的人謀劃，疏遠的人不替親近的人謀劃。我的職責在宮門以外，不敢承擔這個使命。”文侯說：“先生面對此事就不要推辭了。”李悝說：“這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緣故。平時看見他親近

哪些人，富有時看他結(jié)交哪些人，顯貴時看他推舉哪些人，不得志時看他不做哪些事，貧苦時看他不要哪些東西，有這五條足能決定誰當宰相了，何需依靠我李克呢！”文侯說：“先生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經(jīng)決定了。”

李悝快步走出去，到翟璜家中拜訪。翟璜說：“今天聽說君主召見先生去選擇宰相，結(jié)果是誰當宰相呢？”李悝說：“魏成子當宰相了。”翟璜氣得變了臉色，他說：“就憑耳目的所見所聞，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將吳起是我推薦的。君主對內(nèi)地最憂慮的是鄴郡，我推薦了西門豹。君主計劃要攻伐中山國，我推薦了樂羊。中山攻滅后，派不出人去鎮(zhèn)守，我推薦了先生。君主的兒子沒有師傅，我推薦了屈侯鮒（fù，付）。我哪一點比魏成子差！”李悝說：“您向您的君主推薦我的目的，難道是為了結(jié)黨營私來謀求做大官嗎？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鐘俸祿，十分之九用在外邊，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從東方聘來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這三個人，君主把他們奉為老師。您所推薦的那五個人，君主都任他們?yōu)槌迹趺茨芨撼勺酉啾饶兀俊钡澡t疑徘徊后拜兩拜說：“我翟璜是淺薄的人，說話很不得當，我愿終身做您的弟子。”

評價

司馬遷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李悝“富國強兵”

。這些記載都表明，文侯時魏能走上富強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貢獻。李悝是魏國丞相。

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時便對其他各國震動很大，從而引發(f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全國性變法，為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鋪平了道路。后來著名的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等，無不受到李悝變法的影響。

戰(zhàn)國時期魏國丞相李悝簡介,李悝是哪一家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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