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鮑鵬山猛批《商君書》，說商鞅是惡棍 回復(fù)：為什么鮑鵬山猛批《商君書》，說商鞅是惡棍
因為鮑鵬山是個SB。
他謙虛地說自己的論述都在“掛一漏萬”的基礎(chǔ)上，也就是說那些批評商君的地方商君以及商鞅變法有關(guān)的一部分，但他永遠只說這一部分，另一部分不說。這種觀點怎么能相信呢？就好比一個人臉上有痣，就說這人多丑多丑，把這顆痣無限放大話大說特說，這樣客觀嗎？沒有聽過”瑕不掩玉“一說嗎？
還有，他的觀點都是站在當代普世值觀的基礎(chǔ)上說的，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古人，這是不對的。商鞅變法在當時來說是順應(yīng)了歷史潮流，是先進的。當時的法家雖然是維護君主專制，但君主之下還是提出了平等一說。不能因為君主專制就否定了君主之下的平等相對于之前的奴隸制社會是先進的。什么舉世皆奴，扯淡！如果硬要這樣說，現(xiàn)代與古代有什么區(qū)別嗎？難道我們這些百姓不是奴隸嗎？用今天的標準去衡量古人，孔子的很多觀點都是對的，因為他太超前了，也意味著他的學說在當時是不適用的。就比方說我們現(xiàn)在提出”多夫多妻制”或者“人與動物平等”等等觀點，這在未來是有可能出現(xiàn)的，但這是荒謬的。正如孔子的觀點在當時來說是荒謬的，所以沒有一國采用他的學說治國。
評價古人，要用同時期的世界觀、價值觀去衡量。比方說康有為、梁啟超提出的君主立憲在當時來說是先進的，我們不能因現(xiàn)在是共和制社會所以就去抨擊他們。
只能說鮑鵬山?jīng)]有將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與變法相結(jié)合就下了結(jié)論，這樣做是不對的~
對于變法我想現(xiàn)代人大多是認同的，今天許多叫獸將商鞅變法的目的歸結(jié)于富國強兵則有失偏頗，《商君書》中明白無誤地指出：強國、利民。而忽略其利民的本意而訴之于惡棍、梟雄，其意何為也？
大多數(shù)人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是現(xiàn)實，不要說在節(jié)奏緩慢的2500年前，就是現(xiàn)在人類的惰性依然是何其強大。就拿我想戒煙來說，抽煙有害健康這是明白不過的東西了，可解除煙癮對我等常人還是需要很大的決心的。我不能堅決戒煙卻遑論“文章本無根，全憑煙來熏”。可見商鞅變法之難，不知要面對多少我等甘龍杜摯矣。
從秦國對百姓的所作所為看，鮑鵬山的觀點是正確的，秦國的迅速滅亡以及天下百姓一呼萬應(yīng)匯成倒秦洪流也證明了鮑鵬山的結(jié)論是對的！
商君書提出治國理念，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統(tǒng)治者，則會更喜歡壹民。
讀《史記》中的商鞅傳，商鞅是一個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的人物。
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堅定，理想執(zhí)著，目光遠大，行起事來雷厲風行，果斷斬決，一意孤行，不計后果。他具備了一切改革家應(yīng)當具備的優(yōu)點，又有秦孝公始終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著手，放著心，讓他這把鋒銳的刀在秦國羸弱多疾的肌體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這邊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業(yè)，讓連續(xù)幾代積貧積弱的秦國一躍而為諸侯列國的前茅，且矛頭所向，勢如破竹，“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桑弘羊)，奠定了秦統(tǒng)一六國的政治體制基礎(chǔ)、思想基礎(chǔ)和軍事基礎(chǔ)。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記》記載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為他是一個善處事而不善自處的人，或者說，他能做大事，卻只能做小人。處事練要，為人刻薄。為國謀，善；為己謀，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卻敗了。郭沫若認為，他與秦孝公都是大公無私的人(順便提一下，“公私分明”這個詞最早就出現(xiàn)在《商君書》里)，其實孝公還有為子孫謀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獻出來了。《戰(zhàn)國策·秦策三》記秦國后來的應(yīng)侯范睢說商鞅：
事奉孝公，竭盡自己所能沒有二心，一心為公不顧私利，使賞罰誠信而致國家大治，用盡自己的才智，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騙故友，俘虜了魏國的公子卬，最終幫秦國擒獲敵將破敗敵軍，掠地千里……
[原文：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
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獻出去的地步。為了秦國，他把自己的名譽、人格都丟棄不要了。當一個人對一種政治實體皈依到“無己”的地步，悲劇也就開始了。因為人類畢竟還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則。這關(guān)乎著人類的尊嚴、價值、幸福的根基，這是人與上帝之間的信諾，是一切一時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駕的。郭沫若都對此不能理解：“雖然是兵不厭詐，人各為主，但那樣的出賣朋友，出賣故國，實在是可以令人驚愕的事。”秦孝公死，那個被商鞅處罰過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風聲日緊，不祥的陰云越來越濃，已請求退休，蟄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帶著家屬老母要回歸魏國。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為您竟然能出賣欺騙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們無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國強大，各諸侯國還不敢得罪秦國，誰也不敢收留他。《呂氏春秋·無義篇》就此議論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出賣良心去附會政治，拋棄價值去迎合權(quán)勢，這種“大公無私”，實在是中國幾千年來知識分子常常發(fā)作的羊角瘋啊。
讓人憐，又是他被車裂的結(jié)局。當他被復(fù)仇的人群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故國不接納他，他只好帶著他的為數(shù)寥寥的徒屬北上擊鄭，做無望的困獸之斗。他大約想在秦以外自營一塊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無立錐之地。那些官銜、封號、連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頃刻之間都灰飛煙滅。諸侯各國紛紛對他關(guān)起大門，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閉門不出的公子虔，對他咬牙切齒；眼前是四面豎起的墻壁，一片說“不”的聲音，“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員之廣，除了那幾個死心塌地的徒屬，再無他的朋友—他以前太無視朋友的價值，太踐踏基本的為友之道了。當個人毫無自身的獨立意志與獨立操持，拋棄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條而依附體制時，體制能給予你的，當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jié)局(假如再沒有外部壓力或?qū)ν獠繅毫φf“不”的話)。聰明絕頂?shù)纳眺彪y道真的不知道這一天終會到來？在他被車裂前五個月，趙良就警告過他：“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國以罪名來收捕你的，人數(shù)會少嗎？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個月后，可憐的、走投無路的、被世人所拋棄的商君，被殺死在鄭國的黽池，然后尸體又被殘忍地車裂(此據(jù)《史記·商鞅列傳》。《秦本紀》言似直接車裂)。咬牙切齒的復(fù)仇者們殺了商鞅全家，包括白發(fā)蒼蒼的老母。到此時，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獻給秦國了。其罪名真是極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個把良心生命都獻了出來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卻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發(fā)蒼蒼的老母血濺屠刀的時候，這個力倡大公無私的人，是何等樣的想法？
所以，對商鞅，我實在不忍心說他的壞話。事實上，我內(nèi)心里倒給他十分的敬意。在讀到他走投無路仰天長嘆時，還為他掬一把心酸淚。可是，讀完《商君書》，卻又不得不說他的壞話。好在《商君書》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認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則認為除《境內(nèi)》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這樣，我寫下面的文字時，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別扭—且讓我這樣自欺一回罷。《史記》中的商鞅和《商君書》中的商鞅，確實給我兩個極不協(xié)調(diào)的形象。如果《史記》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那么，《商君書》中的商鞅形象則是令我懼、令我惡、令我恨。
事實上，對商君，司馬遷的態(tài)度也頗曖昧。在寫有關(guān)商鞅的行事及政績時，太史公幾無一句貶責之詞，甚至說出“秦民大悅”的話來。同時還令人可疑地寫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跡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shù)，挾持浮說，非其質(zhì)矣。”這不能不說有為商鞅開脫之嫌。可是，在傳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這不頗有點幸災(zāi)樂禍的味道么！
若國家如《商君書》所云，極而言之，則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國家當是監(jiān)獄。商鞅治理下的秦國，固然具有極強的攻擊力，在列國紛爭中頻頻得手，但對人民來說，卻毫無幸福可言。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實在是極大的不幸。最后，這個為秦國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二
《商君書》，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勝民。這是我讀枯瘠、冷酷、蠻不講理的《商君書》后得出的結(jié)論。
壹民，據(jù)我的分析，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家只要一種“民”—耕戰(zhàn)之民，平時耕田，戰(zhàn)時攻敵。其他如“學民”、“商民”、“技藝之民”(《農(nóng)戰(zhàn)篇》所列)、“士”、“以言說取食者”、“利民”(吃利潤的人或投資者。《去強篇》所列)等等，則統(tǒng)統(tǒng)是危害國家的“虱子”，應(yīng)使他們無路可走，從而逼他們歸入“農(nóng)戰(zhàn)”一途。二是，國民只做一件事：農(nóng)戰(zhàn)。農(nóng)與戰(zhàn)看似兩件事，實則是一件事。民為體，農(nóng)戰(zhàn)為用，一體而二用。其目的則在于建立一個絕對一元化的社會，使社會結(jié)構(gòu)簡化、單一化、垂直化，社會生活單調(diào)化，由一個絕對中心控制：
《賞刑》曰：?
圣人的治國，實行一種賞賜，一種刑罰，一種教育。
[原文：圣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
《算地》曰：
對內(nèi)，要求人民一律從事農(nóng)業(yè)；對外，要求人民一律盡力戰(zhàn)爭……人民的傾向一致，才肯務(wù)農(nóng)。人民務(wù)農(nóng)就樸實。人民樸實，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蕩。
[原文：入使民壹于農(nóng)，出使民壹于戰(zhàn)……民壹則農(nóng)，農(nóng)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壹民”的目的，當然在于使民“樸”，也就是愚樸順從。“壹民”的具體措施，則是先從經(jīng)濟(利益)的一元開始，然后達成政教的一元：
《說民》曰：
人民的欲望有千萬種，而滿足的途徑只許有一條(農(nóng)戰(zhàn))。
[原文：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百姓的欲望千差萬別，而我們只讓它們從一個渠道來達成：農(nóng)戰(zhàn)。這就是一切專制國家所津津樂道地宣傳的集權(quán)的好處：能集中社會所有力量于一途，從而達成一般民主國家所不能達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眾深被創(chuàng)傷，付出代價，則在所不計，而民眾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靳令》曰：
抱定十個方針，國家就亂；抱定一個方針，國家就治。
[原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
朝廷的利祿，從一個孔兒出來，國家就無敵。
[原文：利出壹空者，其國無敵。]
《農(nóng)戰(zhàn)》曰：
國家實行“絕對一律”一年，就十年強盛；實行“絕對一律”十年，就百年強盛；實行“絕對一律”百年，就千年強盛，千年強盛的國家，就成就王業(yè)了。?
[原文：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
這種運用國家機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統(tǒng)一到政府目標上來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點卻無論如何不能熟視無睹：
一，這種做法無視一切個體意志與個體差異，使社會目標單一化，蔑視并抹去了任何一個特殊個體的個人目標，個體幸福被當作不正當?shù)挠蠛蛧壹w的障礙物而踏平碾碎，個人只是實現(xiàn)政府目標的手段與工具，像《商君書》中的“民”，只是國家生產(chǎn)的工具和戰(zhàn)爭的工具。只有利用的價值，而沒有被關(guān)心的意義。作為一個個體，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是一個機器中無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無獨立價值與尊嚴，不僅其精神存在被當作無用有害的東西而徹底抹殺，甚至其肉體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視他能否充當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標完全合乎道德，合乎全民或全民中絕大多數(shù)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其與人類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馳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個體幸福。而沒有個體幸福，只有秩序和政府意志的社會，我們只能說它是—監(jiān)獄或勞改營了。而商鞅在秦國設(shè)立的監(jiān)獄更絕：他不容許有人給罪犯送飯，說這樣就能令人懼怕監(jiān)獄而認真開墾農(nóng)田(《墾令篇》)，這真正是斬盡殺絕。不過，我們可以這樣想一想：不墾田，就要進監(jiān)獄，政府的專斷已使墾田不再是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開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脅。而另一方面，監(jiān)獄中只有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才對監(jiān)獄外的良民構(gòu)成威懾，這恰好證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國，與監(jiān)獄的差別只在于有沒有面包而已，秦國的社會只不過是有面包的監(jiān)獄罷了(假如秦國的百姓能有面包吃的話)，良民和罪犯一樣，都是沒有自由的。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任何個人幸福。當然，奴才除外。專制國家只能有兩種人：對體制感到痛苦卻不得不服從的奴隸；因長期服從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奴才沒有幸福，只有幸福的感覺，甚至幻覺。有一種現(xiàn)象非常有趣：在專制時代或?qū)Ｖ茋遥藗兺貏e熱衷于探討或鼓吹幸福的主觀性。而對幸福的客觀性—幸福所需要的社會條件則有意加以忽略。這種對幸福的探討，是典型的奴才哲學，或是有意的獻媚哲學。
二，在一個獨裁的社會里，政府目標的合理性是無法得到保證的，甚至大多數(shù)時候更只是一小撮人的意愿。所以，全民意志的高度統(tǒng)一往往變成了一種異己的怪獸，不僅每一個生存其中的個體被它吞噬，而且這種國家力量在“一致對外”的時候，還極可能使一個國家變成全人類的禍患。秦國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稱為“虎狼之國”，讀《商君書》中的《境內(nèi)》篇，通篇都寫著血淋淋的“斬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傳統(tǒng)，在變法后的秦國，掃地以盡。據(jù)《史記》累計，秦在統(tǒng)一過程中斬殺的六國人數(shù)在一百五十萬以上。這還不包括秦國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數(shù)。像白起這樣極其殘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將軍。可以說，秦國殘忍地踐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則。這種現(xiàn)象不僅在戰(zhàn)國時代的秦國那里充分顯示出來，二戰(zhàn)期間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現(xiàn)代的“虎狼之國”。
“壹民，”還有一種作用，那就是在整個社會造成一種垂直性的上下關(guān)系，而斬斷一切橫向的平行關(guān)系，這是一切專制政治的基本構(gòu)圖。在這種垂直關(guān)系的最上端，只有一個人：君王。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guī)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與反復(fù)無常的性情領(lǐng)導(dǎo)一切。”這里我想對商君打擊秦國宗族權(quán)貴說一點看法。我們當然不會同情宗族大姓，但假如我們不從道德角度看問題，那就會發(fā)現(xiàn)，打擊這些世襲經(jīng)濟特權(quán)和政治特權(quán)的宗族，實際上其目的就是為了君主獨裁！吳起、李悝，包括屈原所做的，都是這樣的工作。我們從《尚書·周書·洪范篇》及《國語·周語》中召公諫厲王一節(jié)中知道，周代政體應(yīng)是貴族民主制的，國家行政首腦“天子”，是必須聽取斟酌各方意見，接受各方約束的。而一旦拒絕這種約束，如周厲王，其結(jié)果并不是周厲王肆無忌憚大肆鎮(zhèn)壓，并在最后玉石俱焚，王朝崩潰(這是中國后來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基本模式)，而是周厲王被流放，周公與召公共同執(zhí)政。發(fā)生變故的只是天子一人，社會并沒有太大的震蕩。出現(xiàn)這種局面乃是由于權(quán)力有了制約機制，而制約權(quán)力的就是貴族集團。所以，要實行封建的君主專制，必須先打倒貴族集團，解除貴族集團對君權(quán)的限制。所以，商君也好，李悝也好，吳起也好，他們把打擊貴族集團當作實現(xiàn)政治一元的必經(jīng)之徑，必要手段，這當然也就形成了后來韓非所說的“法術(shù)之士”與“大臣”(宗族成員)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所以，“壹民”，是一個大大的烏托邦狂想，而一切烏托邦最終都是以一元社會為基本特色。設(shè)若國家如《商君書》所云，極而言之，則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國家當是監(jiān)獄。事實上，一個絕對一致的一元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監(jiān)獄，所有的人民都是勞改犯，在國家指令下勞作，在勞作中改造，茍生，創(chuàng)造國家財富，維持國家生存，而個體自身，則只有義務(wù)，沒有任何實質(zhì)意義上的權(quán)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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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提出治國理念，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統(tǒng)治者，則會更喜歡壹民。
讀《史記》中的商鞅傳，商鞅是一個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的人物。
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堅定，理想執(zhí)著，目光遠大，行起事來雷厲風行，果斷斬決，一意孤行，不計后果。他具備了一切改革家應(yīng)當具備的優(yōu)點，又有秦孝公始終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著手，放著心，讓他這把鋒銳的刀在秦國羸弱多疾的肌體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這邊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業(yè)，讓連續(xù)幾代積貧積弱的秦國一躍而為諸侯列國的前茅，且矛頭所向，勢如破竹，“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桑弘羊)，奠定了秦統(tǒng)一六國的政治體制基礎(chǔ)、思想基礎(chǔ)和軍事基礎(chǔ)。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記》記載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為他是一個善處事而不善自處的人，或者說，他能做大事，卻只能做小人。處事練要，為人刻薄。為國謀，善；為己謀，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卻敗了。郭沫若認為，他與秦孝公都是大公無私的人(順便提一下，“公私分明”這個詞最早就出現(xiàn)在《商君書》里)，其實孝公還有為子孫謀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獻出來了。《戰(zhàn)國策·秦策三》記秦國后來的應(yīng)侯范睢說商鞅：
事奉孝公，竭盡自己所能沒有二心，一心為公不顧私利，使賞罰誠信而致國家大治，用盡自己的才智，表達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騙故友，俘虜了魏國的公子卬，最終幫秦國擒獲敵將破敗敵軍，掠地千里……
[原文：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
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獻出去的地步。為了秦國，他把自己的名譽、人格都丟棄不要了。當一個人對一種政治實體皈依到“無己”的地步，悲劇也就開始了。因為人類畢竟還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則。這關(guān)乎著人類的尊嚴、價值、幸福的根基，這是人與上帝之間的信諾，是一切一時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駕的。郭沫若都對此不能理解：“雖然是兵不厭詐，人各為主，但那樣的出賣朋友，出賣故國，實在是可以令人驚愕的事。”秦孝公死，那個被商鞅處罰過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風聲日緊，不祥的陰云越來越濃，已請求退休，蟄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帶著家屬老母要回歸魏國。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為您竟然能出賣欺騙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們無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國強大，各諸侯國還不敢得罪秦國，誰也不敢收留他。《呂氏春秋·無義篇》就此議論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出賣良心去附會政治，拋棄價值去迎合權(quán)勢，這種“大公無私”，實在是中國幾千年來知識分子常常發(fā)作的羊角瘋啊。
讓人憐，又是他被車裂的結(jié)局。當他被復(fù)仇的人群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故國不接納他，他只好帶著他的為數(shù)寥寥的徒屬北上擊鄭，做無望的困獸之斗。他大約想在秦以外自營一塊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無立錐之地。那些官銜、封號、連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頃刻之間都灰飛煙滅。諸侯各國紛紛對他關(guān)起大門，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閉門不出的公子虔，對他咬牙切齒；眼前是四面豎起的墻壁，一片說“不”的聲音，“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員之廣，除了那幾個死心塌地的徒屬，再無他的朋友—他以前太無視朋友的價值，太踐踏基本的為友之道了。當個人毫無自身的獨立意志與獨立操持，拋棄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條而依附體制時，體制能給予你的，當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jié)局(假如再沒有外部壓力或?qū)ν獠繅毫φf“不”的話)。聰明絕頂?shù)纳眺彪y道真的不知道這一天終會到來？在他被車裂前五個月，趙良就警告過他：“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國以罪名來收捕你的，人數(shù)會少嗎？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個月后，可憐的、走投無路的、被世人所拋棄的商君，被殺死在鄭國的黽池，然后尸體又被殘忍地車裂(此據(jù)《史記·商鞅列傳》。《秦本紀》言似直接車裂)。咬牙切齒的復(fù)仇者們殺了商鞅全家，包括白發(fā)蒼蒼的老母。到此時，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獻給秦國了。其罪名真是極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個把良心生命都獻了出來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卻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發(fā)蒼蒼的老母血濺屠刀的時候，這個力倡大公無私的人，是何等樣的想法？
所以，對商鞅，我實在不忍心說他的壞話。事實上，我內(nèi)心里倒給他十分的敬意。在讀到他走投無路仰天長嘆時，還為他掬一把心酸淚。可是，讀完《商君書》，卻又不得不說他的壞話。好在《商君書》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認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則認為除《境內(nèi)》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這樣，我寫下面的文字時，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別扭—且讓我這樣自欺一回罷。《史記》中的商鞅和《商君書》中的商鞅，確實給我兩個極不協(xié)調(diào)的形象。如果《史記》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憐，那么，《商君書》中的商鞅形象則是令我懼、令我惡、令我恨。
事實上，對商君，司馬遷的態(tài)度也頗曖昧。在寫有關(guān)商鞅的行事及政績時，太史公幾無一句貶責之詞，甚至說出“秦民大悅”的話來。同時還令人可疑地寫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跡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shù)，挾持浮說，非其質(zhì)矣。”這不能不說有為商鞅開脫之嫌。可是，在傳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這不頗有點幸災(zāi)樂禍的味道么！
若國家如《商君書》所云，極而言之，則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國家當是監(jiān)獄。商鞅治理下的秦國，固然具有極強的攻擊力，在列國紛爭中頻頻得手，但對人民來說，卻毫無幸福可言。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實在是極大的不幸。最后，這個為秦國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二
《商君書》，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勝民。這是我讀枯瘠、冷酷、蠻不講理的《商君書》后得出的結(jié)論。
壹民，據(jù)我的分析，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家只要一種“民”—耕戰(zhàn)之民，平時耕田，戰(zhàn)時攻敵。其他如“學民”、“商民”、“技藝之民”(《農(nóng)戰(zhàn)篇》所列)、“士”、“以言說取食者”、“利民”(吃利潤的人或投資者。《去強篇》所列)等等，則統(tǒng)統(tǒng)是危害國家的“虱子”，應(yīng)使他們無路可走，從而逼他們歸入“農(nóng)戰(zhàn)”一途。二是，國民只做一件事：農(nóng)戰(zhàn)。農(nóng)與戰(zhàn)看似兩件事，實則是一件事。民為體，農(nóng)戰(zhàn)為用，一體而二用。其目的則在于建立一個絕對一元化的社會，使社會結(jié)構(gòu)簡化、單一化、垂直化，社會生活單調(diào)化，由一個絕對中心控制：
《賞刑》曰：?
圣人的治國，實行一種賞賜，一種刑罰，一種教育。
[原文：圣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
《算地》曰：
對內(nèi)，要求人民一律從事農(nóng)業(yè)；對外，要求人民一律盡力戰(zhàn)爭……人民的傾向一致，才肯務(wù)農(nóng)。人民務(wù)農(nóng)就樸實。人民樸實，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蕩。
[原文：入使民壹于農(nóng)，出使民壹于戰(zhàn)……民壹則農(nóng)，農(nóng)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
“壹民”的目的，當然在于使民“樸”，也就是愚樸順從。“壹民”的具體措施，則是先從經(jīng)濟(利益)的一元開始，然后達成政教的一元：
《說民》曰：
人民的欲望有千萬種，而滿足的途徑只許有一條(農(nóng)戰(zhàn))。
[原文：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百姓的欲望千差萬別，而我們只讓它們從一個渠道來達成：農(nóng)戰(zhàn)。這就是一切專制國家所津津樂道地宣傳的集權(quán)的好處：能集中社會所有力量于一途，從而達成一般民主國家所不能達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眾深被創(chuàng)傷，付出代價，則在所不計，而民眾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靳令》曰：
抱定十個方針，國家就亂；抱定一個方針，國家就治。
[原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
朝廷的利祿，從一個孔兒出來，國家就無敵。
[原文：利出壹空者，其國無敵。]
《農(nóng)戰(zhàn)》曰：
國家實行“絕對一律”一年，就十年強盛；實行“絕對一律”十年，就百年強盛；實行“絕對一律”百年，就千年強盛，千年強盛的國家，就成就王業(yè)了。?
[原文：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
這種運用國家機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統(tǒng)一到政府目標上來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點卻無論如何不能熟視無睹：
一，這種做法無視一切個體意志與個體差異，使社會目標單一化，蔑視并抹去了任何一個特殊個體的個人目標，個體幸福被當作不正當?shù)挠蠛蛧壹w的障礙物而踏平碾碎，個人只是實現(xiàn)政府目標的手段與工具，像《商君書》中的“民”，只是國家生產(chǎn)的工具和戰(zhàn)爭的工具。只有利用的價值，而沒有被關(guān)心的意義。作為一個個體，在這樣的社會里只是一個機器中無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無獨立價值與尊嚴，不僅其精神存在被當作無用有害的東西而徹底抹殺，甚至其肉體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視他能否充當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標完全合乎道德，合乎全民或全民中絕大多數(shù)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其與人類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馳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個體幸福。而沒有個體幸福，只有秩序和政府意志的社會，我們只能說它是—監(jiān)獄或勞改營了。而商鞅在秦國設(shè)立的監(jiān)獄更絕：他不容許有人給罪犯送飯，說這樣就能令人懼怕監(jiān)獄而認真開墾農(nóng)田(《墾令篇》)，這真正是斬盡殺絕。不過，我們可以這樣想一想：不墾田，就要進監(jiān)獄，政府的專斷已使墾田不再是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開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脅。而另一方面，監(jiān)獄中只有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才對監(jiān)獄外的良民構(gòu)成威懾，這恰好證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國，與監(jiān)獄的差別只在于有沒有面包而已，秦國的社會只不過是有面包的監(jiān)獄罷了(假如秦國的百姓能有面包吃的話)，良民和罪犯一樣，都是沒有自由的。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有任何個人幸福。當然，奴才除外。專制國家只能有兩種人：對體制感到痛苦卻不得不服從的奴隸；因長期服從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奴才沒有幸福，只有幸福的感覺，甚至幻覺。有一種現(xiàn)象非常有趣：在專制時代或?qū)Ｖ茋遥藗兺貏e熱衷于探討或鼓吹幸福的主觀性。而對幸福的客觀性—幸福所需要的社會條件則有意加以忽略。這種對幸福的探討，是典型的奴才哲學，或是有意的獻媚哲學。
二，在一個獨裁的社會里，政府目標的合理性是無法得到保證的，甚至大多數(shù)時候更只是一小撮人的意愿。所以，全民意志的高度統(tǒng)一往往變成了一種異己的怪獸，不僅每一個生存其中的個體被它吞噬，而且這種國家力量在“一致對外”的時候，還極可能使一個國家變成全人類的禍患。秦國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稱為“虎狼之國”，讀《商君書》中的《境內(nèi)》篇，通篇都寫著血淋淋的“斬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傳統(tǒng)，在變法后的秦國，掃地以盡。據(jù)《史記》累計，秦在統(tǒng)一過程中斬殺的六國人數(shù)在一百五十萬以上。這還不包括秦國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數(shù)。像白起這樣極其殘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將軍。可以說，秦國殘忍地踐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則。這種現(xiàn)象不僅在戰(zhàn)國時代的秦國那里充分顯示出來，二戰(zhàn)期間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現(xiàn)代的“虎狼之國”。
“壹民，”還有一種作用，那就是在整個社會造成一種垂直性的上下關(guān)系，而斬斷一切橫向的平行關(guān)系，這是一切專制政治的基本構(gòu)圖。在這種垂直關(guān)系的最上端，只有一個人：君王。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guī)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與反復(fù)無常的性情領(lǐng)導(dǎo)一切。”這里我想對商君打擊秦國宗族權(quán)貴說一點看法。我們當然不會同情宗族大姓，但假如我們不從道德角度看問題，那就會發(fā)現(xiàn)，打擊這些世襲經(jīng)濟特權(quán)和政治特權(quán)的宗族，實際上其目的就是為了君主獨裁！吳起、李悝，包括屈原所做的，都是這樣的工作。我們從《尚書·周書·洪范篇》及《國語·周語》中召公諫厲王一節(jié)中知道，周代政體應(yīng)是貴族民主制的，國家行政首腦“天子”，是必須聽取斟酌各方意見，接受各方約束的。而一旦拒絕這種約束，如周厲王，其結(jié)果并不是周厲王肆無忌憚大肆鎮(zhèn)壓，并在最后玉石俱焚，王朝崩潰(這是中國后來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基本模式)，而是周厲王被流放，周公與召公共同執(zhí)政。發(fā)生變故的只是天子一人，社會并沒有太大的震蕩。出現(xiàn)這種局面乃是由于權(quán)力有了制約機制，而制約權(quán)力的就是貴族集團。所以，要實行封建的君主專制，必須先打倒貴族集團，解除貴族集團對君權(quán)的限制。所以，商君也好，李悝也好，吳起也好，他們把打擊貴族集團當作實現(xiàn)政治一元的必經(jīng)之徑，必要手段，這當然也就形成了后來韓非所說的“法術(shù)之士”與“大臣”(宗族成員)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所以，“壹民”，是一個大大的烏托邦狂想，而一切烏托邦最終都是以一元社會為基本特色。設(shè)若國家如《商君書》所云，極而言之，則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國家當是監(jiān)獄。事實上，一個絕對一致的一元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監(jiān)獄，所有的人民都是勞改犯，在國家指令下勞作，在勞作中改造，茍生，創(chuàng)造國家財富，維持國家生存，而個體自身，則只有義務(wù)，沒有任何實質(zhì)意義上的權(quán)利。
為什么鮑鵬山猛批《商君書》,說商鞅是惡棍
鮑鵬山猛批《商君書》，稱商鞅為惡棍，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商鞅的法家思想過于嚴苛，缺乏人性關(guān)懷，且在推行變法時手段過于殘忍，給秦國和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zāi)難。首先，從思想層面來看，商鞅的法家思想主張以法治國，強調(diào)嚴刑峻法，輕視文化教育，認為人性本惡，需要通過嚴厲的刑罰來約束和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這種...
為什么鮑鵬山猛批《商君書》,說商鞅是惡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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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fù):為什么鮑鵬山猛批《商君書》,說商鞅是惡棍
只能說鮑鵬山?jīng)]有將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與變法相結(jié)合就下了結(jié)論，這樣做是不對的~對于變法我想現(xiàn)代人大多是認同的，今天許多叫獸將商鞅變法的目的歸結(jié)于富國強兵則有失偏頗，《商君書》中明白無誤地指出：強國、利民。而忽略其利民的本意而訴之于惡棍、梟雄，其意何為也？大多數(shù)人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是現(xiàn)實，...
為什么鮑鵬山猛批《商君書》,說商鞅是惡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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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鵬山解讀歷史文化人物(2017年第5本書《風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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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shè)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于鄙”、“不貪商、于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guān),欲宿...
馬基雅維利主義和法家的區(qū)別在哪些方面
參考文獻：（意大利）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意大利）馬基雅維利：《論李維》（戰(zhàn)國）商鞅：《商君書》（戰(zhàn)國）韓非：《韓非子》鮑鵬山：《鮑鵬山解〈商君書〉》李岳洪：《馬基雅維利共和制思想探析》（載于《棗莊學院學報》2011年6月第3期第28卷）...
(1)商鞅舌戰(zhàn)對象代表的是哪個階級?你認為商鞅變法中哪些內(nèi)容會損害這些...
（1）舌戰(zhàn)對象是奴隸主貴族階級。以下內(nèi)容損害了守舊群臣的利益：1.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權(quán) 2.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本來貴族可以憑借他們的身份獲得利益，而商鞅的這一措施，規(guī)定爵位依軍功授予，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這樣，不用付出努力的利益就沒有了。3.廢井田、開阡陌，抑制了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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